这一点，似乎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没有什么争议。毛泽东的过人之处究竟在哪里？这也是笔者在多年课读文史的过程中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回顾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波澜壮阔，九死九生，临危局而行捭阖，处变机则出奇谋。读他的历史，笔者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充溢心头。因成此文，试将毛泽东同志一生之种种不可思议清浅道来。
公元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诞生在群山环抱的韶山冲。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闭塞乡村，尽管一直有人传闻这里曾是一代圣君大舜歌舞“韶乐”，引来鸾凤和鸣的至祥之地，但是在毛泽东呱呱坠地之时，这里确实也只能说是偏僻的乡下了。关于故乡的荒僻，毛泽东曾经和美国记者斯诺做过一番精彩的回忆。他说：“我十岁时从学校逃跑过一回。我害怕回家挨打，就朝县城的方向走去，我以为城就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山谷里。我逛荡了三天，最后被家里人找回。这时我才晓得我只是来回绕着圈子，我跑过的地方离家最远处只有八里地”。进一步还原毛泽东的出身，我们会发现，毛泽东出生在一个正在走上坡路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是个既吃苦耐劳又极善积聚的普通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精明的农夫，他一生最大的事业就是通过自己的辛苦经营，不断扩大手中掌握的土地规模。有这样一个父亲，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毛泽东本来是很容易成为一个湖南乡间的财主或者“绅士”这样的人物的。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走上这样一条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他讨厌父亲的“敛财”，他同情穷人的苦难，他不安于家乡的闭塞，他要走出乡关，阅尽青山，拯万民于水火，救苍生于倒悬。诚如他的挚友兼论敌梁漱溟先生晚年所言：“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在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铸成毛泽东广济天下之大胸怀的，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也正是这波诡云谲的大变局，才造就了毛泽东一生众多的不可思议！
论及中国近代史事，人们常说：“遭遇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确，自一八四零年以来，国门洞开，外敌肆虐，天朝沦为乱邦，百姓频遭荼毒，古老的中华仿佛走入漫漫长夜，不知何时重见光明。面对变局，无数仁人志士都想要一举破之。康、梁想要依靠皇权破局，可惜皇权早已老朽，就是那皇帝也早已不再可靠；孙中山先生想要破局，可惜他一生东奔西走，四处借力却四处碰壁，到底只是壮志难酬；一生迷信强权的蒋介石也想破局，无奈他始终以弱国心态治国，专信权谋之术，最终也只能在人心丧尽之后，栖身孤岛。如此困局，唯有毛泽东以变应变，最终实现了千年变局的大破解。考察毛泽东一生，一变而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倡之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探寻新路；二变正值中共势微力竭，毛泽东引兵井冈，独辟蹊径，“以农村包围城市”，保留无数革命火种；三变又逢日寇侵华，毛泽东义释宿敌，以一篇“论持久战”烛照抗战行程；四变遭遇美、苏两霸围堵，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纵横捭阖于国际风云际会，最终使众多外敌不敢侧目视我中华，华夏古国浴火重生！何其壮哉，毛泽东！何其伟哉，毛泽东！在很多秉持英雄史观的人心目中，创下如此伟业的毛泽东，一定是当世第一精英。对此，毛泽东的看法却同样不可思议！
以毛泽东创立之功业，称其为当代中国的精英，似乎已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共识。1929年，南社诗人柳亚子就曾在自己的诗文中以“精英”推崇毛泽东，他说：“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指毛泽东、孙中山——引者注)”。应当说，当时当地的毛泽东还在艰难险阻之中苦斗，柳亚子能够对其如此期许，确实堪称慧眼独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人对毛泽东“社会精英”定位的认可。然而，作为社会斗争中的精英人物，毛泽东的心却永远都是与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以“精英”自诩，而是始终把人民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奉为自己一生为之服务的对象。正如他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党、政领导纷纷向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写贺信、赠锦旗、送礼品。对此，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在一份文件上气愤的批道：“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为了彻底杜绝送礼歪风，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批评道：“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任何自视精英，藐视大众，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行为都是与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格格不入的，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精英”，不知要在中共党内受到何等的珍惜与呵护呢！但现实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派的位置，甚至还曾多次遭遇无情的打压。很多人在翻阅邓小平同志的史料时，都会注意到一个词“三起三落”，这是对邓小平一生三次受挫的简要概括。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由毛泽东亲自创立的中央苏区，这位党的伟大领袖也曾经历过三次“大起大落”。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自己的战友们剥夺了总前委书记职务，被迫到闽西赋闲，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一落”；1932年10月，刚刚领到红军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却在宁都会议上遭遇了来自中央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同志的严厉批判，撤去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撤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进一步被彻底架空。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博古甚至还想把毛泽东直接送去苏联“养病”，以方便自己独掌大权。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三落”。面对同志的误解，战友的不信任，毛泽东沉默了。但是，在沉默中，毛泽东并没有消沉。他在积聚力量，他在迎接生命中新的爆发！他依然关心着、关怀着他所热爱的党、他所热爱的党的人民军队。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中彻底垮了下去，笔者实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到底会被写成个什么模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也许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很可能在血染湘江之后不久，也就走到了尽头。是毛泽东超人的忍耐力、坚强的自信力、对共产主义事业深厚的信仰力，挽救了他自己，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是个军事家，这大概是他被人们赋予的所有头衔中最无争议的一个。在战场上，毛泽东仿佛就是一位匠心独运的艺术家，恣意挥洒着智慧的闪光，统帅着他的千军万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他的生命之光彻底熄灭之前，他几乎已经打败了他所有的对手，真可谓战绩骄人，战果辉煌！但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当兵生涯总共只有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毛泽东曾经短时间参加过湘军)。就是在这半年的“戎马生涯”之中，他的主要任务也只是帮助他的战友们写信或者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毛泽东以一介布衣却创下横扫千军的辉煌战绩呢？是毛泽东卓越的哲学思想和务真求实的精神。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战场上的哲学家！比如，毛泽东一生作战，很多时候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或下风之中。国民党雄兵百万，毛泽东只有几万装备不齐的工农红军；日寇铁蹄横扫，毛泽东只有拉大栓的“土八路”和新四军；美国率领武装到牙齿的新“八国联军”气势汹汹，毛泽东只有装备近代化的志愿军。面对强敌，毛泽东最擅长的就是发现敌人的矛盾，利用敌人的矛盾，攻击敌我矛盾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创造出局部的优势，并最终以局部优势取得胜利的累积获得整体战局的大胜。这就是他临敌制胜的法宝。比如，在著名的“四渡赤水”过程中，毛泽东就是在红军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的严重情况下，见缝插针，来回奔袭，在高强度的运动战中，发现了战机，消灭了敌人，摆脱了困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都闪烁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光芒。从某种意义上讲，笔者以为，毛泽东在战场上的胜利，恰恰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胜利。有人曾经说过，毛泽东是战场上的诗人。对此，笔者倒更加愿意相信毛泽东是战场上的哲人，一个用卓越的哲学思想把握战局、赢得胜利的哲人。这或许也就正是毛泽东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军事指挥家们高明之处所在吧？
关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黄克诚大将曾经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说：“他(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然而，就是这个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居功至伟的毛泽东，却又是在党的各种文献资料记载中承认错误次数最多的一个人。1941年6月，由于边区征粮工作出现失误，有人说怪话：雷公怎不劈死毛泽东。延安的保卫部门要惩办说怪话的人，是毛泽东制止了这一行为。他说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老百姓反感了呢？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调查工作，不但减轻了群众负担，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延安整风期间，由于在“抢救运动”中搞了扩大化，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志，又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在大会上主动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致歉，不但正确解决了问题，也进一步实现了全党同志的大团结。1958年，毛泽东问自己的秘书高智：“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当高智表示不相信时，毛泽东赞同地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然而，当1962年检讨“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错误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却又一次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是矮化自己吗？不！笔者觉得这些倒是更加显现出了毛泽东的可爱与伟大！
毛泽东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这十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复杂、最扑朔迷离、也最不可思议的十年。很多人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似乎也很正常。考察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带有颠覆性质的革命都是在统治者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由政权的反对者们组织发动起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恰恰相反。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爆发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有机运转的统治秩序之中。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高不可攀，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基础牢靠，统治机构运行有条不紊。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讲，都不应该在当时当地，爆发这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就是在这种看似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亲自点燃了这场大革命的导火索，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最令人费解的岁月。应当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决心之大是空前的。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明确讲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笔者不久之前曾经读到过毛泽东的弟妹朱旦华的一段访谈文章，感觉这位革命老人的一些说法似乎可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出一个新的注脚，或许这也是在毛泽东身后几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逆思考。朱旦华老人说：“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第2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月1版）不管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进程重新回顾文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一片公心是永远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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