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8日 ，我出生在太行山下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我出生的前半年，我的大哥因出天花不治而死，他只活了12岁。死前他读小学三年级。听母亲和村里人说，我大哥很聪明，学习成绩甚好，他小小年纪就最崇拜毛主席，毛笔字写得非常好。

在我一周岁的时候，我的家乡有个风俗叫“抓阄”，就是让这个刚满周岁的婴儿在书本、食品、胭脂等物品中抓，最先抓到什么，就可以断定这个孩子将来最喜欢什么。据母亲讲，在那些物品中，我第一个抓的是大哥留下的语文课本。因此，人们都说，这个孩子长大后肯定最爱读书。

大约在5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书，读的是大姐一年级的课本，我记得头一本书里就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还有“首都北京天安门”。看到毛主席的画像，当时我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无比亲切感。那时候的资讯很不发达，根本不存在对毛主席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但是，我就天真地认定毛主席就是神，毛主席比任何人都伟大！可以说，“毛泽东”这三个字，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启蒙教育的开始。

1965年，我正式入学读书。当时，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学雷锋，一是学大寨。那时，毛主席号召全国“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我稚嫩的心灵中，雷锋叔叔就是社会主义新人，大寨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

1966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老师要求大家背诵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那几天我感冒在家。因为对毛主席充满无限敬仰的感情，带着真感情背诵，几乎在一天时间内，我就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同时还背会60多条毛主席语录。公社下乡干部听说一个不到8岁的小学生能够熟背“老三篇”，让大队党支部书记抱着我在全村社员大会上给大家背诵“老三篇”。这件事，一时在乡里传为佳话。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请求老师：我要到首都北京天安门看望毛主席。老师说，小学生不能到北京，只有中学生才可以。虽然不能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我发誓向雷锋叔叔学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1970年夏天，我被评为政治好、学习好、劳动好、工作好、身体好的“五好学生”，出席全公社中小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且在会上发言。那一年我12岁。1971年春天，小学毕业后我到离家10几里外的一所学校读初中。1972年夏天，我读初中二年级。一篇《为革命而读书》的作文，受到老师好评。语文老师作为范文向全班同学推荐，并出了学校墙报。

1973年，我考入高中。那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山西第一次高中入学考试。在读高中期间，我学习用功，成绩优秀，数学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满分，英语也很好。

在政治上对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张铁生，一个黄帅。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他们反潮流的事迹。我以为，张铁生初中毕业后就下乡务农，担任生产队队长。大学招生考试时，他因为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根本没有时间复习，交白卷也是情有可原的。我在当时就认为，以张铁生的智商，只要他放下集体利益，抓紧时间复习，是能够考出好成绩的。还有黄帅，对孔夫子的师道尊严提出批评，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我在心里主要还是向张铁生学习，暗暗下定决心，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一边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一边复习功课，争取两年以后报名考大学，我自信一定能够靠出好成绩，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学的。

1975年3月15日高中毕业的当天，我就背起书包和衣被回到家乡，第二天就下地劳动了。在当农民的日子里，我依然像读书时一样关心时事政治。1975年冬天，全国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乡亲们都说，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76年夏天，县粮食局从农村选拔干部，让参选人每人写一篇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在那篇作文中写了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必要性、重要性，论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篇材料被有关领导看准，把我调到县粮食局工作。

毛主席逝世后，我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领导起草了一篇讲话稿，其中写道：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永远不可丢！海可枯，石可烂，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忠心永远不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