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上）

原名“终于有一篇文章讲清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

  以下文字据2016年9月10日三联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现场实录整理。主讲人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

  红军长征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于是红一方面军前往，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

  这时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他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张国焘认为他该指挥毛泽东。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

  这样便形成僵局；中央红军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还是兵分两路。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和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从作者的口气看，毛是怕张吃掉他的部队。——编者）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可以说是死亡之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没有重武器，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很惨，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造成大量死亡。当年红军过草地时，这个地方气温非常低，植被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人人都有高原反应。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草地的七天中天是露营，苦不堪言。在草地露营如果有篝火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人就这么饿死了。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过了草地，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当然说这是错误路线。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干脆南下。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毛泽东当时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卓木碉有个喇嘛庙，张国焘这这里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

  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朱德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后来我们立的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如此，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从湖南进了贵州，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薄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这个人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又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