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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上)
送交者:  2019年10月21日11:55:39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上)

原名“终于有一篇文章讲清红军长征的来龙去脉、恩恩怨怨”

 

  以下文字据2016年9月10日三联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现场实录整理。主讲人刘统,1951年生,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

 

  红军长征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毛泽东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于是红一方面军前往,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

  这时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

 

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他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张国焘认为他该指挥毛泽东。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

  这样便形成僵局;中央红军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还是兵分两路。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和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从作者的口气看,毛是怕张吃掉他的部队。——编者)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可以说是死亡之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没有重武器,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很惨,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造成大量死亡。当年红军过草地时,这个地方气温非常低,植被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人人都有高原反应。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草地的七天中天是露营,苦不堪言。在草地露营如果有篝火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人就这么饿死了。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过了草地,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当然说这是错误路线。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干脆南下。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毛泽东当时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这时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军长徐海东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卓木碉有个喇嘛庙,张国焘这这里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

  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朱德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后来我们立的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如此,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从湖南进了贵州,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薄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这个人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又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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