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上海人

原名“含泪活着，上海一家三口人的惊人奋斗史，感动了整个日本”

蛋蛋姐

01

  1989年6月12日，上海虹桥机场，一对夫妇在依依惜别。男的叫丁尚彪，女的叫陈忻星，他们还有一个刚读五年级的女儿。几小时后，丁尚彪将登上前往日本的飞机。

  这一趟，他几乎没有任何退路。几个月前，他因为要办去日本的护照，和单位领导起了争执。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拿了3个月的工资，补上了在原单位的夜校培训费，彻底丢了工作。而两个月前，为了凑足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他和妻子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两个月，终于凑够了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1989年的上海，这相当于他和妻子15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额。

  他将从连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购买的上海，降落在那个遍地是“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日本。

  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这是他梦想中的热土，可以学习改变命运，还可以打工还清债务。他心里想着：“终于要去北海道念书了，就要成功了。”妻子陈忻星也相信，流着泪送他离开，依依不舍却满怀希望。

  几个小时后，丁尚彪降落了。他梦想中的热土——北海道阿寒町，却满目荒凉。这里就像中国的农村。没错，去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在学校地址一栏的“番外地”，意味偏远地区。

  年轻人大量流失，这里人口凋零。日本政府决定此地开办外国语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以给阿寒町带来新的生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就可以来这里留学。可是，在这个贫寒的地方，连本地人都没有工作，留学生更是禁止外出工作。这对和丁尚彪一样负债来日的留学生来说，无异晴天霹雳。

  还债不成，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和留学费。有那么一刻，丁尚彪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回国？他可是透支了夫妻二人未来15年的工资。没有任何退路。被“骗”的丁尚彪决定，逃离阿寒町，转到东京一边打黑工。

  但逃离并不容易，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第一次跑，被抓了回来；第二次，被抓了回来；第三次……前后跑了好几次都被学校抓了回来，还被严加“看管”。不过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苦难都没什么。198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他的几个留学生朋友一起，终于成功逃脱。（我认为这些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来之前就想好在日本打黑工了。其中这很正常。——编者）他们辗转几小时，赶上了去往东京的列车。

  阿寒町虽荒凉，可丁尚彪还是个合法的留学生。逃到东京的丁尚彪便失去了在日合法滞留的签证。他成为“黑户”打黑工挣钱（必需这么干，否则如何还债）。他这一干就是15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发达，朋友信里介绍的可以捡到彩电是真的，能赚钱也是真的——当时在日本刷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丁尚彪在上海一个月的工资。

02

  丁尚彪租了一个靠近铁路的最便宜的一居室，老式的木制阁楼，没有卫生间。窄窄的屋里，唯一的装饰，是女儿10岁时的照片。女儿名叫丁晽，寓意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

  丁尚彪在日本语言不通，但他打了三份工。只能白天在工厂做最低等的工作，晚上到餐馆里刷碗，周末就去做清洁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忙碌，等到工作结束，已是深夜12点。如果连末班车都错过了，他就沿着铁轨，步行回到住处。回到家里，他还要做饭。他每天吃的饭是前一天买的最便宜的菜，晚上做好之后，吃一半，剩下的留着做第二天的午餐。上厕所，是楼下的公共卫生间。深更半夜，澡堂子早就关门了。再说了，丁尚彪也舍不得花钱洗澡。他就在厨房里，拿个塑料袋围起来洗，这样不会漏水到楼下。

  住在铁轨边，火车时不时就轰隆隆的响，轻度睡眠的人根本睡不好。但是，起床-吃饭-上班-睡觉，这样的日子，丁尚彪一过就是8年。家里都劝他回去，但是丁尚彪是黑户，离开了就再别想回去。面对固执的丁尚彪，妻子也怀疑他在日本“有人”了。丁尚彪解释说，“钱都寄回家里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的确，丁尚彪8年没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休息日，都是“汇款日”，8年的积蓄，除却简单的日常开销，悉数寄回了上海。（这就是丁尚彪的希望所在。——编者）

  丁尚彪如此，但是远在上海的家人，过得也并不容易。他寄回上海的钱，妻子陈忻星除了还债，剩下的都存了起来。8年来，陈忻星和女儿丁晽，靠着她在针织厂微薄的工资艰难过活。母女俩共同住着一间小屋，一张床。

  8年来，陈忻星从来没买过新衣服，基本没下过馆子。做饭要到楼下的公共厨房，女儿在家吃饭的时候，她家做点好的；女儿不在，她就白面条里放点盐和酱油凑合。每天除了工作，操持家务，照顾女儿，大事小情她都要操心。修下水道，换灯泡，原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她都能干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让她忍不住会胡思乱想，这么久都不回来，老丁不会“外边有人”了吧。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与外人道，更不能和女儿说，她只能自己咽下去。就这样，和女儿相依为命地过了8年。

  老丁想家了，只能看看墙上挂着的女儿的照片；家人想老丁了，就放一遍他从日本给女儿点的生日歌。无法陪伴妻子和女儿，老丁对家庭充满了愧疚。老式收音机里流淌出的温柔声线，是这个沉默的丈夫和父亲，能想到的最浪漫的弥补。

03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97年，女儿丁晽考取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学。也许，这一家的命运，从这天起，开始有了什么不同。

  上海虹桥机场，8年前，陈忻星曾在这里送别丈夫，现在又要送别女儿，一家三口，分居三个国家，各自飘零。

  喜的是老丁，女儿去美国上学，飞往纽约的飞机要在东京转机，命运慷慨地给了他24小时的时间，弥补8年的父爱。他已经8年没见到女儿。离开时还是黄毛丫头的女儿，如今长成了18岁的少女。

  缺席的岁月滚滚而来，亲情敌不过时间的磋磨，父女俩的见面，宛如熟悉的陌生人。

  老丁先打开话匣子：

  “你长高了，比我还要高。”——“我鞋子高呀。”

  “怎么有白头发了。”——“就是说嘛。”

  “你到外边要好好减肥了呀。”——“用不着减肥。”

  “双眼皮嘛，开过了呀。”——“不要说给别人听嘛。”

  “还记得小时候隔着玻璃窗哭吗？”——“记得一点。”

  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他们是一唱一和的父与女。别人听来稀松平常的对话，里面是深情的翻江倒海。

  老丁带女儿去了他第一家上班的饭店，热心地给认识的员工朋友介绍，“这是我女儿，要去美国上学了”，言语之间满是骄傲。他指给女儿看当年他刷碗的地方，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垒起来的脏盘子，直不起来的腰，一起刷出了女儿的大学费用。

  24小时被切割成琐碎的叮咛，一眨眼就过去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老丁不能送女儿到机场，只能在机场的前一站“日暮里”下车。送别的列车上，一路默默无言。临近终点，丁琳问父亲，“你哭了吗？”——没有回答，日暮里站到了。

  人世间的悲欢从不相通。电车上的乘客在看书，在听歌，在聊天，他们只看到一个拼命忍住还是掉下眼泪的女孩。隔着一道玻璃，有一个男人在站台红了双眼。

  女儿去美国上学后，丁尚彪本来可以回国了，但他觉得，我还年轻，还能打工赚钱，支持女儿的医学梦。不过，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工作不景气，老丁赚钱更难了。但老丁比以前更拼了。

  为了不失业，老丁一口气考了五个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从一个日本字都不认识，到现在成为一个多领域的技术工。老丁究竟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又开始打3份工，白天跑建筑工地，下午做商场保洁，晚上在饭店做饭刷碗，从不停歇。

  女儿去美国上学后，母亲陈忻星一直在申请赴美签证看望女儿，她申请一次被驳回一次。每年可以申请两次，她申请了5年，被拒签11次。终于在第6年，第12次的时候过签。

  除了看望女儿，陈忻星的另一个愿望是，像5年前的女儿一样，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13年没见的丈夫见面，这一次，他们有72小时的时间。

  老丁开始为妻子的到来做准备：他换上新洗的床单被罩，还特意拿出了结婚时妻子亲手缝的枕套。当年的枕套已经旧到脱线，在插队时就结婚的两个人，共同走过了艰难的岁月，也经历了分别13年的思念的煎熬。

  为了这一次见面，13年没买过新衣服陈忻星特意定了一套衣服，还去做了个漂亮的发型。老丁早已经不是13年前的那个年轻小伙了。这一年，还不到50岁的老丁，因为常年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头发花白，人更瘦了。他的牙齿脱落了好几颗，看东西还要带老花镜，连上楼梯都摇摇晃晃。

  13年未见，只有72小时，老丁一遍一遍地考虑，想带妻子去的地方，想说的话，想做的事。真的见到了面，却只有默默地笑。然后是长久地凝视。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老丁的视线，几乎就没离开过妻子。这是相识了几十年的爱人，13年前意气风发的丁尚彪，如今变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丁，13年前年轻的妻子，如今也有了白头发。

  夜幕下的东京城，灯火辉煌，热闹都是别人的。老丁生活了13年的小屋，还是那么破败，屋里唯一的装饰，还是女儿的照片，当然，还多了一个红枕套。

  沉默内敛的爱人，对过去的苦难绝口不提。但陈忻星看到老丁生活的地方，听他说“十几年啊，确实辛苦一点”，委屈和心酸涌上来，咬紧牙关，还是转过头去，拼命擦眼泪。

  第二天，老丁拿出提前做好的攻略，带着妻子去逛他也从未好好逛过的东京城。在浅草，他们一起虔诚地拜佛祈祷，一起吃景点的小吃，去上野逛公园，看樱花，和年轻人一起，合影留念。明媚的春日，久别重逢的喜悦，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恋人。

  漫长的13年，短暂的72小时。依然是乘电车送别，依然是前一站下车，依然一路无言，依然没有拥抱，依然各自悲伤，依然不知道，这一别，还要多少年。

  日暮里站到了，妻子接过老丁帮忙拿的行李，按下涌动的情绪，自始至终没敢看丈夫一眼。列车启动了，她仓促回头，抬手权做告别，电车开出好久，她才绷不住低下头擦眼泪。站台上的老丁，默默地红了眼眶。妻子乘坐的电车离开好久了，他还呆呆地靠在柱子上，叹一口气，抿紧嘴巴，再点个头，告诉自己还要继续。

04

  2004年，开往阿寒町的巴士上，摇摇晃晃地坐着仅有的一个乘客——丁尚彪。

  这一年，女儿即将博士毕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已经完成使命的丁尚彪，终于决定结束15年的异国生涯，离开日本。离开之前，他想去看看导致他人生巨变的边陲小镇阿寒町。

  日语学校关闭了，曾经的教室、宿舍都还在，但周边长满了杂草，一切历历在目，从这里开始，他过了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的15年。

  在丁尚彪为《留学生新闻》撰写的《北海道大逃亡》一文里提到过，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人。因为人口持续减少，阿寒町最终并入了隔壁钏路市，从行政版图上彻底消失。

  对不起，阿寒町，当年因为无奈而离开。再见，日本。15年前，老丁觉得“人生是很悲哀的，人是很脆弱的”。15年后，老丁觉得“人生是值得珍惜的”，也是“很高兴的人生”。

  所谓生活的难，常常是无解的。妻子曾说，一个人，“习惯了”，“也没有办法”；老丁说，“把家庭建设好，把小孩培养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必须要这样，没有办法”。2004年，丁尚彪来到成田机场，眼含热泪，坐飞机回上海。

  日本海关人员看到他的护照，先是大惊失色，然后很快平静下来，之后迅速作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这个黑户，在日15年，按时缴纳税款，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拼命靠着双手，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为他的女儿和家庭，拼出了一个未来。

05

  女儿丁晽医学院毕业后，在美国休斯顿医院当了一名妇产科医生。2008年，丁晽结婚，丁尚彪夫妇随后也来到美国，分居多地15年的家人，终于团聚。

  现在，丁尚彪一家人都已拿到绿卡定居美国，丁琳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也已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

  他们用15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平凡人改变命运的传奇。到这里，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丁，本该安享天伦之乐。但忙碌了一辈子的老丁，再也闲不下来了。语言不通的他，去建筑工地背垃圾，去中国超市跟车送货扛箱子，去韩国饭店洗碗打杂，去日本饭店当厨师。

  他并不以为苦，而是觉得这是了解融入美国社会的机遇。后来听说宾馆工资高，待遇好，他又想去宾馆打工。他想交几千块，去宾馆培训学校。但老丁一句英语都不会，人家不收。他让女儿帮忙写去宾馆的英语简历，女儿让他好好歇着。于是，他拿着谷歌翻译自己写了简历，大雪天第一个去排队面试。面试电话听不懂，他就让路边华人帮忙翻译；录用通知看不懂，他就拿到培训学校去请教。结果一句英语都不懂，一分钱没有花，老丁进入了五星级宾馆工作。

  他也曾受过同事凌霸，但他做了很多份外的工作。还靠着自己在日本的工程经历，帮忙修好了饭店的很多器材，为宾馆省了很多笔钱。慢慢地，他赢得了很多同事的尊重，成为了宾馆里的“三朝元老”，再没有人敢欺负他。如今，他在美国高级酒店当洗碗工已近7年，还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作奖。拿着这个奖，到任何宾馆都会优先录取。

  业余时间，他向纽约的中文杂志投稿，去听免费讲座，看书，写自己的故事。不为别的，可以自己留个纪念，给后代留着看一看。

今年，老丁65岁了。他的人生计划是退休之后，用自己赚到的钱和家人一起周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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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尚彪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含泪活着》。2009年，《含泪活着》被搬上日本大银幕，在影院上映。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声势竟然盖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高居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在电影院海报周围，贴满了日本观众赞许的留言。

  至于我，当然也被感动。不过我如果是丁尚彪，绝不会像他那样。这里没有一丝一毫否定的意思，只是说人各有志。我早就知道当年不少上海人以学生名义到日本和澳大利亚打黑工挣钱。他们只要是能挣钱，什么活儿都干。这点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我在“北大荒”一个农场当“知青”的时候，周围有不少上海人。对他们的个性我应该算是了解一些的。简单地说，只要他们对个人利益想方设法地追求；只要有机会，绝对地非常专注、肯干，否则就是尽可能的不投入，把个人利益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这种个性不该用对错来评价。

  有人把上海人的这种个性，用上海人自己的话来说，是“门槛精”。甚至“老外”都明显感觉到，他们把中国人分成两种人：Chinese和Shanghainese。我倒是觉得出了国，我们还真得向上海人学习他们的吃苦精神和生存本领。当然，这是对生活而言，至于你怎么理解生活的意义，那时另外一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