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之声》（59）干革命为什么那么难？

无套裤汉2019-08-24

[┄] 表示我加的评论、说明、引申或看法。

参阅资料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ndex.html或https://www.marxists.org/admin/search/index.htm

中红网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JDYLLNQJ/JDYLLNQJ.html

十月革命起义图

干革命之所以困难是由于革命必须击败传统势力才能站稳脚步然后有继续革命的可能，而传统势力根深蒂固，非有众人之力，无从把它连根拔起。聚合众人之力既是艺术也是科学；发动群众既有主观要求也包含客观要求，都是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这是把革命暂时看成是一个单纯和孤立的事件所作的分析，事物的历史性发展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即普遍的联系性。因此，列宁告诉我们说：“革命不是按订单进行的，也不会正好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发生，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是在许多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凑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因此革命的成败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还要考虑关于作为历史事件的革命的诸多特殊性原因和后果。换句话说，革命的必然性包含着偶然性，反之亦然，但是偶然性不是孤立的，因此革命的“偶然性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所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恩格斯）

由此我们干革命的困难程度可见一斑，但绝不仅止于此，因为干革命还会触犯主观盲目性的错误，其中包含对阶级对比和阶级关系的盲目性。

“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而且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和复辟半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四修乱华倒退四十年运动联系起来看]，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例如四修倒退运动中侥幸得利于五大红利而崛起和经济飞速发展的特殊性]。”（列宁）[关于五大红利，参阅：《基层之声》（34）《谈从红利到黑害——与民为敌、国将不国的危机》无套裤汉于2019-02-08 http://blog.creaders.net/u/12901/201902/341208.html# 或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8369]

“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那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无可置疑的是实行现代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国特盗集团所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决定着当前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决定性因素才延缓了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进展。换句话说，由于这个反革命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导致革命阶级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取得主动权。]”（同上）

“......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列宁）[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劳动阶级是革命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反革命阶级。介于二者之间的中产小资左翼（不包括民族主义左翼在内）是革命阶级的友军；其右翼（包含民族主义左翼，见下）是反革命阶级的附庸。但后者是附属性质的，依附性强所以不是时代的中心。]

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做表面的描述，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果的客观政治环境。”[特盗集团使用没有希特勒之名的“元首”和没有德国纳粹党之名的“中华纳粹党”的政治活动全面占有国家的财产为几百个盗国资本大家族的族产，这种移花接木式的盗国政治反过来又巩固了盗国经济的基础，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终于成为牢不可破的反革命阶级，四十年不倒台。这也是干革命的基本难点之一。更由于特色盗国集团伪政权将其伪军直接对准人民群众进行集中营式的管理和镇压，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除非能够成功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一如香港人民反送中运动那样的超大规模的人民民主革命斗争，否则还没有试探就已经被击败并置身牢狱。困难的地方在于发动之前的准备工作难于开展，因为受制于成立细胞组织过于困难。]

“我们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常常忘记这一真理。他们还常常忘记，革命中的阶级对比关系是随着革命的进展而变化的。任何真正的革命进步都要吸引更广大的群众参加运动，也就是说，要求更清楚地认识阶级利益，更明确地划清各政治党派的界限和更确切地描绘各个不同政党的阶级面貌；也就是说，要求以更加具体的、明确的、各个阶级的不同要求来代替一般的、抽象的、模糊不清的政治要求。 “（列宁）[中国第二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存在于若干先进人们的脑海里，还没有落实成为物质力量或即使个别组织出现了，但是既不能横向串联也不能纵向联合形成领导，因此组织的巩固和扩大限于规模无法开展。这种困难源自特色盗国集团伪政权严厉禁止任何合法的政党活动。因此中国的二次文革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远超过列宁当年领导的“全民革命”。但是，连带而来的人民群众比较优势是不用对付众多的政党（俄国曾出现过一百多个大小政党），因为敌人是单一的，目标是显然的。] （列宁）

“随着革命的进展，随着革命任务的增长，能够为实现这些任务而斗争的阶级和人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谁要是忘记这一点，谁就会犯大错误。”（列宁）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办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办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逐渐而全面地掌握特盗集团所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变动并作出分析，这将使人民群众对革命的向往、阶级斗争的认识和阶级觉悟得到极大的提高。直到现在，人民群众还处于朴素的阶级觉悟程度，离投身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还有距离，还隔着一道墙——无视官买资产阶级正在走向下坡路而且不能再起死回生这么一堵高墙。这就说明，革命群众对统治阶级变动的掌握是远远达不到革命要求的。犹有进者，关于劳动阶级的阶级变动的分析虽然比较完全，但是还不能深入和广泛传播。因此，对于这两大敌对阶级的阶级变动的系统化分析必须完成而且越快越好。]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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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著名的论断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毫无疑问，没有革命形势，就不可能发生革命，而且并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举出下面三个主要特征，大概是不会错的：（1）统治阶级已经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上层”的这种或那种危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危机，给被压迫阶级不满和愤慨的迸发造成突破口。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2）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苦难超乎寻常地加剧。（3）由于上述原因，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风暴时期，无论整个危机的环境，还是“上层”本身，都促使他们投身于独立的历史性行动。

　　没有这些不仅不以各个集团和政党的意志、而且也不以各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革命通常是不可能的。这些客观变化的总和就叫作革命形势。这种形势在1905年的俄国，在西欧各个革命时代都曾有过；但是，这种形势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德国，在1859—1861年和1879—1880年的俄国也曾有过，当时却没有发生革命。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会产生革命，只有在上述客观变化再加上主观变化的形势下才会产生革命，即必须再加上革命阶级能够发动足以摧毁（或打垮）旧政府的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因为这种旧政府，如果不去“推”它，即使在危机时代也决不会“倒”的。”（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官买资产阶级的统治三十年来因香港革命运动的出现第一次达到危机高潮；眼看其经济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早就因此走上了下坡路；其统治危机即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旦合拢在一起出现互为因果的关系，那么社会危机也就不会远了。但是为什么干革命仍然那么难？最主要的一点是统治阶级不但仍然可以照旧维持以往的统治，而且还不曾出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状况，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贫苦和苦难虽然在客观上日渐加剧，但还没有达到投身于独立的历史行动的主观能动能力，换句话说，中国的革命尽管在酝酿中，然而还没有出现作为革命必要前提的革命形势。]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这做起来特别方便，只要不担保这种前景一定能“实现”……），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同上）[官买资产阶级的刽子手的职能几乎是尽人皆知的普遍常识，而其刽子手职能的伴侣——牧师的职能也随处可见，例如换汤不换药的所谓精准扶贫，什么脱贫攻坚战或“两不愁三保障”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不是牧师职能，由于压迫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不许改变，这些安慰剂形同虚设，对减少后者的苦难和牺牲而言无非是几股热空气而已，但是也造成轻信者暂时的顺从，从而暂时颠覆了他们的革命觉醒与决心。]

列宁说：“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列宁：《论策略书》）[这些缺失来自上面所述的原因，还要加上资产阶级及其豢养的网络牧师们诱逼网民追求无尽的消费，从此成为永不回头的消费奴隶，尽管他们早就成为资本的雇佣奴隶一连数代而不可自拔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双重奴隶制既阻止了革命又组止了生产相对过剩、消费不足造成的危机，于是革命被延缓了，反革命得到奴隶们普遍落后性的激励而大为增强了，恶性循环生生不已地强化了压迫阶级的反革命能力。]

“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单独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不能建筑在情况不明的基础上。如果这样的专政还有可能，那么，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类似当前的民族主义左翼]，‘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撇开资产阶级等等。”（同上）[特别当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小资右翼和民族主义左翼无不争先恐后地显现自己的沙文主义即护国主义或反动的爱国主义。由于他们的落后性，革命必然受到负面影响，他们于是成为反面教员，发挥着反面教员应有的作用。]

“然而，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列宁）[很简洁地说明了联系群众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重要性。必须克服我们自命不凡带来的缺点。]

“┄ ┄ 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拜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不应作渐进主义的俘虏，而应冲破渐进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牢笼，投身到火热的革命运动中去。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列宁明白俄国革命不具备客观物质前提，但是这并不重要，列宁最爱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话：“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当前特盗霸占着的中国也还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其人均生产总值仅排在世界的第七十多位），但是这并不重要，经历过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民群众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丰富的战斗和建设经验，二次文革的爆发及其胜利因此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群众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前，往往处于自发状态，还不能提高到自觉的程度，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群众工作和政治教育。]

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 ┄ 不吸引新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觉醒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改革。”[换句话说，缺乏群众观点会导致革命的失败或政权的丧失。如果竟然越发后退到脱离群众的地步，夸夸其谈、空话连篇或对群众评头论足、到处都看不顺眼、求全责备、泼冷水的话，那就无法与群众打成一片，只好自我孤立起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干革命的困难之处当然比以上所说的要多得多，这里不及备载。其荦荦大者总归是缺乏客观与主观条件或不能够“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 [以至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显然，没有这种观察社会现象的历史观点，历史科学就会无法存在和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观点才能使历史科学不致变成偶然现象的糊涂账，不致变成一堆荒谬绝伦的错误。”（斯大林）“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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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香港人民发动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把干革命困难之处及其原因都作了极其彻底而现实的回顾、检讨与教训，令人感到欣慰和鼓励。这一运动无疑推翻了那种对革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或斥责为胡闹或骚乱的反对革命论调，而把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仍然是推动当今世界历史前进的伟大事业这一点做出了很好的温故而知新的见证。香港革命为以后写《香港人民革命史》的历史家们提供了血泪和汗水浇灌而成的素材和写作的推动力。

香港革命运动已经把内地特盗集团的法西斯专政伪政权不能被人民群众击败的神话彻底推翻；这个伪政权因为香港时代革命的兴起而震惊，因为革命的壮大而动摇，早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特盗集团现在进一步地朝着失败甚至一蹶不振的方向退却；昔日不可一世、夸夸其谈的政治反动、经济虚张声势、社会危机重重而竟然被维稳包装起来的假冒伪劣作风不得不利用列宁所痛斥的沙文主义即护国主义来权充挡箭牌。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被特盗集团从摇篮到坟墓欺骗终生的内地群众知道了香港时代革命的全部真相之后，这个挡箭牌是要被人民群众一脚踢翻的、是要被他们因认识到被欺骗终生而起来和特盗集团斗争到底的。欺骗可以成功于一时，而不可成功于永远。

香港革命之所以能够勇往直前、无惧艰难困苦是由于香港至少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曾被置于法西斯专政之下，因此人民民主革命得以利用港府反动派的资产阶级独裁统治之中的漏洞，在形式的民主自由法制的阶级统治背后巧妙地寻找空隙及有利条件并加以改造和转化，才得以实现其革命目标。所有这些有利于革命的政治环境都是内地群众的人民民主革命所缺少的，因此在那里已经箭在弦上的的革命运动直到今天还没有出现组织化，当然也就没有规模化，更不必谈同香港革命一样的超大规模化了。

当前，内地革命群众必须将斗争目标对准特盗集团伪政权这个主要敌人，尤其重要的是对准其法西斯主义专政这个阻挠革命的根本性敌对因素。在推翻特盗集团伪政权之前，必须打碎其法西斯专政机器，代之以人民民主专政，首先要把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基本权力争取到手，不然就不能够同香港革命一样胜利进军并完成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怎样进行争取四大自由的革命斗争取决于主观条件——“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和客观条件——香港革命全盘胜利（即群众从非阶级或资产阶级观点的自由倾向上升到阶级斗争那样高度的革命）对特盗集团伪政权致命地一击，使“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为了破除法西斯专政这堵墙，内地和香港人民群众必须在彼此协助下“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见郑言实：《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1963，170-180页）“列宁教导‘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异乎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禄位的议会活动方式，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备受欺凌的贫民的帮助下散发传单，走遍工人住所，走遍乡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 ┄ ┄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关和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向群众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内地和香港都没有共产党组织（假共不在考虑之列），但是革命不会因此而中断这一事实也是不能否认的。两地都是群众在没有领导的基础上进行革命斗争的典范，这既是缺点也是优点——人民民主主义意识和经验的积累落实了以后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群众民主权力的基础和历练，因此积极防止了前苏联和毛主席时代中国这两个革命的领导堡垒因失去了群监督力量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从内部一举攻破的巨大危险和缺陷。（黑体字是我加的，下同）

两地革命群众应当尽快造就和培养各自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他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列宁说：‘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既要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强的信心和无比热情，又要在实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冷静的头脑，并且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第178-179页）

当特盗集团眼看国内外大势已去，急于寻找走出法西斯专政泥潭出路的时候，很有可能被迫走向资产阶级民主或议会道路；企图摇身一变，使用新招数继续欺骗人民群众，使他们轻信特盗集团终于放下屠刀、改邪归正了。各种议会迷、贪图议会肥缺、轮流坐庄者等机会主义、新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份子必将取代旧官僚买办们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但是他们的基本信条还是原来的一样——复辟并继续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到死不变，也就是说继续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一如既往，只不过将使用一些好听的新词和新式的欺骗手法罢了。

估计这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总危机已经爆发或正在爆发的路上，两地人民群众伟大的革命运动必将在主客观两大条件具备的革命形势下，克服干革命的种种困难，去推翻特盗集团伪政权及其反动派的非法统治，并取得二次文革即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