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上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脑裂》、《我的故事》、《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

一

戴厚英出生于江淮大地一个叫颍上县南照镇的戴氏家庭，她排行老二。因家境贫寒生存都成了问题，读书更成了奢望，然而，戴厚英有幸读了几年私塾，便考上了临泉一中，她刻苦好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56年，这个戴氏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幸运地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她幸运地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戴厚英与中学时代的同学结了婚，丈夫在芜湖工作，生有一女。戴厚英视爱情神圣如生命，当她偶然发现分居的丈夫对爱情不贞时，断然决定离开他，倔犟地带着4岁的女儿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
　　婚姻的失败，使她一度消沉失落，但性格倔犟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很快走出了失落的阴影。她连续发表的几篇见解独到、文笔犀利的文艺评论，在上海文坛初露头角，成为当年上海“四大青年文艺评论家”之一。

二

“文革”伊始，血气方刚的戴厚英参加了偏激狂热的“造反派”，成了大批判中闻名的“小钢炮”，甚至当了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小头头。上海作协诗人闻捷的妻子杜梅芳受迫害自杀，戴厚英受上峰委派，前往关押闻捷的管教所，向他通知了其妻子“自绝于人民”的死讯，闻捷听罢，悲怆至极。闻捷失去亲人后的坚强表现给戴厚英带来了灵魂深处的震动，她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1970年3月，上海作协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闻捷的上司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他们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未来，十分投机，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两人公开了恋情，把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弥漫在两人的周围。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张春桥甚至公开发话，称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强行拆散这对恋人。1971年1月的上海是寒冷的，就好像此时戴厚英和闻捷的心情。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闻捷跪倒在地，失声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闻捷的面前，哭着说她不值得他去爱。闻捷终于意识到这段感情的悲哀，彻底地绝望了。1971年1月10日，闻捷用煤气自了余生，恰值他与戴厚英相爱一百天。
    闻捷与戴厚英的爱情悲剧和闻捷之死是戴厚英心目中的一座坟。戴厚英和闻捷整整相爱了100天，100天撕心裂肺的日子使戴厚英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她突然感觉到了良心的颤动，听到了灵魂的呻吟。猛然间，她感到了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支柱终于顷刻倒塌。绝望之余，她想一死了之，追随心上人而去，她的好友高云陪了她7天7夜，才使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她从此一蹶不振，开始感到茫然，常常一人坐在屋里发呆、痛哭、失望。她又一次扎进书海里泅渡，以此来抚慰那颗泣血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她开始怀疑起“文革”，怀疑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她终于发觉自己是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而非“驯服的工具”。

三

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冷静反思的戴厚英，没有凭朴素的热情人云亦云地声讨这场灾难的恶果，而是思考如何会出现这场灾难的原因。她想到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常常盘桓于脑际，挥之不散。
   戴厚英如梦初醒，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她拿起了笔，开始写小说，来发泻积压于心中的苦闷和爱憎。她袒露无余地将自己与闻捷之恋的大喜大悲的情感历程一气呵成地倾泻出来。她说自己对闻捷的爱至今无悔，她认为再痛苦的爱情也比没有真正的爱情令人感到幸福。然而，这部取名为《诗人之死》的长篇处女作在出版社付梓时，却受到了干扰而“难产”。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得知后，支持戴厚英，决定为她出版，1980年《诗人之死》终于呱呱坠地。

    此刻，戴厚英以更加冷静的思考和全新的表现手法，写出了她的代表作《人啊，人!》，1979年“老二”在花城出版社先于“老大”而“顺产”，此书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

戴厚英通过她的反思、她的忏悔换回了在“文革”中被她批斗的一些人的谅解，尤其是当年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而被戴厚英无情批判的授业恩师钱谷融先生。他对戴厚英说：那时你们太年轻。
   从当年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后来写出人道主义精神巨著，戴厚英说一个大写的“人”字被推到了她的面前，而她与闻捷之间的情爱故事更是促进她反省人生、反思人性的重要推动力。
    1979年，戴厚英调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她又调至复旦分校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文艺理论。戴厚英戴副银丝边眼镜，梳一头短发，表面上看文弱瘦削，然而她的个性却刚强执著，豪爽坦诚，从不向厄运低头。在辛苦的教学之余，每天坚持“爬格子”，已出版12本书，其中有《人啊，人!》《诗人之死》等7部长篇，两部中短篇小说集，两本散文集及一部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她在热衷于教学、写作事业的同时，还要抚养教育女儿戴醒。她以柔弱的肩膀和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这三副重担。
    好在女儿戴醒颇为争气，在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和循循善诱的教育下，她在复旦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又赴美读完了博士后，并在美结婚定居。在女儿的劝说下，戴厚英去了美国享受生活。虽然美国的物质生活是一流的，但异国的文化和习俗，毕竟使受过中国文化深深熏陶的文人难以适应。住了一段时期，终因留恋生她养她的故土、思念风烛残年的老母和一帮文学知己，她平静地返回了上海。
    蛰居上海滩，孤身一人埋头写作，她常常会感到莫名的孤独和些微的感伤惆怅，面对孤独和清贫，许多文人或出国、或下海，或炒股，热衷于繁花似锦的富贵，而她却潜心研读起老庄哲学，信奉佛教，悟道怡情，手里带一串念珠，很是虔诚，独守着一份悟透人生后的宁静和淡泊。她的心似乎已进入一尘不染的禅境了。

四

1996年8月25，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在上海寓所不幸被害。她是被一个她给以很多帮助的同乡（来上海打工的社会青年）杀死了。戴厚英在八十年代还不是那么富有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稿费（忘了多少）资助家乡的学校，而且也是没有对外宣扬，默默地做的。那个杀死她的同乡，是她家乡来上海打工的，是家乡的一个中学老师介绍来的，托她加以关照，于是她就真心地给以那个同乡很多的帮助。但对她爱心的回报的是，在一次她外出买菜回家时，那个同乡正利用她没在家，潜入她家里偷她的东西，因为她回来的突然，那个同乡来不及躲避，于是就躲在门后，在她进门时突施袭击，把她杀害了。与她一同被害的还有她的侄女戴慧。这是一个讽刺，宣扬人性觉醒的作家终于被恶的人性所害。 噩耗传出，世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