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五四，就没有六四

　　作者：谢盛友

　　五四，中国误搭列宁列车

　　1989年六四刚过没多久，东欧剧变，全欧洲播放意大利著名导演达米亚诺·达米亚尼(Damiano Damiani)的电视影片《列车（列宁）》Der Zug (Lenin)。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中学毕业后，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大学一年级因在学校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流放到喀山省偏僻农村监视居住，后在其母亲向政府当局申请下，改到萨马拉省乌里扬诺夫姐夫所居住的农村继续被警察公开监视居住。列宁在此自学了大学法律系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由此接受并一生坚信马克思主义。1892年，列宁写下了其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同年，获得沙俄政府教育部批准，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校外旁听生资格赴彼得堡参加大学毕业国家考试，获金质毕业奖章与大学毕业证书。随即进入彼得堡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见习律师，并参加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工人小组活动。1900年他曾被允许回到圣彼得堡（1924年～1991年改名为列宁格勒），随后赴西欧继续革命事业。在德国创办了第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火星报》。期间撰写了大量革命论著。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俄统治后，德国人把自己的马克思专利让给俄罗斯，列宁是传播马克思的第一人选。当年，列宁乘坐由德军安排的“密封列车”回国领导革命。他作了一次发言，指出俄国革命必须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纲》。

　　马克思是一门学科，没错，苏联实践了，俄罗斯放弃了，其正确性需要后人来验证。

　　2019年是中国启蒙运动100周年。100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序幕。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陈独秀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的，只是《共产党宣言》（没有德文翻译，几本上是从英文、俄文、日文翻译过来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陈独秀当然不知道。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根据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那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走向完成，马克思在1842年到1843年是《莱茵报》的主编，那时他还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当英国工业革命完成，马克思仍然按照他从原始积累和资本的早期积累剥削所得到的那种残酷剥削的资料，来创造他的共产主义的理论，空想是很丰富的。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毛泽东的空想更加丰富，中国没有什么工人阶级，怎么办？把农民当成工人阶级来空想来分析。但是毛泽东忘记了，农民是有产阶级，是有土地的。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阶级分析，毛泽东阐明了他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苦农民）、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学习毛泽东的创新理论，说毛泽东的伟大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他的理论的核心，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直接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党来实现，列宁获得这个发明权。列宁要把党建成一个“有组织的部队”，一个“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并且把党的领袖打造成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毛泽东则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其实，搞阶级斗争，或者说大规模搞阶级斗争是从斯大林才开始，毛泽东把它推上顶峰。戈尔巴乔夫这样评价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改变了成千上万人的想法，使他们重新思考过去和现在。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暴政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和独特的生命故事将永存于俄国历史。”

　　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善与恶的界限，不是在国家之间，不是在阶级之间，也不是在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心中穿过。”

　　东欧苏联为什么能发生巨变，恐怕最大的因素是这里有宗教情怀。天主教东正教本来在欧洲就存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是后来的，苏东坡并没有“巨变”，其实是恢复本来。在中国，基督教是外来的，五四中国人丢了孔子，而基督教也无法真正进入中国。

　　中国共产党由于十月革命由于五四接受了马克思，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五四100周年留给我们一份思考。

　　五四导致中国建立了极权体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名言“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一般译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猝逝，许多北京大学生与市民便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悼念活动。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与结社自由等。期间最多有一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示威。

　　六四，我们应该学会忏悔

　　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六四可能是中国人的“人格秦岭”。我只知道，在我的作家朋友当中，北京开枪的当天，有些宣布退党，在海内外流亡；有些不久后要求入党，甚至出卖流亡的退党者。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我们八十年代这些留学生，有的已经海归，有些甚至担任部长。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寄希望近距离靠近中央权力的同学， 在人大开会时提出议案：“四•二六社论”是否可以从新讨论？

　　过去，我认为六四是一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经过30年的思考，如今我认为，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1989年的中国，不同于东欧，这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背景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而中国没有。

　　也不同于台湾的民主运动，那里有殷海光、胡适、雷震、傅斯年这些理论家在推动，而在大陆，没有。

　　现在，我们八十年代的这些留学生对六四评价的要求，不高。我们只要求，政府承认， 89年六四不是一场“动乱”，六四这个话题是可以讨论的。在没有充分讨论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六四是怎么一回事。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我们应该学会忏悔。忏悔不是单纯一个认罪与不认罪的问题，更不是简单的“谁是凶手”或“谁是肇事者”，这样一些具体的责任问题，而是，透过忏悔，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对话。忏悔，不是简单的善和恶的斗争；忏悔，实际上搭起“悔”和“改”的桥梁：悔过去的罪，改未来的生。

　　在一个息息相关的社会里，面对八九坦克，我们的灵魂是否安宁？如果我们不能安宁，那就说明我们是有责任的；如果我们心安理得，那就说明我们的良知毁灭了。

　　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利面对自己肉体的死亡。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条生命都必须得到体恤。

　　忏悔当然是事后的，但它不是着重于当时那么做的后果，而是着重于动机，着重于对自己人性的恶劣本性的自我批判。忏悔不是要把自己的过失补救回来，而是要对自己的人性的有限性加以鞭挞。忏悔对罪恶的原因加以反思，它比一般的后悔深刻得多。忏悔不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不是要改恶从善，忏悔就是不认为自己可以重新做个好人，人性的劣根性、有限性是不可改变的，但你愿意为自己的有限性承担责任。这种有限性肯定是会导致罪恶的，要承认这一点，要看清这是人性的本质结构。人性本恶，康德称为人性中的根本恶。人的有限性就是人的根本恶，一切恶都是从人的有限性生出来的。根本恶是不可能通过忏悔摆脱掉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忏悔而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把握自己的自欺结构，从而成为一个有深刻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即使他做了伟大的事业，他也不会盛气凌人，也不会自封为圣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性，就会更加宽容地、更加人性化地去对待他人。

　　一个具有忏悔精神的人或者民族，当然并不能避免犯错误，但它不会老是重复犯过的错误，就会站立起来、强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