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高科技是瓦解了還是加強了專制獨裁體制？每隔幾代人，諸神都會給予我們一套新的設備，仿佛只是為了圖個樂子，造成遊戲規則的劇烈變動。我們本以為這些新工具會讓權力民主化，結果它們似乎反而是將其集權化了。獨裁者的春天來了


　　老高按：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高科技，是瓦解了專制獨裁體制，還是加強了專制獨裁體制？
　　20年前，10年前，我們會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前者！西方社會的高科技發展水平高於中國，西方民眾包括生活在西方的中國人，都更早地運用這些高科技工具。別的且不說，僅在信息傳播領域上，許多挑戰專制體制的人，誰不是信心滿滿、高度樂觀，相信有了互聯網、有了手機、有了移動工具上的社交媒體，突破專制統治者的信息封鎖，從一角撕開突破口，專制者想封也封不住，心有餘而力不足，信息自由流通指日可待，老百姓越來越知曉真相，於是如何如何……
　　今天，我們還能夠這麼樂觀嗎？我們的回答，還能那麼毫不猶豫地、充分自信地說：對！突飛猛進、日新月異的現代化高科技，一定會瓦解專制獨裁體制！
　　至少在七八年前，我就表示懷疑了。
　　越來越多的人不敢這麼斷言了。最樂觀的可能會這麼說：從長遠看，現代化高科技傳播手段會最終戰勝專制信息封鎖，不過，眼前嘛……
　　我懷疑，即便專制統治最終垮台——當然會垮台，毫無疑問！——現代化高科技尤其是傳播手段在其中是否能起很大作用，就很難說。
　　中南海的執政者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他們的“阿喀琉斯之踵”在何處，不惜重金來研究、開發維護權力、鞏固統治的高科技應用手段。於是現在就形成了瓦解專制的高科技應用手段與鞏固專制的高科技應用手段這二者的競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這讓我想起歷史上兩次著名的競賽：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期，德國法西斯為主的軸心國與美國誰先研製出原子彈？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蘇聯率先發射人造衛星、率先把人送上太空，在西方引發軒然大波，美國急起直追，後來居上。
　　這兩次競賽，可以說是決定人類命運的競賽，幸虧因為民主國家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危機感驅動下，終於取得了勝利。而目前這一次競賽呢？第一不是直接的軍事威脅，第二被許多人視作中國國內事務，與己無關，直到最近5G熱點問題爆發之前，至少在我看來，專制體系在國內應用高科技維護統治方面是占了上風；美國說服動員世界力量圍堵中國華為，口乾舌燥，收效甚微。何頻在2016年到美國國會作證時說，我不是來請求你們支持中國的民主力量的，我是來警告你們趕快警醒自救的——“中國病毒”正在向你們滲透擴張（大意，非原話）。現在，美國主流社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共軟實力滲透的嚴重性了——我不認為是何頻的警告對他們起了多大的作用，而是中國的操作人員動用了被西方稱作“銳實力”的手段，引起了西方主流社會一些人的不快和警覺，於是有所行動，讓中國的滲透勢頭受到若干挫敗。但是，這個警告被美國朝野普遍認同嗎？被西方民主國家普遍認同嗎？西方民主力量是否認識到這第三場競賽的重要性？尤其是，如果東方的專制者更聰明，不去觸動西方國家的奶酪，只是在國內加強統治，西方會干預嗎？會幫助中國的挑戰力量發展自己突破專制統治的高科技應用手段嗎？回答大概都是：No。
　　這個話題，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在認識、在探討。但是為什麼許多反感和討厭專制的人士，還只是一個勁地宣泄對專制的怒火，而不靜下心來探索在這樣的競賽中如何致勝？當然，不是沒有人在思考這些難題——我介紹過中國作家王力雄幾年前出版的預言小說《大典》，他提出了並探討了，這個從過去“統治者少數人難以統治多數人”，到如今“多數人難以挑戰壟斷高科技的少數人”的時代轉變後的新難題。
　　《紐約時報》中文網今天發表了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的文章《假如斯大林擁有一部智能手機》，談的也正是這個問題。他說的是六七十年前的斯大林，其實指的就是今天，指的是中共領導人，文中不是說麼，這“基本上也就是中國所正在發生的”。
　　對這個問題，誰能端出錦囊妙計？


　　假如斯大林擁有一部智能手機

　　戴維·布魯克斯，《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9年3月19日，紐約時報中文網翻譯

　　在莫斯科，一名女性在斯大林逝世周年紀念日與他的照片自拍。Mladen Antonov/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我替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感到難過。他曾夢想建立一個極權社會，其中每個個體的行為都能被加以預測和控制。可惜他早生了一個世紀。他生活在今天的技術之前，這原本能讓當獨裁者容易得多！
　　首先，他將擁有好得多的監控設備。如今大多數互動都是通過計算機進行的，所以發生的事情總有電子記錄。
　　物聯網意味着我們的冰箱、手錶、眼鏡、電話和保安攝像頭很快將能記錄我們的一舉一動。2017年，利維·斯特勞斯(Levi Strauss)製作了一件互動牛仔夾克，內設傳感器，可以偵測和傳輸細微到舉起一根手指這樣的每個動作。用不了多久，檢察官將能傳喚我們的無人駕駛車，從中找到乘車所到之處的完整記錄。
　　況且這還不算中國正用於追蹤其公民的人臉識別技術。在北京，人臉識別被安裝在公寓樓里，以防止租客分租房間。
　　名為“易途”的中國公司安裝了一個系統，能追蹤記錄員工走去休息室或衛生間的動作。系統會在監視器上用藍色虛線把動作記錄下來。這對你們完全現代的獨裁者可真有用。
　　其次，多虧人工智能，“喬叔叔”(Uncle Joe)將擁有好得多的工具來預測他的子民們將怎樣行事。（看到“Uncle Joe”的說法，忍俊不禁。Joe是斯大林的名字Joseph的暱稱，這麼親切地把斯大林叫作“喬叔叔”，想起中國前些年某些不知來歷的人將習近平叫作“習大大”，異曲同工。——老高注）如肖沙納·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她的著作《監視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所寫的，當你在用谷歌的時候，你並不是谷歌的客戶。你是谷歌的原材料。谷歌記錄你所做的每件事情，開發出能預測你行為的模型，然後把這些模型出售給廣告商，他們才是它的客戶。
　　多虧這個商業模式，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人才已花費數百億美元改進預測個人消費行為的工具。同樣地，任何今日的斯大林都已發現這一技術很好用。
　　第三，多虧大數據，今日的斯大林將能建起龐大的社會信用體系以對公民進行計分和排次，就像中國正在使用的系統。政府、銀行、在線約會網站會採集，嗯，每個人的數據。你還不還債？你花多少小時打電子遊戲？你亂穿馬路嗎？
　　如果你的得分太低，你會上黑名單。你可能沒法參觀博物館。可能沒法乘飛機、入住酒店、去商場購物，甚至沒法從高中畢業。你女兒會被她最想去的大學拒收。
　　回到斯大林時代，社會紀律太極端了。你得舉行作秀審判（太費錢！），把某某流放古拉格或組織一次清洗。如今你的暴政可以動靜小些、不易察覺且無處不在。就像專制政治的破窗理論一樣。通過懲處小偏差，就能防止大問題的發生。
　　第四，你不必去經歷策動一場革命的種種麻煩，只需誘使人們從事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可。主動讓他們把注意力分散到一天八小時的動物視頻或人們喜聞樂見的米姆（見文後小資料——老高注）上，他們就會把隱私交給你，讓你獲得他們大腦的訪問權限。
　　隨着網絡生活的擴展，鄰里生活和社會信任感逐漸降低。隨着這一社會結構的衰退，社會隔離不斷上升，網絡惡意行為和詐騙與日俱增，你告訴人們國家必須介入以重建互信。通過一系列小的微調措施，你就已經獲准完全監管他們的網絡生活了。
　　而這基本上也就是中國所正在發生的。
　　按照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阿爾都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理解，若想成為一個好的獨裁主義者，僅僅控制行為是不夠的。要擁有完整的權力，必須能控制人們的意識。有了現代信息技術，國家便能塑造信息的池塘，讓我們在裡面游泳。
　　我不想假裝對21世紀的斯大林而言，一切都會很容易。現代科技使得控制人們變得更容易，但也形成了一種人們對於被控制變得更憤怒的思維模式。
　　當人們手中持有智能手機，他們感到他們應該發聲，他們應該將其廣播出去，他們應該有行動權利和尊嚴。當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一種正在不動聲色地主宰他們的信息網絡，他們會反抗。當他們意識到那個虛假的信息網絡無法真正營造他們所渴望的親切友好的社會關係，他們會反抗。
　　憤怒的運動和暴民會自發產生。你所得到的將是一個精英統治的系統被民粹主義暴亂所干擾。
　　人類歷史是一連串權力之爭。每隔幾代人，諸神都會給予我們一套新的設備，仿佛只是為了圖個樂子，造成遊戲規則的劇烈變動。我們本以為這些新工具會讓權力民主化，結果它們似乎反而是將其集權化了。獨裁者的春天來了。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9年3月11日。
　　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自2003年起擔任《紐約時報》專欄作者。他是《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一書的作者，即將推出新書《第二座山》(The Second Mountain)。

　　小資料：米姆

　　“米姆”（meme）這個概念，已經誕生40多年，出自英國科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所著《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書，其義是“在諸如語言、觀念、信仰、行為方式等的傳遞過程中與基因在生物進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類似的那個東西。”簡而言之，就是文化的基因。道金斯認為，“構成一種複製因子必須具備遺傳、變異和選擇三個特徵。”
　　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讀過《自私的基因》中文版，因科學素養和文化素養都不夠，似懂非懂，但這個概念給我深刻的印象。就像基因能在生物中自我複製、傳遞並變異一樣，米姆作為文化的基本單位，也能在文化領域自我複製、傳遞並變異。
　　為了讀上去與gene一詞相似，道金斯去掉希臘字根mimeme（原意是模仿的意思）的詞頭mi，把它變為meme，這樣的改變還很容易使人“聯想到跟英文的‘記憶’（memory）一詞，或聯想到法文的‘同樣’或‘自己’（meme）一詞。”
　　道金斯提出meme概念之後不久，許多文化學者、哲學家、心理學家積極撰文闡明meme的含義和規律，並嘗試建立文化進化的meme理論。著名哲學家丹尼爾·丹尼特（Daniel Dennet）也很贊同meme的觀點，在《意識的闡釋》、《達爾文的危險觀念》中應用meme理論闡釋心靈進化的機制。
　　現今meme一詞已得到廣泛傳播，並被收錄到《牛津英語詞典》中。根據《牛津英語詞典》，meme被定義為：“文化的基本單位，通過非遺傳的方式，特別是模仿而得到傳遞。”在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文學者提到“米姆”。
　　在全球互聯網市場，米姆已經演變成了商業的強大驅動力——以貓和各種動物的可愛造型為主題的網站，通過衍生產品和廣告獲得豐厚利潤。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新聞和傳播系的副教授利莫·士弗曼（Limor Shifman）的《米姆》（Memes）2014年一上市就熱銷，中文版2016年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夠快的！此書討論了一系列著名的網絡米姆，包括“別煩小甜甜布蘭妮”、網絡神曲“江南Style”、噴胡椒噴霧的警察、大笑貓、卑鄙的史蒂夫以及占領華爾街的“我們是那99％”。他為米姆下了一個新奇的定義：由尋常字符組成的數碼內容單元與個人思想相結合，並通過互聯網在廣大用戶之間傳播、模仿、變異的活動即為米姆。《紐約時報》上面這篇文章，作者大概就是從這個含義上來用“米姆”這個詞兒的。（高伐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