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六·四了。

六月四日是一年中的一天，躲也躲不过，到时候就来了。

如果没有八九年的那些事，六·四和一年中的其它日子一样，也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一天。

正因为有了那些事，六·四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一听到六·四两个字就热血沸腾、慷慨激昂、恨不得立刻持枪上战场的同学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已经能够理智地、冷静地回顾六·四了，这就增加了讨论六·四的可能性。

在这里不讨论六·四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很多民运领袖们在心里认定六·四是好事，如果没有六·四，他们未必能出国，未必能腰缠万贯、过得这么滋润），不讨论在中国的演变道路上是否需要这么一个流血的事件，“我以我血荐轩辕”（据说已经拿到“血卡”的同学们当年坐在电视机前看广场直播，着急地直喊“怎么还不开枪呀？”枪声一响，电视机前一片欢呼声），那些都是精英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话题。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

不妨做一个假设，也许能从历史中获得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嘛。

那些想推翻共产党政府、自己回国当家做主人的热血老、中同学们可能不喜欢这个假设，年轻的同学们已经对六·四没有兴趣了。

假设：如果六·四没有发生。

当时赵紫阳已经着手在党内外进行民主改革，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民主选举地方人民代表了，如果这个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国的民主改革或许能够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就如邓小平启动的经济改革，因为没有停顿，所以中国能够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能够说六·四阻碍了中国民主改革的进程了吗？

肯定有同学不爱听这个话，大砖头“日、日”地飞过来。

没有六·四，中国的民主改革也未免就能彻底进行。

不过有了六·四，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确实停顿了，甚而出现倒退，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地好不容易从罗锅桥的桥那端走到桥这端。老太太站住脚，转过身，对着罗锅桥感叹，“这桥真难过呀！”一个身强力壮的同学从旁经过，听见了老太太的话，冲上前来，二话不说，背起老太太就上了桥。三脚两步过了桥，把老太太在桥那端放下，不好意思听老太太感谢的话，转身跑开，留下老太太琢磨怎么再过这座罗锅桥。

帮倒忙不能算学雷锋做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