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发表在书刊上的刘英回忆录，比起这里我转发的口述，肯定删除了很多鲜活的内容——那些都经过把关编辑和审稿者之手，出于“为尊者讳”和要符合党纪口径等原因，而磨去大量棱角。很难想象下面这些生动文字，能逃过层层把关者的刀斧


　　老高按：半个月来有两则消息，都与毛泽东的妻子有关。一则是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广传江青受到民众祭奠、官方不再遏阻的照片。江青被判死缓，自杀身亡，葬在北京福田公墓，墓碑上铭刻“先母李云鹤之墓”和生卒年“一九一四～一九九一”，至于立碑人，只简单地刻上“女儿 女婿 外孙敬立 二零零二年”。今年清明，墓前有人献花篮，上写“献给江青妈妈永垂不朽”，落款“河南商丘毛泽东思想群”。照片传开，引起议论纷纷：从“更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的“反党集团首犯”到“永垂不朽”“江青妈妈”，跨度之大，让不少人咋舌。
　　另一则是，中国CCTV《信中国》节目因介绍杨开慧1929年写给毛泽东的情书，本意当然是弘扬中共先烈如何既有党性、又有爱情，是具有崇高理想的血肉之躯。始料未及的是居然引发毛左派的一通指责，抨击《信中国》是把杨开慧的情书在央视屏幕上供观众“娱乐消遣”，“亵渎了毛泽东的人格”，还逼着央视道歉。
　　这两件事的是非和含义，并不是很复杂，用不着详加剖析、解读。我倒是由此联想到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对毛泽东两任妻子贺子珍和江青的回忆和评论。
　　最近中国大陆著名口述历史研究者丁东，在微信上分段发布了刘英对毛泽东在延安与贺子珍分手、与江青结合的口述。刘英于15年前以97岁高龄过世，她在生前应党史专家何方之邀回忆往事，顺便还谈到了中共许多高干的家庭变迁和彼此关系。以她本人就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参加长征的资历，以她的丈夫所处位置，让她有切近观察和了解许多罕为人知的人与事的条件，她的“一家之言”显然含金量非常之高，颇有供更多朋友分享的价值。
　　这些内容，有的在《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亚马逊网站有售）和《炎黄春秋》杂志上披露过一些，我没有全看过，但是我凭常理推断，在书和刊上发表出来的刘英回忆录，比起下面我转发的口述，肯定删除了很多鲜活的内容——毕竟那些都经过了把关编辑和审稿者之手，出于“为尊者讳”和要设法符合党纪口径等等原因，而磨去了大量棱角。

　　例如，我很难想象下面这些生动又翔实的文字，能逃过层层把关者的刀斧而在杂志和书籍上露脸：毛泽东住在井冈山贺姓商人家里时，隔壁就是贺子珍闺房，“之间有花格子窗，可以隔着格子亲嘴”；贺子珍跟毛夫妻打架脸上挂彩对人说是“跌了交”，彭老总对她说：“你是个三不死的人呀：压不死，打不死，生不死！”刘英还回忆：“毛主席开会就经常骂嘛，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毛还当着江青和张闻天夫妇说：“对女人就和吃菜一样，老吃一样菜就没有味道了”！（接下来江青的反应，倒让我竟然对她起了一丝敬意：“江青听了把筷子在桌子上一拍，扭头就走。”）
　　话说回来，刘英所讲的多是家长里短，并未涉及多少党国机密要事（当然在我看来，其中透露了某些路线斗争、权力斗争的人事渊源），不过刘英口述还是值得细读、值得重视，回忆了中共中央要员们的日常生活常态、个性、欲望、处境……确实很有史料价值。
　　她讲述的内容，还应该有另一番功效——
　　文革以后一段时间，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朝野都“去魅”“脱魅”，将毛泽东“从神还原成人”，有作家专门写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看来“还原成人”远不够彻底，“走下神坛”只走了一半——许多人心目中的毛泽东，并未真正还原成人，只是从“神”还原成了“伟人”而已。最近十几年，中国又有了将毛重新从“伟人”推上“神坛”的趋势，如何进一步将毛泽东从“神”彻底地还原成人，客观理性地评价他的功罪，成了一个大难题。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希望大家都来读一读刘英口述，尤其是那些眼下出于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满腹怨气，只顾仰望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慈祥笑颜、韶山冲器宇轩昂的伟人塑像的万千信徒（或许应该说“亿万信徒”），请仔细读一下刘英口述。
　　丁东发出的两段刘英口述，标题很简单。我看到明镜网分别转载时在标题上加了几个字，还算贴切，我也就采用了，特此说明。


　　刘英口述（1）：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真实关系

　　丁东，丁东小群

　　丁东按：刘英是张闻天（洛甫）夫人，生于1905年，逝世于2002年。享年97岁。她在1999年以前曾应何方之邀，讲述党史。何方保存了她十几次口述的录音带。我听说此事，建议何方先生整理出来。当时何方已经90高龄，于是请一同参加采访的夫人宋以敏动手整理。终于，在何方生前完成了八万字左右的整理稿。我读了感到稿子的史学价值很不寻常，于是建议在《炎黄春秋》分批选登。许多有识者阅后眼睛为之一亮。现选择刘英口述的一小段供微信读者分享。

　　长征走到保安，我又回到中央了。那时秘书长是吴亮平，我没有名义，但做的还是那些工作。那时开会也没有那么严格，中央开会，我要参加就参加了。在吴起镇开会，我是参加了的。
　　长征后期，许多人生了病。我从莫斯科学无线电回来后到福建省委工作时，郭滴人是省委宣传部长。郭滴人就是到陕北后发高烧，没有药治死掉的。我也是差一点死掉。过草地时我就拉肚子，后来就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我到了保安后也发起高烧，三十九度四十度，瘦得皮包骨。傅连暲来给我看病，说我得的是肺病。他给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刘英再不治就完了，没有药嘛！因为怕传染给闻天，闻天来看我的时候就站在窗户外面，问我好些了吗，脸怎么那么红？那时政治局委员每人每月津贴五元。任弼时回来，洛甫就批给他五元，他不要，最后还是给了他两元。我们少共中央一个钱也没有。闻天从他那五元里拿出三元交给我，我不要。他就叫他的警卫员彭健把这三元钱买了鸡蛋给我吃。我说给首长吃，他说首长叫给你吃。

　　卢沟桥事变后，同国际联系的路线已经打通，人员可以经过兰州、迪化（乌鲁木齐）、阿拉木图到莫斯科去。那时盛世才还支持我们。对要去莫斯科的人，共产国际提出的条件是老红军和高级干部子弟，被捕过、坐过牢的不要。第一批选出我、贺子珍、蔡树藩、钟赤兵四个人。以后又有张子意、蔡大姐等好多人去。1937年11月，我们到了兰州办事处。兰州办事处主任是谢觉哉谢老。谢老之后是伍修权。苏联公开是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暗地里同我们党联系。我们到莫斯科就是搭乘他们的军用运输机去的。飞机上没有座位，条件很差。
　　我去苏联是治肺病，养了一年多。我们到莫斯科后，王稼祥代表国际接待我们。那时他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开始我们几个住在共产国际的康佐夫“ДАЧА”（别墅）区，住进王明原先住的“ЛЮКС”（华舍）里。这个房子原来是曼努伊尔斯基住的，和季米特洛夫住的别墅并排。这是一栋楼，中间有一间很大的房间。我和贺子珍一人住一间房。吃饭在餐厅，里面有一个长桌子，吃西餐。王稼祥一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蛮辛苦的。他说，你们在这里长期住不方便，你们要看病，天下起雪来，这里路都走不通，要先把雪铲掉才能走车；我把你们弄到东方大学去住吧，那里有中国人。所以我们后来又搬了。看病是去皇宫医院，由共产国际派人带我们去。这个医院是沙皇留下来的，中央重要人物都到那里去看病。共产国际看我们是毛泽东夫人、张闻天夫人，还有两个将军，就让我们到那里去看病了。王稼祥还是常来看我们。
　　王明1937年11月回国以后，王稼祥在莫斯科没有什么地位。他是中共的代表，不是国际的书记，在那里只起点联络的作用。我们这批看病的走了，第二批看病的又来了。给这些人跑腿，没意思。他搞这些事不安心，想回去。他当时又没有老婆。过去在苏联的好多人都娶了苏联工人老婆。他有个苏联老婆，也是个工人。他这次到莫斯科后，这个老婆想来看他，他不敢见。他一个人住在“留克斯”，一个星期来国际一两次。后来到（1938年）5月，任弼时来了。他也是利用机会来治病，就接替王稼祥当了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但是，季米特洛夫很尊重弼时。

　　我去莫斯科之前，毛主席专门托付我帮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井冈山一个商人的女儿。毛主席住在她家里的时候，住房隔壁就是她的卧室。两间房子之间有花格子窗，可以隔着格子亲嘴。那时井冈山流传顺口溜：总司令如何如何，毛委员如何如何，讲“毛委员山上开大炮”。
　　我了解贺子珍的情况。毛主席和贺子珍经常打架，大家都晓得。有时就是为一些小事。毛主席爱吃炒鸡肉。他牙齿好，就愿意吃炒的。贺子珍是按老规矩，鸡要煮汤喝。就为这事，两人吵架。有时吵吵就动手打起来。他们打架，警卫员也不敢去拉架。彭德怀很会讽刺人的，他和我们又熟。他看到贺子珍的眼睛肿了，脸上也是青一块黑一块的，就说：哎呀，贺子珍，你脸上怎么又长包了？贺子珍说是跌了交，其实是毛主席打的。彭老总就说，“你是个三不死的人呀：压不死，打不死，生不死！”我说，你这个话也太难听了。彭老总说，她就是那个样子嘛。
　　我生病躺在床上时，有一次毛主席来了。他不是来看我，是找张闻天。闻天不在，我就叫警卫员去找。毛主席坐在我的床上和我谈这个谈那个，我也是天南地北地同他聊。毛主席这个人有个好处，很随和的。不像闻天，不会谈闲话，只谈工作、谈学习，很清高的。我讲：昨晚的戏，是江青演的《打渔杀家》，我很想去看，可是发烧了，没有办法去；戏演得怎么样啊？毛主席讲：不错，不错，演得好。我心里动了一下：老兄动心了。当时我也没有想得那么多，贺子珍还在嘛！

　　贺子珍准备去苏联的时候，毛主席又来了。当时林老（林伯渠）是西安办事处主任，贺子珍住在那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林老打电话来说：刘英，你们几个人第一批去莫斯科，贺子珍也想去，林老的意见是同意她去，毛主席同意就回个电报给莫斯科。当时电报什么都是闻天管的，毛主席就来请示闻天。闻天讲：可以，你同意她去，就让她去。
　　毛主席和人不大讲心里话，同我可以讲心里话。他觉得我是支持他、体贴他的。毛主席说：贺子珍在西安办事处老不回来，影响不好，我同意让她去苏联。贺子珍同你一起去苏联，我放心。希望你多帮助她。如果她能学习，就在那里学两年。你是了解我的，她政治上落后。在井冈山，她光是走路了，没做什么事，孩子又生多了。她生孩子多，我有责任。我要她工作，让她学习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和你。女同志不能老靠男人嘛，她很反感。她没有革命热情。在井冈山时，有一次打仗，古柏受了伤，伤得不太厉害，那时也没有医药，我让她给他洗一洗伤口。她嫌脏，扭头就走。想让她进步，送她去抗大学习，去听听课，她不安心学习，三天两头回来。为什么回来，不放心嘛！她是不放心我。我这里来了人，她总要追问我是干什么来的，我也不能什么都对她讲呀。她总是和我吵架，其实我和她吵的都不是原则问题。史沫特莱有个翻译，很年轻很漂亮的，有次送我一束花。我是领袖，人家来找我，她都看作男女关系。我说送花是礼貌，她认为送花是爱情。我说不是爱情，是尊重我。
　　洛甫懂英文，可以同外国人讲话。毛主席不能，必须有翻译。这个翻译崇拜毛主席崇拜得不得了，是爱领袖嘛！她把毛主席的相片包了一层又一层，还拿给我看过。贺子珍不相信毛主席说的这些。认为叫她提高政治，要她工作和学习，就是要甩掉她，不行！结果吵了一架。贺子珍还和史沫特莱打了一架。有一次史沫特莱派翻译送东西来了，贺子珍一见到，气得很，说：“你又来了！”啪的一声打了她一个耳光。翻译回去后，史沫特莱也很生气，跑过来也打了贺子珍一个耳光。毛主席非常尴尬，非常尴尬。这一次毛主席觉得丢人了，但是妥协了。
　　我也跟贺子珍讲，这个翻译就是崇拜领袖嘛！贺子珍还是那农村意识，不知道献花是外国人的习惯，很普通的事。当时史沫特莱给斯诺写过信，告诉他毛主席的夫人不讲理，打了她的翻译吴光伟一个耳光。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来中国时提出要找女红军谈话，杨尚昆就推荐我和李伯钊同他谈。索尔斯伯里想了解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关系，就问到这件事。我不好回答。我是党员，谈话要有分寸。我就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又问毛主席和江青的事，我就讲是江青钻了空子；那时贺子珍去苏联养病，毛主席身边没有女人。江青是在马列学院学习，她就以讲课后有问题去请教为名，经常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和贺子珍的感情也不太好，江青就钻了空子。索尔兹伯里说我讲“江青钻空子”，讲得好。
　　所以毛主席叫我帮贺子珍，我就同意了，说可以帮帮忙。毛主席说，劝劝她，要她学习，提高一点。
　　贺子珍人已经在西安办事处。我到西安办事处就见到了她。在去兰州办事处的路上，我一直给她做工作，劝她以后不要再为一些小事吵架。贺子珍说是毛主席不好，没有温情，就连我生孩子，他也不来照顾我。
　　到了莫斯科，我们帮她找了个人，教她俄文，让她参加一点学习，学点政治经济学。可是她早上喊都喊不起来。我说，老师来了，有钟点的，你不起来，时间就过去了。她讲，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我说，你晚上又不熬夜，又不看电报，为什么不早点睡？她说，我同老毛搞惯了，早睡睡不着。她生活散漫，18岁结婚，学习没兴趣，文化又低，后来又生了个孩子，就带孩子，更不学习了。俄文学了半天学不懂一句普通的话，连吃饭这些很简单的话都不会说。她在苏联不肯学俄文，我在的时候还有我给她当翻译；我一走，她又不会说俄文，也够苦的。
　　1939年初，任弼时交给我一份电报：是洛甫打来的，叫刘英和蔡树藩回延安，贺子珍、钟赤兵留在苏联学习。这时任弼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我那时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事，就劝贺子珍和我一起回去。我说一年多了，该回去了，毛主席身边需要人照顾。她说：我才不回去呢！在井冈山，我吃苦吃够了，我要在这儿享受享受，五年不回去。在莫斯科吃得好嘛！是吃西餐嘛！我分析，贺子珍是精神上受了刺激。她到苏联前已经怀孕，到了以后生下一个男孩，只活到六个月大就死了。当时她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肯下葬。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又问她，带个信给毛主席吧！她说：你看洛甫给你写信，一写那么长；老毛写，就是几句话，就是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老一套；现在还不来信了，我不给他写信。到苏联后，贺子珍是给毛主席写过信，把照的相片寄给他看，也收到过毛主席的回信。贺子珍嫌信写得太简单，给我看了信，信上写：“贺子珍同志，寄的相片收到。身体尚好。望好好学习。勿念。”贺子珍从此不再给毛主席写信了。后来苏德战争一打起来，她也回不来了。所以毛主席不要她，贺子珍是有责任的。毛主席还是想挽救她的。
　　任弼时后来告诉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了。为了照顾她的情绪，把姣姣（李敏）送到她那里陪伴她。解放沈阳后，贺子珍带着姣姣，想去看毛主席。毛主席怕和她见面吵架，没有见她，贺子珍就带姣姣去上海了。
　　我头天刚从莫斯科回来，不了解情况，第二天就去找毛主席。去看毛主席的时候，我是同情他的。我跟毛主席讲：你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贺子珍扶不起来了，她也不想回来：你身边应该有个人，好照顾你。我不了解江青，只觉得她是文化人，演戏演得不错，又年轻又有文化，由她照顾一下毛主席也好。毛主席一听好高兴，说：你才是真正了解我的；好多老同志都反对我，说不应该同江青结婚；你要替我宣传宣传。他也不讲是洛甫反对。我说，为什么要反对？江青听我讲了这些，也竭力巴结我，拿东西来请我吃。
　　我回家告诉洛甫我和毛主席谈的这些。他讲：这个事你不要管，王世英（曾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老高注）来信，反映江青在外面名声不好，浪漫，还拿来白区的出版物；好多老同志也反对。他又讲，我有这个责任告诉毛主席。洛甫给毛主席写了信，写得很简单：建议如果同贺子珍不和，可以另找个老党员，把你照顾好；同江青结婚不合适，老同志有意见，她的桃色新闻比较多，《大公报》都登了，为了党的利益，不要同江青结婚。毛主席见了信，当着江青的面拍桌子说，老子就要结婚，明天就结婚！他把洛甫的信扔到地上。这是通讯员回来告诉洛甫的。过了几天，毛主席同江青果然结婚了。他请了两桌客，就是不请洛甫。洛甫说，就是接到通知，他也不去。
　　陈云当时是组织部长，找江青谈过话，说毛主席已经有老婆，要江青注意点。毛主席知道后生了气，说你这个组织部长怎么还管起我的家事来了。后来有人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中央对江青有个约法三章。这是无稽之谈。那时毛主席已经大权在握，谁能拦得住他结婚？

　　刘英口述（2）：毛泽东督促我与张闻天结婚

　　丁东，丁东小群

　　丁东按：昨天发了一段刘英1999年对何方的口述，很多朋友看了留言说的确珍贵。我考虑，手机阅读，篇幅不宜过长，只选了一小段。既然大家感兴趣，今天再把相关的内容续上。

　　杨尚昆和我谈到过：洛甫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这件事，是使毛主席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杨尚昆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他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瑞卿就给杨尚昆看了。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给他的，就是洛甫。洛甫信里的那个态度是很坚决的：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以后不是毛主席开会就经常骂嘛，说我无非是吃喝嫖赌，孙中山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 后来他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了。
　　所以，毛主席后来有些事，他心里有些事，就和我讲。他可以和我谈心，同闻天从来不谈心。毛主席来我们处同我聊天，他也不搭白。他到毛主席那里去，要我同去。我说我去做什么？他说，我讲完了事情，就没有话说了。
　　杨尚昆后来不被信任，也同他知道江青的一些事情有关系。江青的事，有人看到了，向杨尚昆反映。杨尚昆没有乱讲，只向总理一个人讲了。总理包起来，还讲江青好话，所以江青不怎么恨总理，但是恨杨尚昆。这件事，杨尚昆私底下给我讲了，我和谁都没说，连闻天在世时都从没有给他讲过，怕他一不小心露出去。叶子龙等人也是知道许多事，所以后来也说他是杨尚昆死党，被下放北京。
　　有一次我们和毛主席跟江青一起吃饭。毛主席说，对女人嘛，就和吃菜一样，老吃一样菜就没有味道了。江青听了把筷子在桌子上一拍，扭头就走。闻天很尴尬，只好由我在那里打圆场。
　　毛主席对江青也是很厉害的。他对江青发脾气时讲，我是党的领袖，是军委主席，我要开除你就开除你！

　　在过去的特殊环境里，夫妻间或者男女同志之间，有的因为一方坐牢，或者因为工作需要两地分开，或者是为了作掩护当假夫妻弄假成真，故事很多。
　　陈云在抗大做报告，以自己的婚姻作例子为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做了点解释。陈云原来的爱人叫钟月林，是穷苦人，没有文化，是在瑞金时同陈云结婚的。陈云每天教她识字。长征时她作为地方上的妇女部长上调，参加了长征。她分在休养队，照顾老人和伤病员。长征时陈云过了泸定桥就走了，是准备去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因为要保密，没有告诉她。陈云的挑子里面有一双草鞋，是我转给钟月林的。到陕北以后，老没有陈云的消息，她以为陈云已经死了。我领钟月林去看宋任穷，两个人对上了象，后来结婚生孩子。陈云回延安以后，钟月林去看他，大哭一场，说认为陈云已经死了，对不起他。陈云说，走的时候不能讲要到哪里去，她没有错，同宋任穷结婚很好，宋任穷也是好同志。后来王鹤寿介绍于若木同陈云结了婚。
　　四方面军里有很多劳动妇女。她们一定要跟着长征，因为她们要是回家就不能活命。四方面军只能把她们带上，把她们编成妇女团，背弹药或者背小孩。所以四方面军带出了不少孩子，而一方面军就一个孩子也没有带出来。西路军失败后，许多妇女走失了，不少同马回子结了婚，六十年后才得到慰问。她们没有文化，也不晓得天下变了。张琴秋长得白白净净的，不像劳动妇女，被俘后让人发现了。敌人认为可能是干部，把她抓起来坐牢。后来她被周恩来要了出来。她有西路军问题，加上又同陈昌浩结婚、离婚，这对她都是有影响的。陈昌浩笔杆子是好的，但他娶了俄国老婆，说他里通外国，整他。对陈昌浩的儿子，后来安排得也不行。
　　王首道的老婆王其媛当时二十多岁，漂漂亮亮的，在西路军走散了。她文化低，不知道有延安。她一直没有结婚，找了个儿子。解放后她才来找我们。我、康大姐和钱希均（毛泽民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30名女战士之一。——老高注）要她来北京，我们在钱希均家里请她吃饭。她好老哦，比我还显得老。她找我说，想见王首道。我打个电话给王首道，说她只想见一面。王首道说行，但是老婆厉害，可以在妇联招待所见一面，还送了一点钱和东西给她。后来她还想再见面。王首道说，再见就没有意思了。她回去后，江西抚恤了她。

　　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在1935年4月被调走，由我接任中央队秘书长。过了草地后我又回到地方队，接我的是萧向荣，再后来是吴亮平。
　　调我离开地方队到中央队，是李富春写的一张条子：调刘英接替邓小平的工作。我对他说，不行不行，我的水平不如小平，那是要会写文章的。李富春说，怎么刘英谦虚起来了？不要紧，有人会帮助你的，洛甫他们可以帮助。后来才知道李富春让我到中央队是有意思的。其实是毛主席让我去的。毛主席很喜欢我的一条，是会做地方工作。
　　我到中央队报到的时候，洛甫不在，只有毛主席和王稼祥在。毛主席说，你知道是谁调你到这儿来的？我说是李富春。他说是我提议的，你这样下去，是要拖垮的，现在这个工作也没有什么事。王稼祥也说，你干得了，工作就是负责中央队几位领导的生活，做做会议记录，一般小会就不用做记录了。后来洛甫过来，也说事情不多，主要就是对部队做些思想工作。
　　中央队有个队长，有个伙夫。小平原来是秘书长，大家也就叫我秘书长。中央队实际上也就是中央局。中央队开会，朱德、周恩来都来，有时碰头会主要谈打仗，就不做记录。我做记录没有笔，洛甫有一支从白区带来的笔，就借给我用。我总是记得很详细。洛甫也看看我的记录，审查一下，记得不对的地方改一改。他告诉我，不用记那么多。有时王稼祥也把记录要过去看一下。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着我那时做的会议记录。
　　到中央队之后，毛主席就问我有没有爱人。他很督促我同洛甫好，还对陈云说，你来当监督员。他和我讲洛甫，给我念过一首诗：“洛甫洛甫真英雄，不会骑马会摔跤”，是笑洛甫从马上滚下来，又说他“四脚朝天”什么的。他后来也常和我开玩笑，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怕生孩子。
　　在长征路上，我原来的勤务员就到前方去了，洛甫分了一个勤务员照顾我。我到中央队后，有一匹马，一个马夫。行军开始，我还在后梯队的时候，洛甫就常常和我走在一起。他常要到毛主席那里商量事情，而我是不能离开部队的。我那时很尊重他，没想到要他当我的爱人。洛甫对我有意思，我也没有想到。洛甫看到彭老总的勤务员打个马灯，就说这个就是小流萤——小刘英。
　　二进遵义后，有一天我骑着马去找毛主席、王稼祥他们聊天。我同他们熟嘛！路上碰见邓小平，就和他一起逛老天街。到了毛主席他们的住处，毛主席去前线了，不在屋里，只有洛甫一个人在。这算是一次姻缘缘分。他向我做了表示。我说怕生孩子，又说天太晚，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罗迈管得很严格的。过了金沙江，他又向我做表示。
　　我和闻天在长征路上始终没有同居过，就是怕生孩子，直到瓦窑堡才同居。结婚的时候毛主席跑了来，说不请客就不承认（婚姻）。那时大家的关系是比较随便的。毛主席有时把闻天叫做“青天”，有时又叫做“皇帝”。他做过一首打油诗，大意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做皇帝，爱江山又爱美人。因为闻天是总书记，毛主席说我是风流娘娘。我不承认是娘娘，说贺子珍才是娘娘。陈云同志开玩笑，也叫我“娘娘”，我不同意，他说，是毛主席说的嘛！到凤凰山后，毛主席开玩笑，要来我们这里的时候总是讲，我要进皇宫了，见皇帝，见总书记请示嘛！赖传珠的爱人孙湘是刚进来的，也爱讲“进皇宫”。我说什么“皇宫”哟！她说，都讲是“皇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