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的相声里有这么一个段子，说于谦的大哥于虚从海外归来，国外一直阻拦，多次召开中央会议分析讨论如何让于虚不归国，讨论来讨论去，忽有一人发问：他究竟会什么?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最后，全体一致通过：让他走~~~

这个段子让笔者不禁想到了这么多年西方一直在矢志不渝批评、反对，甚至阻拦中国的情况。中国政府每每召开大会，或有甚重要举措，国外毁谤说便此起彼伏，仿佛中国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是笔者细思极恐——如此浩荡的舆论碾压之下，这些所谓的西方“正义之师”究竟在反对什么？

就拿刚刚闭幕的中共两会来说，就有大量主流国际媒体及其所仰赖的知名国际评论员，包括欧美智库分析师、大学教授以及专栏作家，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表示忧心忡忡。他们关心的具体焦点不尽相同，但是有某种精神则一以贯之，那就是相信习近平矢志输出中国模式，因而已经对西方构成莫大的挑战。

其实，中国政府既没有承担过中国有什么值得输出的中国模式，更没有具体提倡某个中国模式，中国一再声明，但是这些中国专家不仅不相信，他们反而还更感到焦虑。他们像是相信自己受到恶性肿瘤威胁的患者，急于找出肿瘤以便治疗，不断检查，不停化验，如果医生说健康，他们只能更焦虑，更努力的换家医院再检查。

对中国模式的认识有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认为凡事大家一起参与，有好处大家一起得到，就是中国模式，这符合社会主义，也反映儒家文化。这样的所谓中国模式，是一种态度，而这种态度的主要保障就是共产党。透过党的自觉与教育，来推动先富带后富。不过，这不是什么可以输出的中国模式。

另一种认识中国模式的方法，主要是中国学者彼此思辨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具体过程，这里涉及国有与民有之争、左右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部门之争等等。而在十九大的报告里指出的，是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均衡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讨论比较具体，但是却还没有什么通论，就没有办法表述出一种中国治理模式。

国际媒体表现出对中国模式产生恐惧，主要在于其所认知的中国治理模式与西方不同。

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资本主义以资本为本，是市场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社会和政治；而传统的社会主义则是国家为本，是权力逻辑渗透一切，包括经济和社会。两者都不是以社会为本，因而都不是社会主义。前者滥钱，后者滥权。传统社会主义最大的困难是对权力的制约。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栽在这上面。而中共优于其他执政的共产党的地方是，它下了很大的气力试图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弊端。

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和大跃进时代的中国都被证明是过分自信了；资本主义延续至今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发展，也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

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中国这头雄狮已经醒了，但是他是一头和蔼的，可亲的狮子。没有对资本主义缺陷清醒的认知，他们迟早会栽跟头；同样，没有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反思，同样的错误我们也有可能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