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边

砸烂县革委

――文革忆旧系列之三

    1967年3月，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县革委的成立，是“一月夺权”和“二月镇反”的结果。

    先看“一月夺权”：

    《单县志·大事记》：（1967年）1月26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影响下，单县县委、县人委被“造反派”联总夺权。

    这里所说的“联总”，其全称为“单县革命造反大联合总指挥部”，是由全县186个群众组织专门为夺权成立的；这里所说的“‘造反派’联总”，其意思是说，联总是一个造反派的组织，这就有些名不符实了。不可否认，组成联总的186个群众组织中，是有一些造反派的。比如单县一中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是成立较早的学生造反组织，和山东省响当当的老造反派“山大主义兵”是一条线上的。但是，在联总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这些学生娃娃，而是由县委机关干部组成的“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后改名为“二五战斗队”。那时，凡是以“捍卫”、“赤卫”命名的，一般都是保守派组织。）、由县人委机关干部组成的“风雷战斗队”，以及由县直各机关干部组成的各种群众组织。机关干部们大都比较谨慎保守，虽然社会上的造反大潮早已风起云涌，但在机关上除了个别确实“苦大仇深”的人与社会上的造反派有来往外，大都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只是到了一月中下旬，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眼看夺权已经势在必行的时候，机关干部们才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了群众组织，参与夺权。因此，这些组织是否能够被称为“造反派”，是大有疑问的。事实上，在整个文革期间，“联总”一直是“保守派”的代名词。而联总的成员，对此也从不否认。

    再看“二月镇反”：

    联总夺权后，在县武装部（单县没有驻军，县武装部在县里代表解放军）的支持下，马上就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他们首先将单县最早的学生造反组织，由外地单县籍学生组成的鲁西南革命造反军打成了反革命组织。虽然“鲁西南”的学生们事先得到风声，迅速撤离了单县，但其“二把手”房XX还是被抓了起来，随后，其“一把手”刘XX也被从外地抓了回来。社会上一些与“鲁西南”有联系的群众组织被取缔，他们的头头，也被关押、批斗。一时间，万马齐喑，县城里前几个月那种轰轰烈烈、吵吵闹闹的造反大潮不见了，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出奇的平静状态。秩序虽然迅速地恢复了，但那些刚刚适应了前几个月那种乱糟糟的全社会一起造反局面的县城居民们有想法了：大家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凭什么你们这些“造反派”就能将那最早的，而且是公认的造反派打成反革命？这些刚刚造反没几天的“造反派”到底是“真造反”？还是“真保皇”？于是，一种对刚刚掌权的联总不服气的情绪，开始在县城里暗流涌动。

    通过“一月夺权”，联总掌握了县里的“党、政、财、文”大权；又经过了“二月镇反”，恢复了社会秩序，单县革命委员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立了。

    但是，社会上对新生的“革命政权”不服气的情绪，并没有消散，反而在暗地里逐渐酝酿、发酵。

    其实，不仅在单县，在菏泽地区、山东省以及全国许多地方，这种名为造反派，实为保守派夺权的情况并不少见。造反的副市长王效禹，在青岛市造反、夺权时，得到了山东省最激进的造反派“山大主义兵”的大力支持。王效禹奉“中央文革”之命，赴省会夺权时，本来是要依靠“山大主义兵”的，但却阴差阳错地被济南军区接到了部队招待所，而“山大主义兵”则被济南军区支持的温和造反派以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为首的“红山指”、“山工指”所镇压。王不得不和“两指”联合夺权，反手将“山大主义兵”打成了反革命，并且直到其垮台，也不给“山大主义兵”平反。“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有中央文革作靠山的王效禹尚且如此，那些没有任何根基的造反派，在突如其来的名为夺权，实为抢权的政治大博弈中，岂能不败在常年浸润于官场，老谋深算的官僚和军头手中？因此，在许多地方的夺权大争夺中，最终由保守派胜出，保守派掌权，也就并非不可理解的了。

    终于坐上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宝座的王效禹，很快就发现：他属下的很多地区和单位，并不是造反派掌权，而是被保守派夺了权。这种情况，对刚刚靠造反登上了省革委主任大位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而这时，毛泽东也开始了对“二月逆流”的反击。于是，王主任决定借这股东风，在省内打一场“反逆流”的人民战争，扭转保守派掌权的局面。3月25日，《大众日报》发表了《迎头痛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3月29日，王效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五期上的文章《放手发动群众，粉碎反革命复辟阴谋》被新华社转发。于是，一场“反逆流”的风暴，迅速席卷了齐鲁大地。

    单县的“反逆流”，就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

    省内各地“反逆流”的消息纷纷涌入这个偏居鲁西南一隅的小县城，不断地给底层群众中对县革委不服气的情绪加温。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小县城里，群众不满的情绪在急剧地发酵，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根小小的火柴，就会燃起冲天大火。

    就在这时，单县一中的学生张XX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张署名“鲁人”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新生的革命政权”县革委。这张大字报，就是点燃单县“反逆流”的冲天大火的那根火柴。大字报甫一贴出，立即受到了一中大批学生的支持和响应，并且很快就蔓延到了社会上。大街上出现了反对联总一月夺权，反对县革委的大字报和标语，“砸烂县革委”的口号，也出现在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由于单县没有高等学校，一中就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因此，它在文革中的影响力是举足轻重的。支持“鲁人”大字报的这些学生很快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单县一中革命造反团。一中“造反团”的成立，带动了县城各个单位持相同观点的群众纷纷建立自己的组织。很快，一个以一中“造反团”为首的，反对县革委的派别产生了。

    县城里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对县革委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参与了联总“一月夺权”的单县一中“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坐不住了。他们和联总里的“二五”、“风雷”等保守组织本就不是一路人，只不过是在“山大主义兵”覆灭之前就参与了县里的夺权，才免除了被打成“反革命”的命运。现在，形势变了，不能再和保守派绑在一起了，于是他们发表声明，脱离联总，退出县革委，并且将自己的组织改名为“革命到底”。联总里与革命到底观点相同的一些群众组织也与他们一道，纷纷退出了联总，于是，以革命到底（群众称其为“到底兵”）为首的一派群众组织也形成了。他们在反对县革委上，与“造反团”一派是同盟军，但他们的目标是为“山大主义兵”平反，比“造反团”更为激进。

    县革委本来就是联总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成立的，革命到底退出后，联总就成了坚决保卫县革委的一派。这一派除了“二五”、“风雷”等机关干部的组织外，还包括一中的“联合总部”和二中的“三二七”等学生组织，以及各单位的群众组织。在一中，由于造反团和到底兵大行其道，联合总部的力量很小；但在二中，则是“三二七”控制局面，反对县革委的力量根本不成气候。

    县武装部也发生了分裂。县革委的成立，是尹部长作为军方代表参加的，因此，他被视为联总一派的坚强后盾；但“反逆流”开始后，潘政委却站了出来，公开宣布支持反对县革委的革命群众，因此，他又被反县革委一派视为自己牢固的靠山。

    在县城里，基本上是反县革委一派的天下。支持县革委的一派，虽然在各单位都有一些，但基本上不成气候，很难与反县革委一派对抗，只有在联总发起集体行动，比如游行、集会时，才有可能在社会上一展其风姿，但往往受到围观群众的嘲笑和漫骂；但在广大的农村，却是支持县革委的占绝对优势，反对县革委的势力在农村很难立足。

    “反逆流”被引爆后，各种势力迅速分化、重组，极短的时间内，在这个小县城里，就形成了三派鼎立，反对县革委和保卫县革委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

    社会上这两、三个月来难得的平静被打破了。小县城里又恢复了原来那种轰轰烈烈、吵吵闹闹的热闹局面。与原来不同的是，这次的目标更明确，阵线更分明，对抗性更强。原来，大家咸与造反，目标对准的是当权派。造反的理直气壮，盛气凌人；被造反的唯唯诺诺，软抗硬磨。由于是小县城，造反比较晚，外地传来的消息显示，造反是大势所趋，对抗是没出路的。因此，基本上没什么对抗；再说，各地区，各单位，当权派众多，你造这个的反，我造那个的反，虽然都是造反，但目标被分散了，阵线也模糊不清。这次就不一样了，反县革委的一方，认为县革委是保守派假夺权，真保皇的产物，砸烂它理所当然；保县革委一方，认为县革委是红色政权，反对它就是反革命，保卫它天经地义。双方针锋相对，可谓是目标明确，阵线分明。

    三派两方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一开始，还是“文斗”，大家“君子动口不动手”，只是用大字报、大标语与对方论战。渐渐地，大字报越来越少，只剩下了标语和口号，双方不再讲道理了，而是频频地发动游行示威和集会，展示自己的力量，相互比人数，比气势，妄图用实力压倒对方。在县城里，反县革委一方占有绝对优势，保县革委的一方居于下风，因此，“彻底砸烂县革委”的口号压过了“誓死保卫县革委”。

    最终，县革委真的被“彻底砸烂”了。

    县革委设在原县人委大院。大院坐落在单县最繁华的胜利大街上，坐北朝南。大门往里凹进去了十几米，使得门前有了一个不大的小广场。“单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就挂在右侧的门柱上。

县革委的大门

    一天早上，一个消息传遍了全城：“县革委的牌子被人泼上粪了！”消息传来，不少人幸灾乐祸，也有人痛心疾首。好事的人赶快跑到县革委门前去看，只见，县革委传达室的老华，正骂骂咧咧地提着一桶水在那里擦洗那块牌子。

    过了没几天，又一个消息传来：“县革委的牌子被人砸烂了！”大家跑过去一看，只见县革委的牌子，不是挂在门柱上，而是躺在地上，并且早已断成了几截。联总连忙发出声明，严厉谴责这种卑鄙无耻的流氓行径。当天晚上，一块新做的“单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又被挂在了右侧门柱上。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这块新做的牌子，又被人砸烂了，在县革委门前散落了一地，引来了不少人围观。

    县革委的牌子屡屡被污被砸，这让支持县革委的群众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大家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决心要誓死保卫县革委——的牌子。于是，一块比原来的牌子更宽、更高、更厚的“单县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被连夜制造出来了。联总的群众抬着这块新做的大牌子，在县城的街道上游行，向反对县革委的势力示威，展示“誓死捍卫县革委”的决心。最后，大家游行到了县革委门前，将这块“更宽、更高、更厚”的大牌子，安装（不是挂上）在了右侧门柱上。

    县城里平静了几天。就在支持县革委的群众认为这次这牌子终于保住了的时候，一天早上，人们发现，这块“更宽、更高、更厚”并且安装得更牢固的大牌子，还是被人卸了下来，并被砸得粉碎。

    县革委的牌子屡屡被砸，这让反对县革委的群众更加幸灾乐祸，各种讽刺、挖苦纷纷指向了联总和县革委。一句口号在县城里不胫而走：“县革委，大杂烩，革命小将砸得对！”至于砸牌子的是什么人？是不是“革命小将”或者是不是“革命群众”，那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大牌子就挂在县革委的大门门柱上，砸牌子那么大的动静，大门里的人怎么就听不见，抓不到，反而让其屡屡得手呢？对于联总的指责和抗议，“造反团”一派和“到底兵”一派纷纷撇清责任，声称自己虽然反对县革委，但对砸牌子一事却毫不知情。不过，县革委的牌子屡屡被砸，正好说明县革委确实不得人心，确实应该被彻底砸烂。

    支持县革委的群众犯难了——那么宽，那么高，那么厚并且安得那么牢固的牌子都被砸烂了，接下来制作什么样的牌子好呢？总结前几块牌子被砸的教训，看来还是制作牌子的材料出了问题，既然木头制的牌子不经砸，那就干脆用石头制！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一块两米多高，半米多宽的石头，被刻上了“单县革命委员会”七个大字，送到县革委的门前。由于这石头牌子太重，根本无法安在门柱上，就只好立在了右侧门柱的前面。

    这一来，更热闹了。反对县革委的人更加肆意地嘲笑和挖苦联总和县革委：这哪里是招牌？分明是墓碑嘛！看来，县革委的寿数已尽，离垮台不远了。

    在不断的嘲笑和挖苦中，反对县革委的两派终于采取行动了。一天上午，传来消息：要砸县革委的石头牌子了！县城里的人纷纷涌向县革委门前去看热闹。我和几个小伙伴则溜进了县革委的大院，爬上大门右侧的墙头，骑在上面，居高临下地观看。

    只见，反对县革委的人一群群地涌来，挤满了县革委门前的小广场和外面的大街。县革委里出来了十几个人拦着不让砸。而人们则一遍遍地对着他们高呼：“县革委，大杂烩，革命小将砸得对！”那些人看到根本就阻拦不住，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于是，人们把一根大粗绳子套在那块石头牌子的上头，许多人上前，拉着长长的绳子另一头，喊着“一、二、三”的号子用力拉，拉了没几下，就看到那石头牌子晃了几晃，扑倒在地，断成了几截。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县革委，大杂烩，革命小将砸得对！”的口号又在小广场和大街上空响起。

    那块石头牌子终于被砸烂了，但人们并不罢休，欢乐的人群顺势涌进了县革委的大院。大院里的工作人员早已溜的无影无踪了，成群结队的人顺着一排排的房屋挨个观看，好像是看西洋景，大院里到处都是指指点点的人。人们发现，在对着大门的大会议室的后面，又新建了一个并不太小的小会议室。会议室里不像其他会议室那样只摆着长桌、连椅，而是挂着窗帘，铺着地毯，靠墙还摆放了整整一圈沙发。小县城里的许多人那时除了在电影上，还没见过沙发呢，这次见到这么多沙发，真是大开眼界。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全城轰动了，人们纷纷前来观看。反县革委一方的头头们干脆将这个会议室当作县革委腐化堕落的罪证，组织各单位参观。进一步抹黑县革委。

    县革委真的被砸烂了。联总一方没有了地盘，只好退守到了“三二七”还能控制局面的单县二中。而县城里的其他地方，都成了反县革委一方的天下。

    单县二中坐落在县城的东北角，紧靠着北环城马路和东环城马路，位置比较偏僻。县城里大部分地方都实现了“一片红”，但县城的东北角却还是联总的天下，这实在是让反县革委一方最放心不下的一大心事。于是，反县革委的两派隔三差五地就组织游行，而游行的路线总是要经过以前根本就走不到的东环城马路和北环城马路。路过二中门口时，大队人马总是要停下来，对着大门高呼反对县革委及辱骂联总的口号。终于有一天，大批游行的人群一举冲进了二中的大门，院里的联总成员稍作抵抗，眼看寡不敌众，只好四散逃跑了。二中这个联总最后的堡垒，也被反县革委一派收复了。那是夏天一个雨后炎热的下午，我听说二中已经被反县革委一派攻占了，急忙和几个小伙伴前去观看，只见院子里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落的棍棒和板凳腿、桌子腿，看来是经历过了一番恶斗。

    联总终于被赶出了县城，县里的“党、政、财、文”大权落到了反县革委一方的手中。这时，菏泽地区的保守派也被造反派打败了，山东省保守派掌权的局面也得到了根本的扭转。王主任的“反逆流”斗争，基本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以后，“造反团”一派，分别改编为红卫兵指挥部、工人指挥部、贫下中农指挥部等，与菏泽地区、山东省的主流造反派在组织上实现了统一。从此以后，人们又称他们为“指挥部”。

    “到底兵”则与菏泽地区相同派别的组织“八一八”建立了联系。改称为“八一八”。他们参与了省里他们那一派争取为“山大主义兵”平反的活动，却一直受到主流造反派的打压，始终没有结果。

    联总虽然退出了县城，但并没有消失，据说他们的骨干成员都到农村“打游击”去了。县城里虽然听不到了他们的声音，但他们正在自己的根据地里积蓄力量，等待着反击。

    不管怎么说，县城里的局势还是渐渐地平静了，社会秩序逐步地恢复，到了重建县革委的时候了。

    《单县志·大事记》：（1968年）3月，经菏泽地区革委会批准重建了“三结合”的单县革命委员会。

    首发时间： 2016-10-22 9:5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