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复辟终身制是死路一条
          

  
     作者：冯崇义
    
    日前，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消息传开，举世哗然。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一项重大举措。此举旨在为习近平终身任职扫清道路，非同小可。朝野上下与国际舆论强烈反弹，形成轩然大波。戊戌年初的这场修宪风波，显示习记统治集团的重大危机，或许也同时昭示重大政治风暴的来临。
    

    
    我们知道，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始毛泽东归天，灾难深重中华民族迎来一场重大的社会转型，也就是从毛泽东统治的极权社会转变为以“改革开放”和人权意识觉醒为主要标记的后极权社会。党国专制的政治一元依然延续，但是党国极权的管控能力衰退松弛，经济和文化从一元走向半多元。
    
    这场社会转型体现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三大潮流之上。市场化首先涉及半拉子存量改革，比如在农村的人民公社解体，代之以家庭承包经营；城市的国有企业也经历承包制、股份化、公司化等项改革。市场化的增量改革成就更大，从个体户、乡镇企业、到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私营经济早就占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尽管上游产业仍由党国所垄断。由于党国专制的政治制度没有相应改变，中国经济演化成为严重向党国和权贵倾斜的党国资本主义半市场经济。
    
    全球化由最初打开小缺口开办经济特区经营外贸外资，到全面打开国门“参加世界大循环”、承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金技术大转移和经济全球化成果。同时也大规模引进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走出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而很大地拉近了和世界的距离。
    
    民主化的成果最不如人意。但是，也有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所主导“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和“自由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壮丽的政治和解，解放了数千万政治“贱民”。在中共政权的顶端涌现一批很值得称道的政治家，包括人道主义总书记胡耀邦、“三宽部长”  （宽容、宽松、宽厚）朱厚泽和在重大政治抉择中坚决坚持  “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总书记赵紫阳。更有独立精神复苏、人权意识觉醒、甚至于拥抱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亿万公民，以及由各类社团和互联网所构成的公民社会。遗憾的是，党国政治改革进程在1989年春天那场大镇压之后半途而废，中国的自由民主力量受到党国顽固势力的不断摧残。
    
    就四十多年前中国所开启的走出极权体制、建立“有限政府”的努力而言，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等改革举措已被党国当局抛弃，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的改革措施也已被党国当局扭曲。仅存的成果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代之以退休制度和任期、年龄方面的限制。198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格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共没有对党章进行修改以对党的领导职务做出相应的限任制规定，而只是在实践中参照宪法照章办理。直到2006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对党政干部一视同仁，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实际上，“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核心是废除最高领导的终身制。这一法规总结了当年“伟大领袖”毛泽东终生掌握所有干部群众的生杀予夺大权，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包括连绵不断的政治迫害和政治运动、饿死三千万无辜生命的“大跃进”、“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由于对以往的惨烈经历和惨痛教训有广泛的共识，这一法规制定之后受到比较严格的实施。胡耀邦、赵紫阳受迫害而下台，没有机会任满两届。江泽民不是正常换届上台，多任了半届。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人都有章可循，只任两届。
    

    
    2012年习近平入承大宝之时，中国面临维稳体制和宪政转型之间的抉择。觉醒公民的正当诉求和中国的社会逻辑，是从后极权体制到宪政民主的大转型；中共的党国逻辑，则是强化维稳体制以使党国专制延续下去。 面对这样的抉择，中共统治集团内部存在若明若暗的分歧。处于弱势的是温和态度，除了“胡赵余党”的宪政呼声，还体现于胡锦涛所提出的  “和谐社会”（尽管三心两意且在实践中变味）与“不折腾”、温家宝对普世价值、政治改革和防止文革复辟的呼吁（尽管他无法落到实处）。居于强势的则是强硬态度，特别是“红二代”重整朝纲、捍卫和强化党权的本能冲动。不过，当时的强硬派遭遇挫折。主导维稳体制的周永康和倡导“重庆模式”（“唱红打黑”和毛泽东极权主义回潮）的薄熙来被胡、温挫败，给启动宪政转型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和机遇。
    
    习近平上台之初，没有自己的人脉、根基薄弱，在依托“红二代”的同时也争取其他派系的支持。他曾经装出对宪政的兴趣，特别是在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会上高调表示要落实宪法、追求法治，曾经激发世人希冀他顺势而为的良善期待。但是，就其价值体系和知识结构而言，习近平骨子里是深度毛粉和极权主义者。他时刻彰显其“红色基因”、将自己定位为红色江山天经地义的接班人，他将他的使命确定为防止发生于原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确保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这样的定位和使命，与世界潮流、普世价值以及人心所向的中国社会前进方向针锋相对。
    
    因而，当世人争议习近平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时候，他既不向左转，也不向右转，而是坚定不移地向后转，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将中国社会从后极权社会拉回到极权社会。他不只是继承薄熙来和周永康，而且将薄熙来、周永康的恶政升级换代，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升级为更加系统和彻底的“扫黑除恶”，将周永康通过政法委以“干脏活”方式实施的维稳体制，升级为由凌驾于党政军各级机构之上的国安委直接指挥、由《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等专门法规支撑、在法律框架内更加理直气壮地系统推行的超强版维稳体制。他为重建党的一元化领导而摧残不服从的江湖，剿灭公民社会中独立于党国的社会团体和网站网页、剿灭批评党国倡导宪政转型的意见领袖、剿灭促进法治和宪政转型的维权律师及各类民主维权人士、剿灭同情和资助宪政转型事业的企业界人士。他为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公开向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理念宣战，公开要求媒体姓党，直接领导“清网”运动，怂恿各类媒体制造个人崇拜，残酷打压“异端”思想和迫害思想文化界的异见人士，将整个文宣系统和教育系统重新变为党文化独占的阵地。他为重建定于一尊的领袖专制而破坏  “集体领导”体制，建立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各类“领导小组”来架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的正常决策程序，摧毁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限任制而重新复辟已被废除的终身制，将掣肘党魁大权独揽的寡头专制转变为类似于君臣关系的个人专制。
    
    对于习近平柄政五年来的“政绩”，也应放到促进还是阻碍中国宪政转型这一大框架中来评价。比如，在现代正常国度，反腐以官员财产公示为基础、由独立司法部门来执行、由独立媒体来监督。习近平和王岐山联盟所进行的反腐，则是由中共纪检部门主导，由中共政法委和司法部门配合，以清洗政敌为首要目标的黑道政治和选择性执法，扭曲中国已经形成的司法体系，对法治进程造成严重混乱和危害。我一再强调，腐败的确切定义是“以权谋私”，所谋之私可以是财色裙带，也可以是权力地位。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谋取和滥用最高专制权力的习近平是最大的腐败分子。专制本身就是犯罪。而且，滥用权力进行政治迫害，是比谋取财色严重得多的反人类罪。我们知道，由最大的腐败分子进行大规模的反腐来建立“政绩”，是君主专制和党国专制的统治者们的传统把戏。专制乃腐败之根与源，有人希冀借专制权力反腐而实现廉政，实是饮鸩止渴。古代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们将“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把戏玩了几千年，祸国殃民的罪恶罄竹难书。习王联盟依靠中纪委越过司法程序大规模惩办不受他们待见的党政军要员，比明代的东厂制度和锦衣卫执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比如，在现代正常国度，扶贫救危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牢靠建立，根本不是某届政府可以拿来吹嘘的政绩功德。习近平则与其他专制统治们一样，将动用国库和民脂民膏进行的“扶贫”，当成他们对下民的恩典，将党国放松管制以后国民的脱贫致富当成他们的政绩，进而以“扶贫”和脱贫的政绩来奠定其行使专制权力这一犯罪行为的资格，强制国民的拥戴，并强化为所欲为的专制权力。古今中外有过太多这样的专制统治者，以及他们所留下的悲剧、闹剧和丑剧。
    
    有人将习近平的反腐和整顿吏治当成推进法治之举，大谬不然。习近平以黑反贪、借反贪清洗政敌并强化专制权力的作为，与法治背道而驰，彻底违反法治三大原则。法治的第一原则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高于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最高权威。习近平则顽固地将“党的领导”当作习记“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蛮横地将法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是遵从法律的权威来反腐，而是遵从他以及他所理解的中共意志来反腐。践踏法纪，莫此为甚。法治的第二原则是司法公正，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由独立于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以及一切政党的司法机构遵从严格的司法程序独立办理任何案件。习近平则顽固而蛮横地要求公检法都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由中共的政法委领导和协调执法和司法。贪赃枉法，莫此为甚。法治的第三原则是法律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国家不能指定任何违反公民权利的法律。习近平则领导中共坚持那些违反公民权利的恶法，而且系统地制定违反公民权利的一系列新恶法。习近平是明目张胆地在二十一世纪发扬光大古代中国严刑峻法蹂躏百姓的法家传统和列宁主义党国政治挂帅的法制传统，与民主法治的人类文明为敌，将法律作为管制和镇压公民的专政工具。
    

    
    习近平及其跟班们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当今的“三个自信”或“四个自信”，是基于市场化的全球化的意外成功给中国带来的巨大财富积累和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受到民粹主义的冲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由于认知错乱，他们将中国的财富积累误读为党国专制制度的制度优越性，将西方民主世界的暂时困难误读为西方的衰落。基于这样的的误读误判，他们地野心迅速膨胀到了爆棚的程度，迫不及待地重建领袖独裁和红色帝国，并无比狂妄无知地要为世界指明方向、提供方案。
    
    极权专制的突出特色之一，正是以崇高的名义和人民的名义作恶。习近平五年来正是认为他“不忘初心”，有崇高理想，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是人民爱戴的领袖（领袖已就在全世界变成一个令人恶心的称号），因而刚愎自用、肆无忌惮。习近平敢于公开宣扬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不能相互否定，敢于公开将夺去几千万无辜生命、使整个中华民族陷入赤贫的滔天大罪宣布为“有益探索”，正是基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权主义价值观，以意图伦理取代责任伦理来为专制统治洗涤罪行。而习近平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也正是与二十世纪的所有极权领袖一样，激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毒素，激活极权镇压机制、操控极权政治机器人来荼毒社会和世道人心。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直接后果是，各类警察，特别是专门对付异见人士的国保国安和专门对付群体维权的武警，喝足大国崛起的迷魂汤，重新振作起来理直气壮地滥用权力作恶；体制内外的各类五毛，也沿着“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殍”的轨道，竞相将各种左倾奇葩言行推向极端以向领袖献媚邀宠，害人害己。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挡不住中国宪政转型的大潮流和大趋势。如果习近平顺势而为，让后极权党国继续衰微，放松党国对公民和公民社会的严厉管控，让健康的替代力量得以自然成长。如果他更上层楼，果断平反冤假错案、向中华民族赎罪以争取新的政治和解，为中共党徒建立与其他政治势力公平竞争的民主机制或者在失手时安全退出的机制，为中国宪政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和祥和氛围，他本来可以建功立业、有所作为。他五年来的倒行逆施，既自毁前程，也增加了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成本和代价。至今他已经心劳日拙，险象环生，使中国政治充满危机变数。据说这次修宪延长任期，在中共高层也遭到抵制，有多达十一位副国级以上离退休干部联名上书反对。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一意孤行，既是他无止境的权力欲望和“二愣子使命感”使然，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满朝文武没有合格的接班人，才出此下策。红二代集体世袭的宗社党思维，本来就腐朽至极。正如我多次指出的那样，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中共党国传承不到红三代，“红色江山万年红”只是痴人说梦，党国极权体制的终结是无可奈何花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