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共和是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政治概念。民主在本质上回答了谁说了算的问题，即人民说了算，它反映了一种以人民为主体的决策和治理机制。共和从本质上回答了谁掌权以及为谁掌权的问题，即政权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共和理念可以凝练概括为四个字：“天下为公”。

一百多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民主共和不懈奋斗甚至流血牺牲。然而民主之路时至今日仍然步履维艰。这大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民主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基本是缺失的。涉及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上到国家大政，小至乡村治理，五千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由上面的人说了算。这个上面的人可以是皇帝，官僚，乡长，保长，族长，长辈等等。中国人对这种外在的决策中心有一种本能的认可。这种对外部权威的认可使得中国人没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内在动力。这不仅体现在大陆的中国人，也同样适用于身在海外的华人华侨。五千年的传承使得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产生了民主抗体。没有个几百年的嬗变，这种民主抗体不可能消失掉。

与民主相反，共和的观念更快地为中国人接受，并且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的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政体，共和的基本理念是政府权力是公器而非私产，政权的目的是为公而非为私。体现在政权运作模式上，共和体制强调权利分享，包括精英之间的权利分享和官民之间的权利分享。大多数共和政体都允许人民以一定的方式参政议政。在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的途径主要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协商制度。在上层权利精英之间，权利分享的途径主要是党代会和党中央的常设委员会。

共和理念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深入人心也可以从历史上追根溯源。儒学经典《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所以说天下为公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来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周召共和”就是一种贵族之间的权利分享模式。这个模式比古罗马共和体制还早300多年。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以共和命名的最早的政体。所以说共和这个概念早已存在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和词汇表中了。她不像“民主”这个概念还需要借助外文翻译（德先生）来表达。比周召共和更早的上古时期，中国的古圣先贤们还发明了“禅让制”，即国家权力不是传给自己的子女，而是交给有才干的外人。从本质上说，禅让制和共和理念是高度契合的。

在当代中国，民主和共和出现了奇特的背离。一方面中国人愿意让渡自己的民主权利，接受上层精英执掌权柄，管理国家。另一方面，民众认为政府权力为公器，政府执政的目的是为公而非为私。建国以来，民主的发展空间时时受到限制，但是共和的理念实际上是不断得到了强化。毛邓江胡习历代领导人都先后提出“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等等。更有甚者，毛主席还曾号召过人民砸烂公器并且再踏上一只脚。这无疑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化了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