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

希特勒的上台却是合法的。他最初唯一的资本便是“群众演说”，直接诉诸人民。他的演讲能够把听众带入痴迷状态，但作者并不认为这是由于希特勒的雄辩，而是一种君临一切的意志力使他的演说具有大众催眠术的效应。但是即便如此，直到1933年，大部分德国人仍然投票反对这个突然发迹的无名小卒，有的甚至认为希特勒“并不真的存在，不过发出些噪声罢了”。当代德国青年常常望着自己的长辈，对他们竟然会盲从希特勒而百思不解；老人们也深感无地自容，愧对晚辈。但是脱离历史条件来谈任何问题都是不科学的，并非德国人民都是受人摆布的白痴，而是希特勒迫使他们把对他的怀疑转化为对自己的怀疑——不过他使用的不是强力，而是成就，令人信服的成就。

不谈希特勒的成就，就无法解释千百万德国人对他的狂热崇拜和绝对服从。希特勒上台后的成就使全世界对他刮目相看：从1933年到1936年的短短三年中，在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他主持的纳粹政府解决了德国六百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实现了经济起飞。在外交上，他公然无视凡尔赛和约，重新武装德国，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到1938年，德国已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他大权独揽，彻底瓦解了德国政府，使全国统一于他这位至高无上、只对自己负责的元首。他毫无夸张地宣称，“帝国的命运决定于我一人”。当整个西方世界沉沦于尼采所诅咒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文明的堕落中，德国却精神焕发地站起来了。全世界都低估了希特勒。

个人崇拜是指以大规模宣传手段将某个人在一个社群中塑造成崇拜对象，通常都通过媒体手段将其人格形象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当政府利用大众媒体、宣传及其他方式予以不质疑的奉承和频繁的颂扬、美化等等，将某一在世（或已身故）的政治领袖塑造为英雄化、神化、理想化的公众形象，则自然会产生个人崇拜的群众现象。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统治初期，利用其滔滔不绝的雄辩之才和丰厚的国家资源，以及其手下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为希特勒一手打造的文宣活动，成功说服了蒙受一战战败阴霾笼罩的德国人民为其死心塌地卖命与效忠，在当时盛行而后来遭德国联邦法令禁止的纳粹举手礼就成为希特勒塑造个人崇拜的主要特色。

希特勒凭着独裁者共有的直觉，彻底摆脱了宪制的约束。他绝不当什么“公仆”，而是元首，“绝对的主人”。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宪法早已名存实亡，希特勒从未提出任何新的能够实施的宪法去取代它。1934年以后，德国便成了没有宪法的国家，政府对人民的权力便不再受到限制。其次，希特勒一贯善于创建各种新的可称为国中之国的权力机构，并全面直接地控制它们，诸如纳粹总部、冲锋队、党卫军等等，都只向他个人负责，通过它们制造他所需要的恐怖气氛。

希特勒改组后的政府中各部门职权不清，甚至相互对抗，绝对不可能彼此联合成力量来制约他或反对他。政府的混乱统一于他个人，只有他一个人在进行控制协调。这种局面的产生不是由于他对国家机器的无知，而恰恰是他精心的创造。他把自己变得无法取代，而且彻底堵截了任何可能以正常方式罢免他，或者产生新领袖的途径。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死了，一定会被认为是德国的救星，但是人们也马上会发现他的死亡所暴露的权力真空，而这正是一个国家最不稳定的因素。至高无上，不可取代，不受宪法约束，不向任何人负责——这些便是一切大独裁者为自己横行霸道所创造的基本条件。

由于希特勒一手复兴了德国，反对他、怀疑他的人便失去了依据、丧失了自信。他们在困惑、惊羡、感激的同时，进而放弃了自己观察和思考的权利。不是说不敢公开怀疑他，而是从内心深处不能再怀疑他：难道你不希望德国兴旺吗？难道你要对一个复兴德国的人吹毛求疵吗？终于，善良的人们为经济起飞而接受了集中营。希特勒逐渐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德国的化身。元首的意志便是德国唯一的意志，并将成为世界唯一的意志。也许只有超出一般人理解的狂妄才能对一般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尽管也有不顺眼的事发生，人们现在只是埋怨：“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想一想，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崇尚独立思考的新教诞生地——德国，可见人的自信是何等轻易地被摧毁。希特勒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深谙群众心理，屡屡试探，步步为营，尽量不公开做群众不能接受的事情。在1933年4月1日排犹运动前，他早就制造舆论，似乎要把犹太人斩尽杀绝的样子，一旦人们发现事实还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反倒容易接受现实了。希特勒的统治手段是相当诡诈的，他懂得如何恰如其分地掌握恫吓的分寸，使人们既害怕又不至铤而走险。

可是复兴德国并非希特勒的最终目的，国家对他来说，“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从来对建立一种作为持久秩序的国家不感兴趣。他选中德国是要它成为征服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具。现在德国已经羽毛丰满，希特勒开始把魔爪伸向欧洲的其他部分。从1936年到1938年，他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辉煌胜利：吞并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直至慕尼黑协定瓜分捷克，他不费一兵一卒，全凭外交途径。为什么希特勒的领土扩张如此顺利呢？与其说是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是对手的懦弱。英国只想安抚住德国，宁可退出东欧，过些太平日子。法国则软弱得眼看德国猖獗而无能为力，只好违背民族利益去顺从英国的绥靖政策。英法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得寸进尺，但是又使他失去宣战的口实。但是战争是非打不可的，原因有二：首先，希特勒坚信人类历史就是种族竞争史，战争是常态，和平不过是战争之间的间歇，一旦条件成熟，就必须发动新的战争。其次，希特勒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来计划他的政治行为的，他要在有生之年实现称霸欧洲的目的。人生的短暂使发动战争变得刻不容缓，希特勒一再抱怨战争应该在1938年而不是在1939年开始。“我现在50岁”，他在1939年对来宾说，“我宁可现在打仗而不要等到55岁或者60岁”。

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说：“天底下唯一的新鲜事，便是不为人知的历史。”从纯粹的历史角度来看，我并不认为盟军的胜利有多伟大，起码“伟大”一词除了吹捧的意思之外，毫无实际意义。客观的说战争的胜利或失败是综合实力评定之后的必然结果。倘若退一步站在好战者的角度，不无辩证的看，的确，没有战争就谈不上和平。人类错彩镂金的千古文明，什么时候离开过战争？凯撒说：“一个不敢正视战争的民族才会自己走向衰亡。”塞巴斯蒂安.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  )说：“惟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是一个世界国家，而要想实现世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征服战争别无他途。”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erence）说：“人类是以双重的动机生存的：一为和平与增长，二为争斗与武力的凯旋。军事冒险与在争斗中取胜的胃口一旦获得满足，和平和增长的胃口便立刻显示出来——反之亦然。”不得不承认，其实历史就是在枪和笔的调换中延续，一面刀光剑影，一面炫彩泼墨；一面攻城掠地，一面诗歌彪炳；一面用枪打赢战争，一面用笔书写胜利者自己所谓的历史。

电影Der Untergang《帝国的毁灭》描写希特勒被包围到自杀的最后日子而闻名。该片取材自约阿希姆·费斯特2002年的著作《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同年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

电影从荣格的回忆开始。

荣格自从1942年被希特勒雇佣为秘书后，转眼到了1945年3月，苏联大军兵临城下，纳粹德国政府内人心惶惶。不但重要的亲信希姆莱和戈林相继叛离希特勒而去，而且军队人手不足，连平民和小孩都被迫送上战场，看不到希望的将军也整日借酒消愁。

在地堡外，申克教授拒绝了离开柏林的命令，以一己之力努力帮助平民和伤兵，也目睹着德军肆意处决逃亡者却无能为力。元首地堡内躲藏的希特勒最后孤注一掷的作战失败后，与戈培尔一家在最后时刻自杀。德军也放下武器向苏联投降。荣格夫人与地堡内剩下的人为了生存，穿过苏联的火线逃出柏林。

主要人物申克（Ernst-Günther  Schenck，1904年10月3日－1998年12月21日）是一位纳粹德国时期的医师与武装亲卫队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申克在偶然的情况下会见了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申克在战后写了不少与战时相关的回忆录，大都具有高度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