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我曾经苦苦寻找一个“荒友”四十年，前两个月终于得知他早已逝去。知情者说此君死得孤独，且精神萎顿，但非常平静，对生活他早已绝望。他走得无声无息。听罢不觉长叹“这将是我永久的遗憾”。讲讲这个故事吧。

  1969年我去了“北大荒”一个农场当“知青”。我是六九届的，也就是“文革”开始那年上小学六年级。我们这届小学生后来象征性地就近上了中学，到了1969年九月便来了个“上山下乡一片红”。也就是全北京市所有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我因“出身”不好，去不了“生产建设兵团”，便是去了农场。就此你可以知道，去农场的北京六九届“知青”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

  这种情形下，我们北京“知青”在农场受到极大的歧视，当地干部称我们是“二劳改”。而我们这些绝大部分十六岁的“知青”当时也就知道浑打浑闹，无知还真能让我们在宿舍里 时不时的有“穷欢乐”的气氛。

  一般男青年宿舍里总有个别个性比较窝囊的主儿每每成为大家嘲弄的对象。我住的宿舍里S就是这样的人。他本人有尿床的毛病；因此谁都不愿意挨着他睡觉。宿舍很大，南北两排大通铺，各睡十来个人。S被赶到门边上睡，并且他睡觉的地方还用一排木箱子隔开。也真是没办法，S尿了床也不去晾晒被褥，臊臭不说，尿液还会从褥子边上流过来，会把边上睡觉的人的被褥弄脏。结果，一排木箱把S隔开。他睡觉的地方简直就像个圈。因为他的被褥总是臊臭难闻，弄得宿舍里也总是尿臭味儿。由于他几乎天天尿床，尿液会透过褥子滴到大通铺的下面。你能想象S每天晚上睡觉时的感觉吗？冬天最冷的时候，有时他的褥子都会冻在大通铺上。

  臊臭味儿同宿舍的人们恼火，责令S要拆洗被褥，并每天晾晒，同时还要经常擦洗他那臊臭和汗臭的身体。不知为什么S总是以沉默对待人们的指责。这让大家更加恼火，有的人开始随意地打骂他，更多的人是拿他寻开心。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声称要组织“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现在回想起来，他也许那时候精神上就有些问题，或者“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已经让他走火入魔。他时常到当地农场干部那儿“小汇报”让宿舍里的人们恼怒；宿舍里“知青”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流氓地痞和偷盗行为”总被农场干部了如指掌。他当然也是“出身”不好，口口声声要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些“小汇报”行为大概是表现他一丝不苟地“接受改造”吧？

  我曾以S为原型写了名为《路》的中篇故事。在那个中篇中S在宿舍中种种遭遇差不多都在文字上表现了出来，特别是大家（当然主要是我）对他的取乐和嘲弄。当然，我最终描绘了一个较光明的结尾——S在现实面前思想感情上逐渐回归正常，而宿舍的人们也终于接纳了他，并友好地带着他一起返城回了北京。其实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我在宿舍里是大家的“活宝”；S很自然成为我口中的笑料。我还设下种种的恶作剧让S当众出丑，并引起在场的人们的哄堂大笑。我和宿舍里的人们还组织了“虐S委员会”，我自任“主任”。在大伙喝偷来的白酒醉醺醺的时候，S更是被没完没了的耍弄。客观地讲，当时S成为笑料让大家莫名的快活；可谁能想到他在精神上遭受的折磨呢？没人看得起他，S的“小汇报”让宿舍的人们不齿，其中有人狠狠的打过他，S当时被一记重拳狠狠地击中面部，他被打得翻倒在地，艰难地爬起来后鼻口淌着血，厚厚的近视眼镜片后的小眼睛失神地看着地，任凭血滴滴答答地滴到地上。

  我也曾给过他一记大耳光。记的那是我又拿他取笑后，人们都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我正乐不可支，忽然看见S举着锄头朝我奔来，面目狰狞，劈头狠命砍了下来。我手疾眼快，举手抓住那狠狠抡下来的锄头把，不是这样我当时就得脑袋开花。我想也没想，正手狠狠地抽了S一个耳光；当场把他打了个大跟斗。他爬起来后鼻子在流血，目光呆滞。

  全宿舍的人都惊呆了。然后同时暴骂S，说他自找倒楣。记的他那时专门负责给地里铲地的人们送水。他的半边脸都肿着，跌跌撞撞地在地里挑着一担凉水走着。一旦他看见有农场监督铲地的干部在面前，他立即捂住被我抽肿了的脸，以示无声的告状。但农场的干部根本视而不见。

  因为S的尿床和同宿舍人们的不断抱怨，S最终搬到了“革委会”连部的招待所了，之后又搬到了连队煳猪食的小屋睡觉。S在这之后很少和连队里大多数青年一起干活了。我甚至淡忘了这以后他都是如何在农场生活的。

  “上山下乡”最后几年，我常常在酗酒中度过。我已记不清S是什么时候离开农场返回北京的。1979年我终于返回北京。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一位“荒友”打着哈哈说到他曾经在街头偶遇S。他拦住S问“你还认识不认识‘半疯’”（这是我在农场的外号，因为我那时在农场以冷血著称，打架就往死了打）。S愤愤地回答：“他（指我）死了我也认的他的灰。”当场一片哄笑。可我却笑不起来了。没想到一个人竟能如此地仇恨我！

  之后我便写了以S为主人公的中篇故事《路》，其实是为我当年的行为忏悔。虽然我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使S成为精神方面的受害者；然而我也不能以“我当时不是恶意的”为由，为自己着着实实伤害他感情的行为开脱。毕竟，我是在客观上伤害了S。我只想见到他，并向他真诚道歉，甭管他接受不接受。然而年复一年，我一直不知道他在哪儿，估计他也不愿意和“荒友”们有任何来往。“上山下乡”的日子对S来说肯定是场噩梦。

  终于，我们曾在一个连队里的北京女“知青”，因为曾和S是邻居，知道他后来是在北京如果生活的。她说，S回到北京后，不知为什么，一天也没有出去工作养活自己，更没有结婚，就是靠单亲母亲微薄的工资供养他生活（他们生活在一个小小公寓里）。他成天就是呆呆地坐在屋子里，几乎不出门，更不会和农场的“荒友”们来往。他应该是精神上出了问题，大概是抑郁症？起码，S在回到北京后精神完全垮掉了。他还像在农场那样“不讲卫生”（当然是尿床，臊臭难闻）。大约在1990年代的时候因肺心病悄然离世。

  知情者告诉我一件事尤其让我难过。S也是个有正常欲望的男人。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一位当年一起“上山下乡”的北京女“知青”，他竟然默默地跟随着，直到那女“知青”吓得要死地回到自己家中。

  今夜睡不着爬了起来，想起S就写了这些。有点不知所云，可是我必须说出来。祝愿S在天之灵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