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么时候对培养自己的子女产生紧迫感的？

【高伐林】：中共建立政权之际，开国元勋们都在30出头到50岁上下，都还算年富力强，权力交接问题还不突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广义上普遍号召“争当接班人”；经过文革之後，元老们一来年事已高，中共1982年开十二大时，邓小平78岁，陈云77岁；二来受到底层民众的猛烈冲击，对造反派心有余悸，他们多次说过：王洪文、蒯大富这些人有年龄优势，我们拼不过他们呀，那么，“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一期《新史记》发表阎淮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他们的长远图谋。

[法广]：这位作者阎淮是什么人？

【高伐林】：阎淮也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8月被陈云办公室安排，调进中组部刚刚组建、李锐担任首任局长的青年干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忆录《进出中组部》，谈到在青年干部局的工作经历：成立这个局，就是要加紧发现、遴选和提拔他们信得过的新生力量，同时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阎淮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赶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共几次新老交替。他当时年龄轻、资历浅、级别低，然而代表的是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员仕途的中组部，权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後备官员，其中有一大批後来成为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像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张立昌„„他披露了中组部如何贯彻实施元老们的意图。

[法广]：元老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高伐林】：简而言之，两句话，第一句：要严格把关，决不能让文革造反派“混入”後备干部队伍，重新掌权；第二句：要掌握政策，决不让自己的子女“红二代”被当成“三种人”，仕途受到阻碍。

[法广]：“三种人”的意思是什么，指的是哪三种人？

【高伐林】：“三种人”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定为“三种人”，就像过去定为“地富反坏”一样，意味着划进敌对阵营，属于控制对象。阎淮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文革期间大学生造反组织头头“记录在案”工作，这就是社会上清理“三种人”在大学里的翻版，只不过这些头头文革中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就不给处分了，只是由学校通知其现在工作的单位，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提拔重用就没戏了。

[法广]：打击面有多大呢？

【高伐林】：不小。阎淮因为离开中组部时按照规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笔记，记不住具体数字。但他是清华校友，得知母校被“记录在案”者为58人。一所大学就这么多，全国各大专院校加起来，数字也就很惊人了！阎淮讲过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另一个例子，说明所谓注意政策是怎么回事。

[法广]：你介绍一下这两个例子吧。

【高伐林】：第一个例子：阎淮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大学领导干部“记录在案座谈会”，清华一位领导提问：“红卫兵推倒古迹建筑‘二校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是否要‘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1966年血腥“红八月”，带头“扫四旧”、随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打砸抢分子”？

[法广]：中组部怎么判定呢？

【高伐林】：阎淮私下对这位领导交底，说了句大实话：“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他回去汇报之後，中组部办公厅马上通知北京市委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後来陈云对高干子弟孔丹来信，做了同样的批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犯有打砸抢罪行的“红二代”大开绿灯，才有了他们今天的炙手可热。

[法广]：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高伐林】：我们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虽然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较激进的，也有相对温和的，有些造反派并未参与打砸抢。清华大学温和派造反组织“四一四”的头头陈楚三，应中组部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介绍文革情况的文章，强调他们与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作斗争的。这篇东西後来也送到陈云那里了。

[法广]：陈云对这个问题怎么表态呢？

【高伐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领导应该告诫“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陈云表态让人大跌眼镜：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他在刚才说到的那个批示後面紧接着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陈楚三是陈潭秋之子）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中共这些元老们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上了毛泽东的当、一度起来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打下去，永远不得翻身；而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他们踏上政坛快车道。这一切矛盾之处，目的一以贯之：保住他们自己的红色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