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没有所谓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菁英的觉醒和抵抗依然光芒万丈。没错，最终打垮纳粹的是盟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是无数军人的冲锋和鲜血；但索尔兄妹的呐喊和传单，印证了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反衬出人之所为人的伟大意义


　　老高按：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邀请德国民众，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网络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评选十个“最伟大的德国人”（德语：Unsere Besten，直译：我们当中最好的人），据称有约330万德国人参与了此次为期3个月的调查。
　　这个调查并不容易，因为哪些人算德国人，就得好好一番界定——德国历史复杂，边界变动很大；还得事先设定候选人名单，以确保把希特勒和昂纳克等人排除在外。
　　即便这样，候选人还是引起很大的争议。把说德语、写德语的哥白尼列入候选名单，在波兰就引发争议——在波兰，他被尊为民族英雄，就在同一年早些时候的6月12日，波兰参议院宣布哥白尼是“卓越的波兰人”。同样，把莫扎特和弗洛伊德列入候选名单，在奥地利也引发批评。（这让我联想起毛泽东将成吉思汗算作中国的“一代天骄”引起的海内外讥嘲）
　　最终评选结果如下——

　　1，康拉德·阿登纳，1949年至1963年西德总理（1876～1967）
　　2，马丁·路德，宗教改革领袖、新教之父（1483～1546）
　　3，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家、哲学家（1818～1883）
　　4，苏菲和汉斯·索尔，反纳粹学生（1921/1918～1943）
　　5，维利·勃兰特，1969年至1974年西德总理（1913～1992）
　　6，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作曲家（1685～1750）
　　7，约翰·沃夫冈·冯·歌德，作家 (1749～1832）
　　8，约翰内斯·古腾堡，活字印刷术发明者（1400～1468）
　　9，奥托·冯·俾斯麦，政治家，1871年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首任首相（1815～1898）
　　10，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理论物理学家（1879～1955）

　　十人中（实际上是十一人），九人名震遐迩，都是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唯独排在第四位的，是一对兄妹，我相信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何许人也。
　　我这里正是要谈索尔兄妹。
　　1943年2月22日，年仅21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苏菲·索尔和她的哥哥，年仅24岁的汉斯·索尔，被慕尼黑的纳粹法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中国人不知道他们，在德国他们却享有崇高的威望。何以至此，我读到的一篇署名“二大爷”的文章《我们是你们的良心——反抗纳粹的白玫瑰》，介绍得还比较清楚，转载于下。
　　这对兄妹出生于德国乌尔姆（Ulm）——以前我曾经介绍过这个城市，因为它是爱因斯坦的诞生地（也就是说，最伟大的十一位德国人中有三位出生于乌尔姆），有乌尔姆大教堂，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教堂钟楼，高161.53米；而且我还有三个亲属在乌尔姆大学拿到了、或正拿着博士。
　　让我更感到有话要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行动在当时并不为人理解和认同。
　　二大爷写道：实事求是的说，索尔兄妹冒着杀头风险派发的传单，很多德国人不仅不看，甚至感到厌恶。正如告发他们的校工史密斯，觉得他们就是叛国者。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体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不难想象在一个全民顺从的极权体制下，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历史学家评论说，索尔兄妹投身的，注定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前天发的博客文章中，提到2017年我观后感觉不错的电影，其中有一部《Alone in Berlin》（中文译名为“柏林孤影”），与这里我讲到的索尔兄妹的事迹有相通之处。这部电影描写的是一对工人夫妇奥托和安娜，独生子上战场不幸身亡，他俩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纳粹极权统治：他们在柏林许多公共场所，放下写有反纳粹文字的卡片传单。
　　《柏林孤影》作为电影，艺术上不算很成功，情节过于平稳，角色缺乏深度，有影评家甚至批评“浪费了好题材和老戏骨”。但是其暗淡沉闷的故事，其实大有让人深思之处：他们，是落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夫妇的反纳粹卡片，共写了285张，绝大部分被看到、捡到的人，交到了盖世太保办公室——这些捡到的人，有白领职员，有家庭主妇，有知识分子，也有退休老人，也有孩子，孩子则有家长……他们看到这些卡片上呐喊与反抗的文字，都像捡到炸弹和毒药一样上交。
　　盖世太保接到这么多报案，很快就缩小范围，逮住了毫无地下政治斗争经验的老夫妇。纳粹将他们所说的卡片的数量与交到自己手里的卡片的数量一对比：差额是18张——只有18张，没有上交。
　　这么多人为什么捡到了挑战纳粹的卡片就上交？电影没有交代他们的动机。分析起来，不外乎是“被纳粹洗脑了”和“被纳粹无远弗届的监控吓住了”这两大类原因吧！
　　索尔兄妹投身“没有人民的抵抗”，老夫妇被拥有“雪亮眼睛”的群众举报，最后都引颈就戮，坦然赴死。他们都是孤独的，孤独地战斗，孤独地死去。
　　285张卡片，盖世太保收到了群众上交的267张。看到这样的数字，我不能不发出沉重的叹息：这是什么样可怕的人民！

　　但是——但是毕竟还有“逍遥法外”的18张！
　　影片末尾，主管此案的纳粹警长将267张卡片撒向窗外大街，然后饮弹自尽——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完全不可信。而这不知流落到何处的18张卡片（也许是被偷偷销毁，也许被风雪刮走、掩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也许被人密藏起来，也许……），给我们留下了一丝遐想、一抹亮色。


　　我们是你们的良心——反抗纳粹的白玫瑰

　　二大爷，脸书

　　一

　　1943年2月22日，年仅21岁的慕尼黑大学学生苏菲·索尔和她的哥哥，年仅24岁的汉斯·索尔，被慕尼黑的纳粹法官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他们的罪状，是几天前在巴伐利亚州长官邸的外墙上刷上了“打倒希特勒”“希特勒，大刽子手”的标语。他们还在慕尼黑大学的校园里多次散发反战、反纳粹、反希特勒的传单，传单上赫然写着：
　　“对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不抵抗就任由一个没有责任感的、受黑暗的动机驱动的统治集团统治是最可耻的。”
　　在被判处死刑的法庭上，年轻的苏菲对法官说：“毕竟，有些人要做先驱，因为我们所写的、说的，也被许多人认同，但他们不敢像我们一样表达出来。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

　　二

　　看似叛逆的兄妹俩其实并不是生来就叛逆。在之前，他们其实是一个纳粹眼里标准的“爱国者”。
　　在德国乌尔姆小康之家长大的汉斯和苏菲，一家子都是地道的德国人。父亲是个税务顾问，自由主义的拥趸，对纳粹一直不感冒。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举国疯狂中，两兄妹迅速成为了纳粹强国强兵的“德国梦”的感召者。哥哥则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妹妹参加了“德意志女孩协会”，而且都在其中担任干部。哥哥汉斯16岁时就已经是160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负责人。在1935年在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上，甚至担任乌尔姆青年代表的旗手。
　　如此标准的爱国青年，和当时大部分心甘情愿为纳粹高歌的德国民众一样，深信只有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才能拯救德国。
　　但谎言毕竟是谎言，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三

　　随着排犹浪潮的越演越烈，大批犹太人被送入集中营，作为天主教徒、本性善良的兄妹俩开始对无辜的犹太人产生了深深的同情。当地的主教克莱蒙是反战的，他关于纳粹屠杀暴行的布道深深的震撼了两个年轻人，人性的苏醒，让他们开始对纳粹产生了怀疑。
　　1940年春天，19岁的苏菲中学毕业。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她选择了幼儿园教师。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逃过战争的征召，1941年春天她参加6个月的战时辅助工作，战争的残酷让她大为震动，她这样写道，“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针对人的尊严的可怕的罪恶。这个罪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1942年5月，她考入了哥哥所在的慕尼黑大学学习。
　　而她的哥哥汉斯早已经先她觉醒。这个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先是在俄罗斯前线野战医院实习，1942年又应征入伍前往东部前线，目睹了血肉横飞的战争惨况和犹太人极其悲惨的下场。在回到慕尼黑后，他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和老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做“白玫瑰”的反战组织。与此同时，他们父亲因为发表对希特勒的不满而被捕入狱。
　　残酷的现实、宗教的启蒙、常识的回归，多种因素的纠合，使得索尔兄妹以大无畏的勇气走上了用实际行动反战、反纳粹的道路。

　　四

　　1942年开始汉斯和“白玫瑰”的成员一起，把对纳粹的怀疑和反抗写成传单，秘密投放。刚开始他害怕连累妹妹，一直瞒着妹妹。但是苏菲得知哥哥的行动之后，毫不犹豫的加入，很快就成为骨干。他们在“白玫瑰”的第一份传单中写道：
　　“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难道不该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
　　1943年2月18日，兄妹俩在校园内散发第六份传单时，被一名叫做史密斯的校工告发，随后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兄妹俩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是却展现出了极为罕见的勇气和坚定，大义凛然，绝口不提同组织成员。因为他们的守口如瓶，绝大多数“白玫瑰”成员都保住了性命。恼羞成怒的纳粹2月22日对他们进行了简短的审判，当即宣判死刑，数小时后将兄妹俩残忍杀害。
　　临刑前，妹妹苏菲的遗言是：我们怎敢期望正义占上风，当没有人愿意为了正直的动机牺牲自己的时候。如此阳光的天气里，我要走了。如果千万人记得我们的牺牲而觉醒并有作为，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哥哥汉斯的遗言只有简短的4字：自由万岁！

　　五

　　2003年，德国电视二台邀请德国人评选十个最重要的德国人，索尔兄妹名列第四，排在他们的身后的有大名鼎鼎的巴赫、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等。德国女性杂志Brigitte评选妹妹苏菲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的头像被巴伐利亚政府树立在纪念“值得赞扬和尊敬的德国人”瓦尔哈拉神殿中。
　　现在，几乎所有中等以上的德国城市都有一个以索尔兄妹命名的学校，全德国都有叫做索尔或者苏菲的街道和广场。慕尼黑市每年颁发“索尔兄妹奖”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
　　汉斯、苏菲的姐姐英格，依据当年文件遗存，写了一本书《白玫瑰一九四三》（台湾版译名）纪念弟弟妹妹，这本书的封面赫然写着德国前总统冯·魏茨泽克的评语：
　　“每一个世代的勇气都重新决定我们的文明”。

　　六

　　也许对于两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受限于阅历和知识，对于极权体制的认识也许还不那么深刻，所以并不一定是政治觉悟使他们走向反抗之路。更多的勇气和动力，来自于人性中的良知。这种良知在黑暗中历经锤炼，不断发展，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
　　正如“白玫瑰”最后一位健在人世的成员穆勒所说：“汉斯和索菲并不想成为英雄。友谊和自由对他们而言是更重要的价值。”但他们的勇敢，恰恰成就了英雄。
　　这种公民正义在哀鸿遍野的极权体制下，有没有实际意义？
　　实事求是的说，索尔兄妹冒着杀头风险派发的传单，很多德国人不仅不看，甚至感到厌恶。正如告发他们的校工史密斯，觉得他们就是叛国者。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体制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
　　由此不难想象在一个全民顺从的极权体制下，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历史学家们的评论，索尔兄妹所进行的事业，注定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但即便没有所谓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样菁英的觉醒和抵抗依然是光芒万丈。没错，最终打垮纳粹的是盟军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是无数军人的冲锋和鲜血。索尔兄妹的呐喊和传单，表面上没有对纳粹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损害。但恰恰是这样的行为，印证了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反衬出人之所为人的伟大意义。这种人性在黑暗中散发出来的光芒，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克服重重黑暗，赖以不断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比一场战争的胜利对人类的影响更为深刻、久远。在貌似冷漠的历史长河中，恒久的散发着灯塔般的光芒，指引后来者向前。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天地正气，至大至刚。
　　这也是如今的德国给予兄妹俩如此高的历史地位的原因所在，是人类的希望所在。
　　允许我用苏菲的话来作结：“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你们的良心。”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2018年元月图片主题：阅读）

　　德国慕尼黑附近的Kempten小镇，周末人们卖自己家的旧书，吸引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