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最高执政口中冒出来一句北京必须“疏解非首都功能”才能使城市发展走向健康平衡，这就成了不能质疑和讨论的东西，类同圣旨。好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允许正常思维和言论，说说皇帝没穿什么也没有“妄议”和“大不敬”的罪过。

    来自北京，对这座城市有抹不掉的体会。手边还存有一本三联出版的《城记》，书里满满地记着北京被“新中国”的首都功能肢解压烂的根本由来。凡是在北京生活的人，不论您自家是从哪一辈人起落在北京的，都不难理解这一点：要使北京恢复正常的城市机理，唯一途径就是疏解她肩上背上的首都功能。

    为了首都功能而毁坏北京，始作俑者是毛泽东周恩来彭真，张百发江泽民习近平之辈承其绪。毛曾站在天安门上，手指四九城说要教满城（工厂）烟囱林立。周说在我（总理）任上绝不建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大楼，中央就要占着中南海，永远不让那块地方作老百姓的公园。彭作为北京地方首长，进城伊始就是北京城墙的死敌，必欲拆光而后快。

    北京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价值，作为活的历史博物馆的功能，早在毛周彭那一代就被宣告掐死了。除却这一最为昭彰的功能，北京与中国其他大城市，就城市功能而言，还应有什么重大区别?

    为了人口生活，为了商业工业，城市作为地区中心都需要有所抽取也有所承担。如果只是一味居高临下，以高端凌驾低端，索取霸占无已，从来不思回馈，那城市功能就会有问号，城市发展就会畸形。无论城市当局和社会学者怎样曲为之辩，那无限滥建的豪宅陋宅，那抢着买到手却既找不到路走又无处停放的私家车（北京四环内十几年前建设的小区，楼间街道只有原宽的三分之一是行车道，靠边的三分之二一律斜半身儿成两列收费停车道，停泊车辆多有尘封甚久模样的），通通都只是为了  GDP 的理由，不是正常社会的呼吸。把这种畸形看作繁荣，那繁荣就是一个病名。

    对于城市功能难于正常的问题，首都功能只能再狠狠地踏上一只脚，教它永世不得翻身。区区李鹏在听取汇报时，听到人家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当即很不满地嘟囔“中央也不是要饭的”。这句话说着了，要人供养的中央，既不出产，也不建设，从技术角度说，它就是“要饭的”。这个道理，连过去的皇帝老倌都约略懂得。

    当然，中央，皇帝，他们不是穷要饭的，是横要饭的。而为了保持其要饭的合法地位，他们也需要提供良性领导——过去叫天纵英明（既为君主想当然拥有），现代中国学人称为公共品（此概念见《李大同：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但无论怎么说，中央和皇帝的功能是外加于一座城市的负担，负担过重，哪个城市也受不了。

    疏解首都功能，既可以迁都，也可以将中央政府机关分散到各省办公。若以为这在中国（交通通讯设施已经如此发达之区）根本还谈不到，那恐怕是中国人还远远谈不到与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接轨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