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精英与传统精英的区别
作者：关敏

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说：“全民选举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于是，民主被理解为公民通过定期的自由选举给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总经理”，由他和他所领导的“经理班子”制定公共政策，实施公共管理。不管是美国的总统制、还是欧洲的议会制，民主确实主要地体现为公民通过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选择一个或一批政治精英去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国家事务。

一，精英民主论

精英民主论家们往往披着一层过分强调少数精英作用的外衣，给人印象是反对民主的。事实上，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民主的真谛。

首先，他们不反对个人自由。其次，他们虽然强调精英的统治作用，但仍然没有否定公民的平等参与权利；大众不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是有权参与其中；他们并非是精英的傀儡，因为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选票决定了精英的命运；如曼海姆所言，“在民主国家中，被统治者总是可以采取行动替换领导者或迫使他们作出有利于多数人利益的决策”。第三，精英并不是一元的、垄断的、可以世袭的、封闭的固定的阶层，而是开放的、多元的、竞争的结果。

二，代议制民主精英与传统精英有六大区别

1）代议制精英必须具备必要的文化素养和政治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工作能力；专子精英首要的是忠孝品德即向上级下跪，工作能力是次要的。

2）代议制精英是由多数人选举决定的，专子精英是由少数人决定的甚至是自封的。当代民主理论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y）认为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专子政治，统治者总是少数精英；问题在于专子政治不是人民授权的统治，不是权力受到有效限制的统治；而民主政治则是通过选举、竞争，使少数人得到人民授权的统治，是权力受到了有效限制的统治。民主政府是可和平替换的。而专子统治的权力是僭取的，是自我授予的；专子政府是不可和平替换的。

3）代议民主不存在绝对统治，也不存在绝对服从，代言人和委托人之间有明确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代议制精英必须实现对选民的承诺即对下负责，如果他们违反人民的意志而不守法，人民就有权依法惩治和废黜他们。这样，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吏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

专子精英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在精英进行绝对统治的地方，既没有权利观，也没有恰当的义务观。具体而言，统治者没有义务，只有“恤民”的道德责任；人民没有权利，他们要依靠善政才能得到幸福，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安分”的义务。减免赋税，赈灾济民，修建公共设施，维护社会秩序，这些在现代政府看来不过是自己的义务，无不成了统治者的善政，也要民众感恩戴德，甚至山呼万岁！

4）民主社会对代议制精英，民众有权罢免，这是悬在代议制精英颈项上的一把尚方宝剑。民主制对政治精英实施了严密的监控，首先是选民的监控，其次是在野党的监控，最后是自由舆论的监控。选民的监控主要表现为：选举（或罢免）各级议员和各级行政长官，对侵权行为的司法控诉，群众集会反对政府的政策。在野党的监控主要是对执政党在权力运作上的监督、批评和弹劾。人民骂“公仆”是天经地义的，舆论的监控使执政精英们处于聚光灯下，精英们只要有一点违法行为、甚至不良行为，就可能被曝光而失去权力。在这种情势下，操权者便受到法律的约束并尊重人民的意志，实行“可讨论的统治”。

专子社会里，对专子精英和专子领袖，民众只有跪拜的义务，受尽官府的欺凌。专子社会对人民实施了严密的监控。信息封锁、特务统治、警匪合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专子官员是“金口玉牙”，“绝对直理”，只有思想的统一，没有思想的自由。员是“圣人”，绝对正确，不可能犯错误，谁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破坏社会和谐，就是“妖魔化”政府，官员还可以告你“诬陷罪”，并且赢的概率很高。连腐败官员也是不能穷打的，多打几下，就可能被扣上“煽动罪”、“破坏和谐稳定”的帽子。

5）民主精英是相对的、暂时的，人民不选（或罢免）他们，他们就得下台做老百姓，因为民主社会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完全不存在儒家那样的“治人者”和“治于人者”的区分，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凌驾于他人之上；而专子精英具有绝对性和永久性，他们（即使退休）不当官，一人享有种种特权，因为专子社会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

6）专子国家是“官有、官享、官治”的社会，专子社会是少数人垄断政权从而实现其垄断利益的社会；民主国家是“民有、民享、民治”的均富社会。民主社会是通过选择少数精英当统治者并监督、制约他们，以实现权利的共享。当代民主虽不是大多数人的直接统治，但“民治”的权利仍然重要。民治就是民众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就是自治。每个人都是自治者，每个人既是自己的主人，也是社会的主人，公共事务以协商基础上的契约来管理。

总之，民主政治表现为生气勃勃的循环体系，即：公民一→议会（古代为公民大会）…→行政与司法系统…→公民。在这一系统中，起点与终点都是公民，体现了主权在民，不存在“尊卑”的等级关系，“一→”表示决定关系，民意是根本的决定力量；“…→”表示服务治理关系，政府的根本只能是为公民服务；而且在议会、行政与司法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平行)关系。因此，这样的系统必然是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不断进步的法治系统。

而专子政治表现为死气沉沉的非循环系统，即：天…→天子一→臣民。在这种非循环的儒家系统中，起点和终点是分离的；为了使起点和终点合一，孔子发明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虚幻说教。儒家的专子体系强调的是主权在天（“天授之”等）、强调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的绝对等级关系；因此，专子系统只存在着单向的决定关系即天子决定臣民的一切，但臣民完全不能制约天子。尽管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春秋大义”一说，表面上类似于西方基督教中所谓王权受制于天命的观点；然而中国传统中的天，实质上是指自然派生的礼义。如此王权受制于天就转化为受制于礼义，即所谓的“尊尊”、“亲亲”或“三纲五常”，根本谈不上是限权。理论说，天意决定着天子的行为；但由于不许臣民议政（或决政）、由于没有自由的竞选制度，因而任何暴力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或“天命”。“天命说”是臣民们的麻醉剂，也是他们造反的理论依据。所以，这样的系统必然是死气沉沉的（万马齐喑）、反复崩溃的人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