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凯尊孔旨在复兴帝制

提要：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在袁世凯眼里，走向文明的戊戌变法是祸害，而民权自由即人权学说更是罪大恶极。就是这样一个反人类的东西被满遗所讴歌！梁启超1913年加入过孔教会。后来，梁便表示反对。在1915年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中，他批评儒粉“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兽”，其真实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对新政新学。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为名而道德败坏，也是些权位不高的年轻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会”，其实，正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袁大头就是个善于投机的河南人，他做事无原则，只管眼前利益，他干称帝的事，完全意料之中。两度落第，读书看来不适合袁大头！跟父亲熟人去朝鲜帮办军务，敢下狠手暗杀，出了小名，关键是抱上了李鸿章的粗腿，到甲午前，混到了朝鲜事务总代理，但是，朝鲜局势失控，立即开溜回国。回国闲赋，也不甘心，又瞅准光绪要改革的的想法，上书一篇，大谈改革和新军，这回，把光绪的腿抱上了。天津小站练兵，聪明劲是压不住的，拿国家的钱，练出一帮私兵，军队只忠于自己。他练兵的时候要求：“吃袁家饭，做袁家人，绝不能砸袁世凯的锅做叛徒。”后来的北洋军阀这群人，年轻时就没调教好，眼里只有利益，为此不惜分裂打内战，跟袁大头的品行一模一样。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袁大头的聪明又发挥的淋漓尽致，明明是光绪的人，迅速翻脸，抱住了慈禧的大腿，把光绪坑害了。袁大头后来自辩，宫廷的事与他无关，其实，傻子都能看出来，光绪和慈禧掰腕子，他这只新军的站队至关重要。慈禧死了，大腿没了，袁大头又回家钓鱼去了。他回家的时候，还带了两部电台。武昌首义爆发后，冯国章带领北洋军火烧汉口，烧死了3万人。1913年镇压国民党人起义，张勋在南京烧杀抢，多少无辜被杀，这就是袁世凯的流氓兵。袁世凯凭军力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就想称帝独裁！其称帝之心表现在文武两个方面。

一，武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强军扩军以便黄袍加身

从1912年3月起，他调强迫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6省（江苏、湖南、广东、江西、安徽、福建）裁兵，一年间6省裁减了27个师，36万人；湖北裁减了7个师，7万人。革命党的军队只剩下区区2万人。而北洋兵一个不裁，反而增加。北洋军队在全国军队总数的比重由原来的1/10上升到了1/5。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等招兵买马，袁不闻不问。革命党人不服，袁的对策是血腥镇压，1912年8月、1913年3月分别制造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张振武案和宋教仁案。1913年7-9月通过战争消灭了国民党反对派，随后自然是称帝了。

二，文的方面的表现就是尊孔复辟帝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决定小学废除读经，因为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由于废止了孔子与儒学千百年来的独尊地位，所以引起了包括康有为在内主张尊孔者的强烈反对。陈焕章此时回到国内，发表了《论孔教是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系列尊孔文章。

1912年9月20日袁世凯颁布《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建立全国性的孔教会，鼓吹忠顺的公民必须信奉忠孝之道。他指责民国元年从小学课本里去掉孔夫子，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责备学生不受驾驭，指责自由派的妇女平等观是反家庭、反社会秩序。

1912年秋，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还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孔教会还“特立教会籍”，规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16岁以下者，收银五分，16岁以上，收银一角。”

康有为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世界。1912年12月12日，孔教会会长康有为上书袁世凯，竟然在《请饬全国祀孔仍行跪拜礼》中说：“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又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中国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取得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和赞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满遗们的尊孔活动因此获得合法地位，并且确曾一度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复古的妖风。他们为了使“人道”不致“澌灭”，曾经于“癸丑、甲寅（1913、1914年）两次会于曲阜”，隆重举行祭祀孔子的典礼。1913年春，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到会的人“大半苍苍白发，豚尾犹存，其行礼时均三跪九叩首”。可见“孔教会”之类的组织，正是复辟分子藏污纳垢之所。一时间，全国上下尊孔复古一派乌烟瘴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通令恢复学校祀孔。袁世凯把孔子捧为“圣哲”、“至圣”，视孔教为“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把民主看作孔子大同思想的实践，孔孟之道乃“国家强弱，存亡所系”，并要求国民“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陈焕章急忙离沪进京，以配合袁士凯。1913年8月，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上书参、众两院，提交《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认为“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袁非常明白“礼治”有利于独@裁专断，而“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1913年9月28日袁世凯亲至孔庙，行三跪九叩大礼，上演祀孔丑剧。他弄了一个“筹安会”，找了一批社会贤达捧场，鼓吹“中国国情特殊论”，以此为复辟帝制作舆论准备。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在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国会秉承他的意旨，相继通过“祭天”、“祀孔”两个议案，还恢复了跪拜礼节。袁明确提出以孔教纲常礼义代替西洋“自由、平等”之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径，政体虽更，民彝无改”，并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是“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

袁控制的进步党议员坚决主张孔教应定为“国教”，作为“立国之根本”和“宪法”的主要指导原则之一。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相互让步，1913年10月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员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所需2/3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文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

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辛亥革命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时候，指出：陈焕章等规定入孔教会者，人人必须交“会费”，一旦定孔教为国教，入会者将不计其数；而这次“请定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还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四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后再纳则加倍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3千万，仅此项收入即达1.2亿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2、3万户，收入也很可观。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孔教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国教称为“天祸中国”，结果是“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袁世凯更是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法不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最后这句“孔道一昌，邪诐斯息”倒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历代统治者尊孔的真正目的与用心。正、副总统发电，浙江、山东、湖北、河南、福建、吉林、广西、江西、安徽、云南等省的都督、民政长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过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孔家会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江苏都督冯国璋在电文中说：“值此国基未固，邪说朋兴，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为千钧一发之维。若听其谬种流传，旧防悉溃，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为禽兽者几希。”并提出由大总统袁世凯在上、各地军政首脑在下，联合向国会施压，通过有关条文。“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

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1913年11月初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913年11月10日自行解散，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

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12月23日袁世凯至天坛祭天，为称帝从思想上到舆论上做准备。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1914年袁世凯针对文化界的贬儒批孔，强调“中国数千年立国之本在道德，政体虽取革新，礼俗当要保守”。他命令小学必须开设儒学经典课程，而且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中。1914年2月，袁又下令恢复帝制时代的祭孔和祭天大典，他称赞孔子之道是“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安，赖以不坠”。5月教育总长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主张立孔教为国教。9月25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祭孔令》，宣称：“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为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令于孔子诞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须举行（前清的）祭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亲率文武百官于早晨6点半抵达曲阜孔庙，由侍从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荫昌引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与此同时，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在省会文庙祭孔，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祭孔。随后，他令财政部拨款修缮北京孔庙，并自捐银5000元相助。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演出了一场“祭天”的闹剧。据记载，祀天之时，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着12云团的大礼服，下着印有千山纹的紫缎裙，陪祭人员礼服的云团各有等差，下面一色紫缎裙。袁三拜九叩，与封建帝王无二，只不过在所用的祀天祝版上改过去皇帝用的“子臣”二字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其它一切如仪。1915年江苏青浦所举行的“祝圣礼”规模更大，仅礼成后参与和诗者即达“千数百人”之多。这说明他们的复古活动有社会基础，而且影响颇大。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与康有为恢复大清理念不合，故康、陈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孔教会给袁上“劝进书”，支持其自当皇帝。

三，袁世凯死后，孔教会继续复辟帝制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几年前流产的制宪工作。陈焕章又以“孔教会”总干事的名义，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宪法应“明定孔教为国教”，赞扬公布祭天祭孔之制是袁世凯的功绩：“袁氏将来不可磨灭之处，即在于是”；并激烈指责那些反对派议员是不如袁世凯的“败类之议员”，是“诚可谓无教之禽兽矣”。陈的请愿书刚刚提出，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开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蛮横地要求国会废除2/3议员赞成才能通过原则，要求直接定孔教为国教。并威胁那些反对的议员说：“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1916年8月，李大钊写了《孔子与宪法》，他说：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儒家赋予君主以天然的政治领袖和道德领袖的双重权威人格，否定了民众作为独立政治主体存在的意义，在理论上堵塞了民主的产生。李大钊说：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自由的敌人“惟皇帝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

1917年3月，陈焕章等又发动山东、浙江等16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的代表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他本人出任会长，张勋、康有为等为名誉会长，再次强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并以要“组织各地尊孔会代表进京请愿”向国会施压，但“宪法审议会”仍然否决了孔教为国教的提案。6月初，张勋率“辫子军”进京，7月1日溥仪复辟，康有为亲自修改的复辟的“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

复辟失败后，陈焕章又转而投靠段祺瑞，充当段氏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陈焕章又投徐，被聘为总统府顾问，被授予文虎勋章。陈焕章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而臭名远扬的曹锟，又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互相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却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焕章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

正是这段历史，使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得出结论：孔子只是“敲门砖”：“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观察到，“儒学准确无误地和当时所有复辟帝制运动建立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