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老牌杂志《亚洲周刊》刊发深度报导说：自诩为“红二代中的理想主义者”的阎淮35万言回忆录《进出中组部》出版，引发热议。书中揭秘中共选择官员采用委任制，无权力制衡的制度导致劣者上、良者下。阎淮曾大刀阔斧改革人事制度

　　老高按：中共前官员阎淮的35万言回忆录《进出中组部》在香港出版，虽然正逢海外中文书刊市场遭遇断崖式、塌方式崩泻，让我对其销售不敢多么乐观，但是这本书的史料价值，却受到海外相当多的媒体和学者的关注。法广要我给他们的听众介绍这本书；香港明报报系的《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刊发了资深记者江迅的深度报导；前社科院退休研究员、现在纽约当教授的徐友渔，在其《友渔读书》视频专栏中解读《进出中组部》，已经有了“之一”“之二”“之三”。据我所知，李锐和杨继绳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已在媒体上刊载；更多的媒体——当然都是海外的——正在用各种方式，包括书评、专访等等，介绍这本重要专著及其作者。
　　我因为与作者相识近二十年，多次一同旅行周游、抵足而眠，又受明镜出版社委托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我担任主持人的《历史明镜》电视节目，多次对阎淮进行访谈。访谈自然是以这本书所述有关内容为主要骨干，但也不限于此书。算下来，竟有了十期之多，每期一小时。已播出的有八期，还有两期已经录制好，即将推出。播出的八期是（为避免做广告之讥，这里我就不列出链接网址，有兴趣的朋友，请到YouTube，用“《历史明镜》”加期数来检索，很容易搜寻到）——
　　
　　陈云钦点我到中央组织部李锐手下工作（《历史明镜》第57期）
　　中组部是怎样考察省级领导班子的（《历史明镜》第58期）
　　我是怎样参与建立北京市第三梯队的（《历史明镜》第61期）
　　回忆我在天津建立第三梯队的几次争议（《历史明镜》第64期）
　　胡耀邦下台后，薄一波王震召集王岐山陈元开会（《历史明镜》第67期）
　　我考察的第三梯队中出了几位中共正国级领导人（《历史明镜》第70期）
　　我与陈云之女合作干部改革方案被赵紫阳采纳（《历史明镜》第75期）
　　回忆与江泽民的几次关键性交往（《历史明镜》第77期）

　　閻淮这本书的重要内容还很多，他知道的党内外、国内外许多事鲜为人知的内情更多。他本身就是“红二代”，这个身份蕴含的意味更为深长。估计我还会对他做至少七、八期专访，但可能不是集中来做了，细水长流么。最近将安排播出已经录好的一期节目是：
　　中共元老授意中組部清查三種人、放過紅二代（《历史明镜》第81期）
　　顺便说一句，今天下午3点直播我主持的《历史明镜》79期，将是一个引起高度争议的话题。欢迎各位届时收看！


　　《进出中组部》揭密中共官员选拔制度

　　江迅，《亚洲周刊》第31卷40期，2017年10月8日

　　《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

　　三十五万言回忆录《进出中组部》，于中共十九大前夕在香港出版，引发热议。无论哪一国家，人事安排问题都是顶层政治关键问题。中共组织人事制度是中共政治体制的核心之一。中共十九大人事，从地方到中央，从各部委到政治局，可谓变幻莫测，外人很难看懂中共几十年来培养和选拔官员的制度和程序。刚刚推出的这部《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官员阎淮，此书是揭秘中共官员制度的一角。
　　阎淮是中共干部的后代，一九四五年生于江苏省淮安。一九六四年进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他刚读两年就遇到文革而离开学校，分配到甘肃煤矿机械厂，从工人靠实干升至厂长。一九七五年调北京煤机厂，一九七八年进煤炭部，当一位副部长的秘书。一九八二年，阎淮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办公室点名调走重用，实际上是陈云钦点，安排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刚刚创建的青年干部局，其首任局长李锐也由陈云钦点。阎淮参与考察各地“第三梯队”，在河北考察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一九八六年阎淮创建北京组织人事科学研究所，研究成果成为中共十三大上时任代理总书记赵紫阳所作政治报告的第四部分。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从容出走，一度投身民运，后在法国、新加坡、美国从事学术和时政研究。阎淮自称“身为中国公民，暂居美国”，坦言：从心所欲不逾矩时，叶不落归树。
　　阎淮与陈云大儿子陈元，早在文革初期，就在清华校园成莫逆之交。当时结为好友的大学同窗还有宋任穷大儿子宋克荒，以及同是干部子弟的刘泽彭，号称“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共改革开放，干部新老交替，陈元就向他父亲陈云推荐阎淮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他说：“青干局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四人帮’实现理想、大展手脚的重要基地。我父亲主管组织人事，宋克荒父亲是中组部长，刘泽彭是宋部长秘书，青干局这块前沿阵地，只能你去占领。”在中组部，阎淮参与建立中共政坛第三梯队，曾考察过当今中共政坛上包括张德江、李长春、吴仪等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大员。
　　此书责任编辑高伐林对《亚洲周刊》说，这部回忆录是作者回顾大半辈子的“另类人生”。阎淮自诩为“红二代中的理想主义者”，终究放弃“红二代”特权，抛掉红二代那种“前辈打江山，后代保江山”意识，秉持普世价值，思考问题、观察社会，不仅在筛选官员时从考察标准和考察程序这两方面与时俱进，更研究并制订对中共组织人事制度大刀阔斧改革的方案。“六四”枪响葬送了中国转型的前途，这些改革方案统统成了泡影。高伐林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或许是阎淮在中组部青干局工作和后来研究人事改革方案这一段经历。这是全书精华所在。
　　高伐林说，中共官场选择官员采用委任制，正如书中所言，“委任制是指任免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一种制度”。这就是任人唯亲和排斥异己的制度条件，是吹牛拍马之辈向上爬的便捷通道。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即使能力强、品质好，也难被委任。没有权力制衡的委任制是劣者上、良者下的逆向淘汰制度，这种制度令下级对上级层层依附、上级对下级层层控制，山头和派系由此而生。（下面这段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杨继绳在此书的序言中表述的。——老高注）中国不乏千里马，但这套制度下，是不是千里马，不是在赛马场上一决高下，而是由所谓“伯乐”评定，很多有权选官的人其实不够格当“伯乐”，没有慧眼，更有亲疏远近的利害计算。阎淮书里不止一次提到陈元的那句话：“统治阶级要有统治意识”。有了这个“阶级意识”，搞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肆无忌惮。
　　据阎淮披露，陈元还说过，“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是阶级利益，它是阶级政策的一部分”。文革后期以来，干部子弟为何占有了一切有利先机：参军、保送上大学、提拔当官、公费出国留学……他们靠父母的权力和人脉，轻而易举掌管重权、成为巨富。中国那么多不公平事件发生，正是因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意识”，强烈地维护其“阶级利益”。
　　阎淮在书中写道，陈元担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时，已是他近二十年的铁哥们，市委把他列为（提拔）候选第一名。阎淮说，他与陈元妹妹、北京市委组织部青干处副处长陈伟兰在考察中当然回避，由赵龙飞小组直接考察。（中组部）考察组全体最后讨论名单时，都认为陈元仍应该列为头号备选。阎淮和陈元妹妹陈伟兰都认为陈元可以排在第四位。阎淮说：“考察组与市委交换意见时，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人大主任赵鹏飞等诸常委悉数参加……段书记说：‘我们最优秀的陈元，年内就要提到市里，还是排在头里吧’，我只能送个顺水人情。”陈元下半年升任市委常委，一九九八年任开发银行行长，二零一三年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达副国级，终于修成正果。
　　阎淮说，需要补充一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坚持把陈元列为最优秀的第一号选拔对象，后来又有革命元老王震到中组部说项，准备安排陈元为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在北京市党代会的差额选举中，陈元连市委委员都没选上。“大佬”就将陈元安排到不需要选举的中国人民银行当副行长，接着调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阎淮还举一例：“（北京市）旅游局下属的工艺品公司经理薄熙成，是薄一波之子，勇于改革、敢于创新，（中组部考察组）一致同意提拔薄熙成为副局长。五月底，考察组与市委讨论重要局长人选。北京书记段君毅说：‘我看小薄可以当旅游局正局长。’我说，‘我和熙成算朋友，他才三十出头，副局长锻炼几年再转正，对他和薄老都有益无害，对改善老干部和干部子弟的形象也有利’。再次开会时，段书记对我说，‘小阎，我问一波同志了，他说熙成当正局长好’。当时我哑口莫言。”阎淮说，对薄熙成的任命最终还是他老子说了算。“大佬”说了算的任命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阎淮的老上司李锐说，阎淮“在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往往处于漩涡的中心，他的回忆录更具价值，读者能从中看到七十年来社会的变迁和他的跌宕人生”。阎淮的清华学兄、研究大饥荒和文革的著名学者杨继绳更称赞：这本书信息量大，有很多“干货”。这些“干货”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作者在中组部的那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干部选拔制度、选拔程序、选拔标准的基本情况，暴露了这种干部制度的弊端。阎淮的文字朴实，不雕琢，不粉饰，从而增强了这些‘干货’的可信度”。杨继绳说：“我对陈元校友的‘阶级自觉性’十分震撼。我认为，披露了这个奥秘，这正是阎淮先生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海外称中共人事制度成熟

　　不过，在海外中共学已成为国际显学的当下，不少外国学者却认为，“中共人事选拔制度成熟高效”。中共十九大前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透过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其政治合法性而执政的。在这个“使命”驱动下，中共形成了“以事设人”的选拔制度原则。这和失去了使命感的西方政党“以人设事”形成对比。在西方，各政党之间、各届政府之间，政策往往没有连续性，一个政党上台了，不仅人事大变动，而且跟着人事变化的更是剧烈的政策变动，新政府可以完全否定前任的政策。这给政治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对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郑的文章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干部选拔制度，无论是最高层的领导人还是普通干部，所选拔和重用的都是具有丰富治国理政经验的人。和其他国家的领导层比较而言，中国并没有产生很多国家所经常发生的“低品质”领导层的情况。
　　正如中共开国上将陈士榘之子、“红二代”陈人康所言，“对贪腐真是深恶痛绝。我们父辈流血牺牲绝不是为了让一小撮利益集团得利。这就是理想信念问题，我们要的是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资源”。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十月图片主题：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