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者有其田”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為什麼採用如此血腥、殘酷的手段？地主，作為一個階級的存在，它是歷史的產物，退一萬步說，即算是有罪，那也罪不當誅，是否非得把這個階級的所有成員乃至子女親屬從肉體上摧殘、消滅不可？


　　老高按：今天是一位名叫郭永凡的老人（1919年11月7日～2015年10月2日）去世兩周年忌日，特刊發一篇老人家的遺作《天問》，以寄託我的緬懷，同時也協助老人講出他健在時沒有來得及講出的話。
　　郭永凡，1919年11月7日出生於成都天回鎮一個破落士大夫家庭。早年喪父，中途輟學，18歲參加川軍出川抗日，後考入歐亞航空公司電台任報務員。二戰爆發後公司停飛，轉入國民黨空軍空運大隊任隨機報務員，1945年自動脫離。1948年回到中央航空公司（即原歐亞公司）。解放後任武漢民航局報務員、工會副主席，後到廣州民航局任調度員。1961年調湖北省汽車配件公司搞營銷，編寫技術資料……
　　以上這一段，平鋪直敘，摘自郭永凡老人晚年回憶錄《雪泥鴻爪》的作者簡介。老人的獨子在他去世一周年祭的文章中則說：
　　父親活了九十六個年頭，也算是高壽之人，他這一生經歷了國難當頭的日本侵華時期並積極投身到抗日救國的鬥爭行列，國共內戰開場，毅然退出國民黨空軍，槍口絕不對準自己的同胞。在國民黨退敗台灣時他參加兩航起義的護產活動，為新中國的航空事業作過貢獻，建國後他積極要求進步並刻苦鑽研業務，在不同的崗位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績。他經歷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飽經坎坷但終不氣餒，仍然勤奮工作而絕不消沉。他這一生活得坦然活得硬氣活得無愧活得精彩。
　　這番話，雖然帶有在中共治下生活大半輩子的大陸人士很難避免的官方話語體系痕跡，但是從“飽經坎坷”“終不氣餒”“絕不消沉”“一生活得坦然活得硬氣活得無愧活得精彩”這些話的字裡行間，我們能品出酸甜苦辣五味雜陳。
　　郭永凡老人是一位可敬的抗日壯士，他的經歷中絕無對中共的任何不敬。但他在抗戰中隸屬於國軍空軍，這就是中共眼中的“歷史問題”！雖然他還算幸運沒有遭受嚴酷對待，但也時受衝擊，毛澤東時代27年，他的黃金年華生活在壓抑之中，他的子女的政治前途都籠罩陰影。

　　郭永凡老人這篇遺作，涉及中共土改暴行。
　　中共土改之血腥，此前我在博客中已有涉及。尤其是在女作家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問世引起一場風波之後，我對加拿大華人作家、長篇小說《玫瑰壩》一書的作者謝寶瑜做過電視專訪。謝寶瑜的這部多年前在海外出版的長篇處女作《玫瑰壩》，首次揭露了土改工作隊和積極分子草菅人命、濫殺無辜的暴行，雖然土改只是書中的一段，他卻點出了，土改就是中國農村民眾——所有的民眾，包括地主、富農、中農和貧僱農——漫長苦難的開始。我還介紹過時任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貿學院副教授譚松對土改暴行的控訴。上述三人：方方、謝寶瑜和譚松，不約而同地都是以川東為主要觀照區域，前兩人的小說情節設置在川東，譚松在香港中文大學做報告，題目就是《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這恐怕不是偶然的。現在我們又讀到了郭永凡老人的這篇遺作，文中寫到的土改暴行，發生在涪陵——現在屬重慶市，當時也屬川東。
　　我認識郭永凡老人至少45年了。他的性格是典型的“外圓內方”，從來少言寡語（但談到他感興趣的作品、人物和往事，他也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性情溫雅沖和；但內心極有執着堅持：求真、求實、求善和求美——晚年他醉心書畫，頗有造詣，參加過書畫展；他寫下許多懷念抗戰中上司和烈士戰友的文章，晚年更是爭分奪秒筆耕不輟，有許多已在網絡和社交媒體流傳，讀來盪氣迴腸。他的這種脾性也深深地感染了我。這麼溫和的人，這篇文章一開篇，卻借魯迅的話說：“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來詛咒那一切‘封狼、瘈狗’和那些像封狼、瘈狗一樣披着人皮的野獸”！字裡行間，能感覺到他達於目眥盡裂的極點，內心的岩漿噴薄欲出！
　　老人所講述的往事，我自然無緣親歷親見，但對他所寫的，包括細節，我一個字也不懷疑，幾度熱淚盈眶。因為我深知老人的記憶力驚人，更深知他從來言必有據，從來不打誑語，更從來不屑於與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之輩為伍。
　　郭永凡老人在文章的末尾說：“我在這裡把它提出來，就作為‘天問’中的最後一問吧。”這讓我抱有期待：他的“天問”是一個系列嗎？還有其它的“問”嗎？他應該會在晚年寫出來了、而不是帶進永恆的靜默了吧？


　　天問

　　郭永凡 遺作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者。即使人死後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墜入地獄，也將絕不改悔。
　　——魯迅：《朝花夕拾》

　　此輩封狼從瘈狗，生平獵人如獵獸，萬人一怒不可回，會看太白懸其首。
　　——《雙照樓詩詞》37頁

　　我也想找尋這樣一種咒文，來詛咒那一切“封狼、瘈狗”和那些像封狼、瘈狗一樣披着人皮的野獸。
　　我這裡要說的是一個女友的遭遇。
　　樊永惠和樊永正是姐妹倆，永惠是姐姐，永正是妹妹，兩人都是金大的同學，姐姐讀哲學系，妹妹讀經濟系。（金大，指金陵大學，1888年在南京建校，1937年日寇侵華逼近南京，金陵大學倉促遷至四川成都華西壩。——老高注）
　　1942年春天，我在工作之餘，經常和空軍地面電台一位友人高建飛一道去華西壩玩，他當時在金大哲學系旁聽，和樊永惠是一個系。
　　永惠和永正雖是親姐妹，兩人在外貌和氣質上卻大不相同。姐姐頎長苗條、瓜子臉，妹妹健壯豐碩、圓臉，相形之下，妹妹比姐姐更漂亮，特別是笑起來很甜，有點像鄧麗君。姐姐性格活潑開朗、外向，總有說不完的話，妹妹則有點內向、沉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
　　姐姐那時正和哲學系一位高材生王維明戀愛，建飛則在追妹妹永正，追得很執着。但永正對他卻始終若即若離。後來，永正逐漸把注意力轉向我，經常打電話找我。為了避嫌，我只好儘量迴避，甚至連華西壩也很少去了。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永正是建飛追逐的對象，建飛又是我的好友，是建飛把我帶到華西壩來的，我一來就把他的女友給trump了，像什麼話呢，這於理於情都說不過去。有時實在推脫不掉，我只得陪她看幾場電影，或到Tip-Top坐下來喝咖啡。Tip-Top是華西壩小天竺一家咖啡茶座，大學生們經常在這裡聚會，是華西壩的文藝沙龍。
　　有一天，建飛突然找到我，開門見山地表示退出這場角逐。他說：“永正喜歡的是你而不是我，我早就看出來了，你不要再躲她了。永正是個好姑娘，就是太老實，女孩子太老實了將來會吃虧的。”他這句話不幸而言中，竟成讖語。他最後說：“她很寂寞，你有時間多陪他玩玩。”建飛這一席話使我一時語塞，最後，我只說了句：“想不到竟弄成這樣，實在是很抱歉。”他說：“感情上的事不能勉強，這不怪你，也沒有什麼可抱歉的，我們以後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把這點事放在心上。”
　　最後，我還是退出這場角逐。
　　1945年，建飛和惠妹結婚，成了我的妹夫。樊氏姐妹這時也已經大學畢業。畢業之後，姐姐和王維明結婚，去了哈爾濱，妹妹則回到涪陵老家。她老家在涪陵縣藺市鎮鄉下，永正回鄉之後，做了一名鄉村小學教師。按理一個大學經濟系的畢業生，完全可以在成都重慶這樣的大城市找一個很不錯的工作，但那時正值抗戰時期，百業凋敝不像今天有廣大的人才市場供你選擇。
　　日子過得還算平靜，但是好景不長，轉瞬到了1951年，碰上了那場“土改”的大風暴。
　　樊家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她的父母早已去世，唯一的姐姐遠在東北，一場大災難終於降臨在她頭上。
　　1951年學校剛剛放暑假，一天，幾個凶神惡煞的民兵突然闖入她家，不由分說，三下五除二，把她全身衣服剝得精光，五花大綁，押着她在小鎮上一絲不掛地裸體遊街。然後又押到鎮外戲台上，吊她的“鴨兒鳧水”，就是把她手和腳從背後捆起來，面朝下懸空吊起，同時在她的乳房上掛兩個秤砣，最後，這些滅絕人性的傢伙還找來一個苞谷芯子塞進她的陰道。
　　鬥爭會開了兩三個鐘頭，斗完之後，她已經不能行走，幾個民兵把她拖回家。為了防止她逃跑，把她的衣服全部沒收，裸體關押，幾個民兵晝夜輪流看守。
　　就這樣的鬥爭會，前後開了三次，她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奄奄一息。
　　出於求生本能的驅使，她決定冒險逃走。她知道，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只有被折磨致死。在那個年代，整死一個“地主婆”，就像踩死一隻螞蟻，沒有人會憐惜她，她還這麼年輕，不甘心這樣無聲無息地死去。
　　終於在一天深夜，她趁着民兵熟睡之際，撬開窗戶（房門已鎖），跳窗逃到附近一個農家，這是一個學生的家長，平時和她關係還不錯。當然不敢收留她，拿出衣服鞋襪給她穿上，叫她連夜逃命。
　　她逃到了重慶。
　　在重慶，她找了幾個同學，想找工作，但這些同學一點也幫不上她的忙。像她這樣的人既無檔案，又無身份證明，就是做保姆也沒人敢要。經過多次碰壁，走投無路，最後淪落街頭，成為乞丐，白天沿門乞討，晚上就在廢棄防空洞裡棲身。她的下身在殘酷鬥爭中受了重創，得不到及時治療，感染潰爛，膿血淋漓，到後來竟穿不了內褲，全身只能罩上一件破爛不堪的空心旗袍，旗袍後襟糊滿膿血，腥臭不堪，令人掩鼻。
　　就在這時，她遇見了高建飛。
　　那天，建飛正走在街上，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回頭一看，是一個蓬頭赤腳、污穢不堪的女乞丐。仔細辨認，才看出是樊永正，當初那個如花似玉的少女，現在變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建飛大吃一驚，把她帶回去，帶她去洗了澡、理了發、換了衣服，然後送進醫院，治好了傷。
　　她向建飛詳細敘述了她所受的磨難，甚至那些很難啟齒的細節，都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她的血淚控訴使建飛大為震撼。若干年後，建飛把這一切轉述給我時，他眼中仍然含滿淚水，我聽完之後也受到很大的震撼。回首往事，歷歷在目，想當初那個有着鄧麗君一樣甜美笑靨的姑娘，竟遭受如此非人的摧殘，心酸之餘，只有切齒。
　　建飛的援助，也只能到此為止。當然，最好是能幫她找到工作，但是這點任何人也無能為力。最後，只能給了她夠買車票的錢，叫她到東北去找她的姐姐。之後建飛離開重慶回到成都，就再也沒有她的消息。
　　在土改中，像樊永正這樣的遭遇，並非個案。周小舟夫人談到她在湖南農村土改中所見到的一個農村婦女，丈夫死了，家中沒有勞動力，雇了一個長工幫忙做些農活，便把她當做地主來斗，把她的衣服剝光倒吊起來。她有個吃奶的小孩，奶水滴下來，小孩在地上哭着爬着舔奶吃，人們都把頭低下來不敢看……（見《廬山會議實錄》）
　　我還有個民航局的同事徐貽宗，他是原歐亞航空公司的柴油機修理工，他的夫人也是紗廠女工出身，夫婦兩人都應屬於工人成分。1951年，他夫人回到浙江硤石老家（徐貽宗的家），正碰上土改，徐家是硤石的大地主家族，於是便把她當做地主來斗，剃她的陰陽頭，開她的鬥爭會……苦不堪言。
　　上面這些無法無天的暴行，在土改中並不是孤立事件，1948年，習仲勛在陝北子洲縣調查土改，他在調查報告中提到：“對地主富農不加區別一律鬥爭拷打，用刑很慘，把馬刀燒紅放在拷打者嘴上，甚至用香燃油去燒，凡定為地主富農者，個個必斗，斗必打，打必拷，許多群眾鬥爭會上，總是有幾名打手，專門捆、打、吊、拷……”（見《炎黃春秋》2007年第十期《習仲勛在土改中》）
　　1951年底，我終於親身參加了土改。地點就在武昌紙坊龔家橋鄉王家大灣（現屬江夏區），帶隊的是當時南湖機場的政委田吉攷。
　　這次參加土改的時間不到一個月，其主要的內容就是鬥地主。幾乎是天天開鬥爭會，斗完之後立即槍決。二十來天就殺了十多名地主，真算得是“殺人如草不聞聲”。我親眼看到一個地主被槍殺後，他的兒媳婦去收屍，跪在屍體旁邊痛哭，眼睛都哭得紅腫，從傷口淌出的血染紅了草地……這只是我在湖北的一個灣子（湖北把村莊叫做灣子）中二十來天所見到的，全省有多少這樣的灣子，全國又有多少？在土改這場大風暴中，究竟殺了多少地主，這個數字至今沒人知道。至少，它不會在大躍進、反右和文革之下。還有那些無辜被牽連者，像樊永正這樣的少女、那個哺乳的農婦、以及那個紗廠女工……她們雖然沒有被殺，但都或多或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受到無端的摧殘、折磨、侮辱和損害，他們應當找誰控訴？
　　這中間最令我吃驚的，是土改工作幹部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幾乎集黨、政、軍、公、檢、法於一身，他們的一句話、一點頭、一個手勢，就能夠決定一個人的生死。他們殺人可以不經過審訊，不容辯護，更不須通過任何法律程序。是誰賦予他們這樣大的權力？
　　“耕者有其田”，是孫中山提出來的，這是一個美好的理想。但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是否非得採用這種血腥的、殘酷的手段？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的存在，它是歷史的產物，並不是它本身的罪，退一萬步說，即算是有罪，那也只是像基督教中所說的“原罪”，罪不當誅，是否非得把這個階級的所有成員乃至子女親屬從肉體上摧殘消滅不可？
　　我在這裡把它提出來，就作為“天問”中的最後一問吧。
　　（本文寫作時間不詳，應該是2014年初。郭永凡老人時年95歲。）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九月圖片主題：秋韻）

　　又到了觀賞紅葉——不，彩葉——時節。本月圖片主題，就以“秋韻”為題。所攝照片，全在自家周圍一英里方圓之內。這裡當然不是名山大川，絕對上不了美國鋪天蓋地而來的各種媒體、網站推薦的“觀葉名勝一覽”。這裡不過就是一個村，一個鎮而已，類似的普通社區，在美國成千盈萬。但古話不是說麼：“一葉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