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就消灭某位执政者来说，“斩首计划”的投入产出比最高，成本最低，一旦成功，最能立竿见影，而“宫廷政变”次之。但是，对于消灭某位执政者之后有效地接管权力、改弦更轍、稳定政局、避免动荡来说，“宫廷政变”又优于“斩首计划”


　　老高按：最近我的电脑不知跟我闹什么别扭，发博客文章时捣点小乱让我猝不及防。前两天我发出《毛泽东为何对革命文人比对反动文人更狠》，就无端地被电脑“腰斩”，过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发现，设法补上了。
　　更为频繁的是，在我要发文时跳出窗口：“系统故障，请稍后再试。”我好几次不得不向万维博客的网管团队求援，他们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同一时段别的博主也都在正常发文）。几天之后，电脑又若无其事地“重新上班”，让我又可以照常发稿。这么闹过几次之后，我发现确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就像伤风感冒、头疼脑热一样，不用吃药打针，一两天之后也就自动痊愈。
　　昨天就又遇到电脑小恙，这次我感到没必要惊动万维网管了，就照电脑跳出的小窗口的提示“请稍后再试”吧。我这些博文反正都没有什么时间性，早一小时晚一小时、早一天晚一天发，都无不可。
　　等候电脑恢复健康的期间，我尝试在YouTube上的“伐林追问”频道发了一段视频——这个“伐林追问”频道，是眼尖手快的年轻朋友三下两下很利索地帮我创立的，我学会在上面操作，却着实费了一点工夫。不过，学会一项技能，尽管还做得不好，还是让我心情愉快：“活到老，学到老”，还能有学新东西的能力么。请有兴趣的网友前往指教！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0XKdGr1MR3nNOGkTA1Hwg

　　到今天，老高的博客这里果然又可以发稿了，把昨天已经准备好的文章发上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突然离奇身亡，引发了各种猜测和传言。思维正常的人，首先蹦出的念头就是：是金正恩下令干的？虽然大家都承认，目前信息太少，难以得出结论，但是在事实止步处，也正是想象起跳点么，对谣言可以反对甚至禁止，但对各种猜测，谁能挡得住？昨夜在微信朋友圈中就有人猜测一种可能：因为美韩有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计划”，金正恩就“先下手为强”，搞掉一个可能被扶植起来取代自己的人。
　　我相信，美韩有针对金正恩的“斩首计划”；我也相信，金正恩昼思夜想干掉他的长兄；但是，要将这二者之间联系起来，截至今天此时此刻，只有想象。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与此相关的话题：宫廷政变。对于消灭某位执政者来说，“斩首计划”的投入产出比最高，成本最低，一旦成功，最能立竿见影，而“宫廷政变”次之。但是对于消灭某位执政者之后有效地改变路线、稳定该国的政局、避免社会动荡来说，“宫廷政变”优于“斩首计划”。
　　中外宫廷政变，史不绝书。既然是“宫廷政变”，必然都有皇室血统（虽然也有驸马外戚之类），是货真价实的“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相当多的宫廷政变发生在兄弟之间——都要抢当接班人以继承大统么。弟弟杀哥哥，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李世民杀两个哥哥李建成和李元吉了，没有这次骨肉相残，他掌不了大位，也就成就不了“贞观之治”。“大唐盛世”背后是血腥！《上海书评》主编张明扬在腾讯《大家》发表了一篇《宫廷政变指南》，可供大家参考。他讲的是李唐、朱明朝廷，但读者不难做出类比，例如，“玄武门”这个地名，就可以代入多个当代政治的象征性地名。
　　谈到政变，我回忆起在文革风乍起之际，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那次著名的“五一八讲话”，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事例，来强调要防止政变、防止复辟，后来被批为大念“政变经”，暴露了林彪的“狼子野心”，有批判林彪的文章更说：大讲“政变”，就是为了发动政变——这不知是遵循了什么样的逻辑：政变必然是暗中进行的，唯恐为世人所知，难道还有人要搞“一桩事先张扬的政变”（借用加西亚·马尔克斯那篇著名小说的标题）？林彪本来是揣摩毛泽东害怕有人对自己搞政变的心理，大加发挥，逢君之恶；没想到却让毛泽东反而对这位“亲密战友”“接班人”升高疑忌。
　　前一段时间我整理前解放军大校、罗瑞卿的儿子罗宇的长篇采访稿，他回忆说邓小平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的罗瑞卿率先平反起用，是要用这位禁卫军的创始元老，来夺回被汪东兴把持的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罗瑞卿在文革后担任主管军队常务的军委秘书长，只有一年多，就在德国因手术失败而猝然离世，来不及有什么建树，罗宇唯一能举出的他父亲的重大贡献，就是设法让中央警卫团脱离了汪东兴的控制。这件事，对于邓小平来说，实在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8341部队在汪东兴指挥下拿下“四人帮”，这样的变相“宫廷政变”的前车之鉴不就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么。


　　宫廷政变指南

　　张明扬，腾讯·大家

　　（张明扬：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中国历史一贯有宫廷政变的传统，对于嗜血的皇冠而言，相较朱棣在靖难之役中那样拉开阵势的流血千里，等同于斩首行动的宫廷政变可能是最为低烈度的夺权方式了。
　　中国宫廷政变最频密的时代当属初唐，不过八十多年时间里发生了四次之多。足以为宫廷政变“正名”的是，这段时间也正值大唐盛世，盛世与政变以一种极具违和感的方式被安放在一起。这或许也不是什么大唐特色，开启不列颠盛世的“光荣革命”不也就是一场宫廷政变么。
　　初唐四次政变，成了三次，败了一次，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或许也能挖掘出一些为后世参考（防范）的“规律”。

　　门与兵

　　政变虽小，也有“兵家必争之地”的讲究。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陈寅恪先生最早发现了初唐四次政变的成败关键：玄武门。
　　在四次政变当中，尽管只有首次政变——李世民袭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玄武门事变”在字面上与玄武门发生了关系，但事实上，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胜负”。
　　简单说来，就是夺取了玄武门，基本就确定了政变的成功。初唐第三次政变，即唐中宗太子李重俊的政变，最终失败的地方就在没有拿下的玄武门。
　　玄武门说多了总是显得有些神秘主义。最神秘的的确不是玄武门，而是玄武门所代表的那股势力。黄永年先生在《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说的非常直白：“玄武门之所以重要者，并非在于此门如何险要，如今军事军事上所谓制高点之类，而在于守卫宫廷之禁军屯营就在此门外边。”
　　也就是说，能够掌控玄武门，几乎就等同于掌控了禁卫军。
　　宫廷政变的成败，从来就不在于政变方究竟掌控了多大的军事实力，远在天边的十万大军对政变本身并没有意义。要想搞定政变，只要保证在宫廷之中掌握了压倒性的军力即可。而在中国帝制时代，能够在宫廷内部达到此种效果的也只有禁卫军了。
　　最为特殊的是玄武门事变，尽管陈寅恪先生根据墓碑残卷考证出禁卫军将领常何（本是太子建成的人）已为李世民策反，但禁卫军事实上最初并未直接参与李世民对建成和元吉的袭杀，他们只是“默许”李世民带着九名武将埋伏在玄武门周围。但即使是这样也足够了，这九个人再加上李世民在玄武门内已对建成和元吉两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禁卫军没有干涉的情况下接连杀掉了建成和元吉。
　　反而在建成和元吉身亡后，两人的两千兵马猛攻玄武门，禁卫军此时方“被迫”出手，并且一度处于下风。
　　可以这么说，尽管李世民的八百府兵在实力上远逊建成和元吉的两千人，但只要李世民在玄武门的局部构成了十比二的军事优势，大事已成。
　　禁军在后三次政变中的角色就更为关键了。在705年张柬之剪除张易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的政变中，张柬之争取到了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基本算全盘控制了禁军；在710年六月李隆基剪除韦后安乐公主母女一党的政变中，李隆基在起兵前就干掉了韦后在禁军中安插的韦家子弟，“羽林军士相率来应，无有拒者”，政变在发动前已失去了悬念；而707年李重俊的政变尽管也争取到了那个李多祚，但禁军的大部分力量仍然掌控在韦后手中。

　　结盟

　　宫廷政变也是一场政治力量的博弈，用伟人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在张柬之逼武则天退位那次政变中，李家皇室势力（甚至有太平公主）自然是政治基本盘。但很容易被忽视的是，以武三思为代表的武家势力也参与了此次政变，李武两家联手，才顺利的全盘掌控了禁军。事实上，此次政变的最核心政治诉求是清洗张易之兄弟的势力，张氏兄弟的存在不仅对李家，也对武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因此，诛张也是李武二家的最大政治公约数。尽管此次政变的第二号目标是逼武则天退位，这本身对武家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作为政治补偿，政变后武家的势力不减反增，形成了李武二家联合执政的局面。
　　在李隆基那次政变当中，他手上不仅掌控了父亲相王李旦的政治势力，并且也得到了姑母太平公主的支持；而在韦后一边，三年前武三思在李重俊政变中的身亡让盟友武家的势力伤了元气，政治花瓶李显的驾崩也让韦后失去了当年对付李重俊的政治合法性与威慑力。
　　而在李重俊失败的那次政变中，政治基本盘只有太子党而已，面对的是韦后加武三思两党的势力，更可怕的是，还有唐中宗李显，正是这个韦后的政治傀儡，最后在玄武门城楼上的出现，造成了李重俊军队的哗变。
　　从结盟的角度而言，玄武门之变是最不足法的。李世民一方，除了收买的禁军以外，在政治上只有所谓的“秦王党”可以倚靠，无论是因宗法制度而天生倾向于“立长”的官僚集团，还是天平逐渐导向建成的皇帝本身，都站在政变的对立面上。
　　玄武门之变就是一场李世民的惊险豪赌，只不过他赌赢了而已。

　　皇帝

　　对于一次政变而言，无论直接目标是否是皇帝，在第一时间控制住皇帝大抵是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
　　还以玄武门事变为例。在事变之前，唐高祖李渊已基本站到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两个儿子那一边，如果李渊觉察到任何李世民的政变意图，等待未来太宗的只会是灭顶之灾。
　　即使在李世民成功杀掉建成和元吉之后，断定政变成功仍然为时尚早。一方面，李渊未必会顾及只有一个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很可能仍然会对李世民的“篡逆之举”展开政治反击甚至痛下杀手；另一方面，李世民若想要平息实力尚存的建成和元吉势力的反扑，势必要借助皇权才能稳定局面。
　　因此，按照孟宪实先生在《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中的说法，袭杀建成和元吉之后的第一时间，李世民就派尉迟敬德带兵逼宫并囚禁了李渊和大臣一行，李渊被迫当场立世民为太子并全面交出军权。当然，按照正史上的隐讳书法，尉迟敬德是来“保护”李渊的，而李渊交权也是心灰意冷下的自愿之举。
　　同样，在张柬之发动的神龙政变中，张易之兄弟被杀之后，张柬之立即带兵进入武则天的寝宫，逼武则天传位太子李显；而在李重俊那次失败的政变中，一开始貌似顺利的过程恰恰因为没有第一时间控制住唐中宗李显而满盘皆输。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李显是某种意义上的傀儡，控制他对于政变成功的意义仍然是极为关键的。

　　时机

　　政变当然是要讲求时机的，即使是周勃陈平这样不世出的英才，在吕后活着的时候也不敢对乱政的吕氏一族下手。吕后死了两个月，他们就很准时的动手了。
　　而武则天活着的时候，张柬之他们怎么就敢发动政变了呢？那可是武则天呀，中国历史上最强悍的女性政治家。张柬之绝对是讲究时机的，政变之时正值武则天重病缠身，对朝政的掌控力严重下降之际。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明朝中期的“南宫之变”。景泰帝朱祁钰重病之时，石亨和徐有贞等人抓住时机，从南宫将太上皇朱祁镇（明英宗）“营救”出来，闪电复位。一个多月后，朱祁钰就病死了。

　　舆情

　　政变当然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武力行动，但如果利用了有利于政变方的舆情，一方面可以尽量的减少政变阻力，联合更多的势力支持；另一方面在政变后也更容易进入稳定政局。
　　回到刚才说到的“夺门之变”。政变之前，大明朝廷正陷入储君之争，景泰帝的唯一亲儿子朱见济病死了，没有了合法继承人，当时的朝廷主流舆情是复立“太上皇”时代的原太子朱见深，但景泰帝又对此迟疑不决。但朝廷中的明眼人又知道，一旦重病中的景泰帝驾崩，天下不是“太上皇”就是他儿子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会有人抢着去争夺这“拥立之功”，政变发生了也不会有人有动力与政变方对抗。说白了，合法性都在政变方那边，重病中的皇帝不及时立储君那才是大明天下的罪人。
　　张柬之那次政变也有共同之处。一方面，政变前武则天的政治目标也是逐渐“回归”李唐王朝，政变方的行动只是“加速”了这一政治进程，而不是改弦易辙。在政治主张上，政变方应当是代表了当的主流舆情；另一方面，此次政变的最直接目标是铲除二张，而二张的得势当时已是天怒人怨，引发了包括李唐王室、武家势力及官僚集团的集体不满，或者说，二张的唯一政治后盾就是武则天了。一次针对二张的政变，不会有任何主流政治势力出来反对，契合了当时朝廷的主流政治舆情。
　　在隋炀帝江都被杀的那次政变中，政变方的基本盘是禁军。对于家乡多在关中的禁军而言，隋炀帝长居南方不思返的抉择本身就严重违反了他们渴望回乡的舆情。再加上宇文兄弟的挑拨，一下子引爆了禁军的有家不能回的怨恨舆情，在群情激愤中发动政变。
　　而被后世追捧的玄武门之变，反倒是最缺乏舆情支持和政治合法性的。不过这也没关系，经过李世民的装修，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唐舆情，都拜倒在千古一帝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