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这些年面对的舆论攻击，其实比英国警方当年遭遇到的压力更险恶。说白就是“妖魔化”，彻底否定警察的社会价值，从2008年杨佳杀警案引发的网络狂欢已经能清楚看到，有一种力量在引导着这场攻击。无一例外，攻击最终要引向体制，引向政治。他们每一次都抢占道德制高点，每一次都有网络大V，网络平台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媒体时常扮演高级黑角色。任何一件个案，他们都能用密集火力打败你，但个案相连，你就会发现，他们执行不是一个评价评准，而是七八个。 如果哈尔滨警察到场后，斗殴者能配合调查，根本不可能有后面的悲剧，但谁在一点一点的毁掉中国警察的权威性和正面性？

 1月27日（除夕）16时59分，一量贩式KTV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斗殴。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太平庄派出所民警曲玉权、李振东迅速赶到现场，在依法处置时遭到犯罪嫌疑人袭击，民警曲玉权受伤被送到医院救治无效不幸牺牲，年仅38岁。

民警曲玉权走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也毁了，悲剧发生在辞旧迎新，阖家团聚的除夕之夜，更令人唏嘘和哀伤。

施暴者根本没有将执行公务的警察放在眼中，那一身警服非但无助于曲玉权制止斗殴，反而成了攻击对象。这背后隐藏着令人难以言述的恐惧，警察都无法保护自己，遵纪守法的民众该向谁救助？

曲玉权的牺牲重新引发了警察是否应当大规模配枪的问题，要不要向西方看齐？其实这是一个国家的“警务理念”问题。所谓的西方标准，指的就是美国。

但跟中国类似的西方国家却是英国，英国警察几乎也是不佩枪（2014年后有了一些变化）。跟中国一样，关于警察配枪的社会呼声也是随着一些血案，时常音量加大。

 

2012年9月18日，曼彻斯特，两名女警察在出警时被诱骗至假案地点，歹徒连开十几枪将她们残酷杀害，震惊整个英国社会，呼吁警察配枪的呼声也随之高涨，但后来又消停下来，因为人们被冲击的心灵慢慢恢复了过来。

 

战友们的泪水，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跟曲玉权被袭击一样，警务人员成了施暴的主要目标。

悲剧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无情的警示是：

“当一个社会，警察权威荡然无存时，社会秩序也必将荡然无存。”

接下来讲本文的重点，以英国教训为例，看警察是如何被“剥夺”权威的？

在每一个国家中，警察都是暴力机构，但警察并不是完全靠暴力来维护日常社会秩序，更主要的是依靠“威慑力”。

警察只是一种职业，在社会中属于小众。大致上，一名中国警察对应的社会人数是一千以上，一名英国警察对应的是四百多，一名美国警察对应的是三百多。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单靠暴力，警察根本无法履行职责，有很多因素决定社会秩序是否良好，比如人的素质，文化传统，社区组织，但有一个因素极其重要，那就是舆论。

舆论操纵在媒体手中，它既能打造警方权威，也能摧毁警方权威，甚至挑起人们对警察的敌意。

警察职责是什么？除了制止罪行，是不是还要扶老奶奶过马路？对中国来说，一直宣传“有困难找警察”，早年英国国内也是如此（殖民地除外）

 

这是苏格兰场（首都警察厅）两名警察在扶老奶奶过马路，无论照片是摆拍还是抓拍，它都显示了英国警方的宣传意图--警民一家亲。

 

无枪执法练习

 

女警格斗术

 

如何面对屋顶上的家伙？你猜美国会怎么练？

中国警察宣传精神，其实跟英国挺像，而且两国民警基本都不配枪，有文化传统国家跟没文化国家的警务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美国讲究的是拔枪速度。

在维多利亚车站边上的新苏格兰场，设有伦敦警察总部，苏格兰场就成了他们的代称。首都警察是英国警察的核心力量，它由内务大臣指挥，由他任命警察总监，副总监，和四名助理总监，总监有独特的个人权力，不受任何人检查。

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良好运转和多元化社会加深，英国国内各种矛盾日益增多，矛盾最终都会集中到警察身上。也是从这时开始，媒体越来越热衷于攻击警方，苏格兰场的威慑性日渐弱化。

从1972-1977年期间，首都警察总监是罗伯特.马克，他既是一名知识份子，又是军人出身，干练，聪明，但被英国舆论形容成“独裁者”。

他并不惧怕媒体和公知（某些议员），双方势如水火，舆论一直片面炒作警队中个别错误行为和暴力行动。

罗伯特.马克坚持认为警察职业不可侵犯，警员犯错由苏格兰场自主处理，然后向社会提交处理报告。

最后事情闹到内务大臣罗伊.詹金斯这里，詹金斯作为一名政客，考虑更多的是与公众舆论关系，而对舆论操纵者--媒体和议员处处迎合，要求由社会机构参于苏格兰场内部调查。

罗伯特.马克坚决反对大臣的做法，他认为这非但无助于调查效率，更会直接损害英国警方权威。

最终，是以罗伯特.马克辞职告终，舆论界大获全胜。

马克走后，警察总监由大卫.麦肯尼爵士担任，他从苏格兰调过来，无论是组织能力，还是协调能力都远逊于马克，他在任期间正是英国治安日益恶化的时期。

英国有两个警察协会，一个是皇家警察联合会（类似工会），一个是警察局长协会。

治安不好，警察压力倍增，媒体则永远是对的，这时他们骂警察无能，软弱，好像他们以前没有骂过马克独裁强悍。

皇家警察联合会主席贾丁这时公开呼吁英国需要恢复死刑，1979年大选时（撒切尔夫人那一届），他写信给每位侯选人，要求严打严判。结果，被媒体又是一顿臭批。

同年利物浦警察局长奥克斯福特警告，如果不加强打击力度，这座城市再过几年得采取军管制。

媒体群起攻之，一会说警察滥用职权，一会说警察歧视黑人。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正是言论自由的体现？如果这么理解的话，看看现在中国的网媒也同样可以这么认为。

媒体也是社会一种分工，它有自己的社会责任，显然他们根本不想负责任。

奥克斯福特警告被当成了耳边风，市议会在某些议员的煽动下，故意不给警察批准防暴装备申请。

奥克斯福特加大打击力度时，却发生了一起意外，一位名叫吉米.凯利的年轻人在拘留期间死亡，各种谣言四处，媒体炒得不亦乐乎，整个地方民众与警察对立情绪日益加重。

利物浦1979年暴乱终于爆发，从托克斯特斯开始，一直蔓延到了兰开夏郡，打砸抢烧到处上演，装备不齐的警察疲于奔命。暴乱过后，永远在理的又是媒体。

 

1981年，伦敦布里克斯顿开始暴乱，平定后，上议员斯卡曼负责调研报告。

这次暴乱，起因是伦敦警察的一次集中整治（沼泽行动），主要是在该区盘查过往车辆，询问可疑人员。在一个毒品和暴力问题突出的区域，警察执法自然不可能客气。

但记者却在这时，专门拍下警察搜查黑人的镜头，“种族歧视”一顶帽子就扣死英国警察，而记者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道理高点。

结果在这种貌似公平正义的煽动下，布里克斯顿区最终族群情绪失控引发大面积骚乱。

事实上，警方针对黑人使用暴力传闻是谣言，对白人小流氓也照抓照揍，但媒体就一直发布片面信息。

媒体炒作谣言有自己的利润来源点，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打砸烧抢带来损失远远大于他们的收益。

斯卡曼报告的结论是：警察工作方式粗暴，缺乏协商精神，对上诉程序不信任，某些警员有种族歧视态度，引发黑人敌意，对警察失去了信心。总之，警察工作没做好。

罗伯特.马克（已册封爵士）根本不同意这个调查结论，但媒体支持的是斯卡曼。（斯卡曼报告很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英国翻翻，其实是一份政治正确的报告）

1985年，托特纳姆，警方接警，对一户加勒比非裔家庭进行搜查，嫌犯49岁的母亲受惊猝死，媒体迅速质疑警察使用暴力，等警方报告拿出时，罗德沃特农场骚乱已经爆发，导致一名警察死亡，60多名警察受伤。

 

最近一次是2011年伦敦北部骚乱，打砸抢烧扩散英格兰其它地区。近800人被拘捕，逾百人被起诉，经济损失超1亿英镑。警察"坐等挨打"被媒体痛批无能，当时至少111名警员和5条警犬受伤。

媒体专家又来了，专家分析称，很多潜在因素导致这次骚乱升级，警方在骚乱初期的判断和应对有不可原谅的失败，警方不愿使用武力纵容了犯罪行为。

但真实的情况是，卡梅伦首相和议会连警方请求使用高压水枪都不肯批准。

纵观这么多年来，凡是城区暴乱，警察，市民，商品，公共设施都是受害者，但媒体和专家永远正确，收益颇多。

2011年的伦敦暴乱，还有一点，就是新媒体在谣言传播上的助推力，脸书一会说警察开枪杀人，一会说几十名警察活活打死一死少女。还有人在脸书上组织去抢哪个商场。

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曲玉权牺牲后，网络上不但有阴阳怪气的嘲弄声，甚至有欢呼声。难道这又是一次对“强权”的反抗？

中国警察这些年面对的舆论攻击，其实比英国警方当年遭遇到的压力更险恶。

说白就是“妖魔化”，彻底否定警察的社会价值，从2008年杨佳杀警案引发的网络狂欢已经能清楚看到，有一种力量在引导着这场攻击。无一例外，攻击最终要引向体制，引向政治。

他们每一次都抢占道德制高点，每一次都有网络大V，网络平台在推波助澜，还有一些媒体时常扮演高级黑角色。

任何一件个案，他们都能用密集火力打败你，但个案相连，你就会发现，他们执行不是一个评价评准，而是七八个。

如果哈尔滨警察到场后，斗殴者能配合调查，根本不可能有后面的悲剧，但谁在一点一点的毁掉中国警察的权威性和正面性？

警察和舆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其实他们都应当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捆死警察手脚，有利于蛮横暴力者，还是遵纪守法者？

 

每个国家的警察都是其国民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如果我们今天忽视了警察及其问题，就没有理念抱怨警察不合我们的要求。

难道美国那一套合他们口味？

【后沙月光，察网专栏作家，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后沙月光论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