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认各方合理性基础上寻找共识性结论，这可能是在各种长期性纷争中找到正确认识的唯一可行方法。但前提为这种争论是出于认知，而非利益。如果出于利益分歧，那么观点之争其实是立场之争，除非利益存在妥协空间，否则双方必然互不相容


　　老高按：两人以上群体，必有意见分歧，即使方向完全一致，还有步速快慢之差呢！——若空间足夠大，资源足够多，那当然好，尽可各走各路，互不相扰；但人间毕竟不是天堂，拥挤起来，擦擦撞撞免不了；个人总有难处要求人，就更不可能脱离他人和群体；一旦发生交集，矛盾就来了，只是在罕见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万众一心”，通常都是在喧喧嚷嚷、吵吵闹闹中度过。不仅“树欲静而风不止”，争论是社会的常态；而且，争论也是人类不断自我更新、探索前行的动力。
　　人人都希望参与有益的讨论，人人都希望避免无谓的争吵；人人都觉得自己的看法独具奥义，人人都觉得他人的话题炒作无聊……关于如何争论，关于应该如何争论，已经有人写出大块文章甚至煌煌专著。但我今天读到一篇小文章，感觉不妨推荐给诸位。
　　此文作者冼岩，在国内网上用的名字是“闲言”。我不认识他更没有见过他，只是在一些网上纠纷中对他有所了解。十几年前，他给多维网投来第一篇文稿，我看到了，建议他不要用“闲言”，改用一个更像真实人名的笔名为宜——因为多维网是时事综合网站，不同于那些纵情展现自我、施展才华、放飞思绪的文学网站；他写的既然是时事评论，文章初次问世，笔名接近真实人名，可以避免让读者对其公信力产生疑惑。他从善如流，给多维、后来给明镜投稿，署名均用了谐音的“冼岩”。
　　冼岩持左派的观点。十几年前，人们还分不清左派独立学者观点和中共权力者观点有什么区别，一言以蔽之：御用文人！官方枪手！尤其是此人产量奇高，涉笔极广，又几乎不露真身，于是不止一位自由派人士认定“冼岩”必是中国官方的写作班子，說得更蝎虎一点的是指证历历：这是安全部的班子的集体笔名，类似“梁效”，否则以一人之学识、精力，怎么会掌握那么多领域的信息，同一时间段对那么多话题敢于触碰，而且，（这是自由派人士私下对我承认的）写得还有相当的水准？
　　但是后来人们慢慢从他的文章的选题、思路等等看出來，此人似乎并非受命写作，而更像一位独立学者（开头不免有人说他“小骂大帮忙”）。再到后来，中国民间左派与中共权力者距离拉开了，人们看到，确实不能将之完全视为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民间的左派甚至更让官方头痛——因为他们的话，更能引起中国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共鸣，当权者害怕他们一呼而百应。
　　冼岩不少文章的观点，我很难认同，但我不会忽视，因为他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态度平实。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看法，未必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效果，但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琢磨一下，应该会提升我们争论的水平。


　　如何厘清思想文化纷争？

　　冼岩，明镜新闻网


　　所谓思想文化争论，具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它不同于政治性的争论，它一般距离现实利益较远；争论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争论各方利益的分歧，而是由于彼此认知或信仰的不同。正是这种非利益的特性，为厘清各种思想文化争论提供了可能。
　　但现实却是，各种思想文化争论不休，有的延续百年，甚至千年之久，看不到结束争论、得出共识性结论的可能。像这种连时间也不能消弭的长期性争论，显然不是某方偏见或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能解释——每一方都是“对”的，或许，这才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一直延续的原因；只要引发争论的内容和对象没有消失，争论就将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争论虽不可避免，共识性结论却并非不可得出，前提是你必须是一个思想的求真者，而非是某种观念或宗教的信仰者——对于信仰者而言，共识性认识毫无必要，因为信仰即真理。
　　学术界有一个公认规则：在思想讨论时，须事先假设参与讨论者在人格、能力和道德上是平等的，这是一切思想讨论得以进行的前提。但是，学术界历来也只是将这种规则作为讨论的前提，而没有看到，它同样可以成为获得共识性结论的手段。
　　这种手段或方法就是：跳出争论的各方之外，首先进行一种假设，即假定各方都具有差不多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操守，因此，必须同时承认各方观点的基本合理性——既然大家的能力、水平都差不多，谁也不比谁蠢，又不存在道德问题，而且争论还可以长期相持不下，实践并不能彻底证伪其中一方（若能证伪，则争论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说，你是对的、我是错的，而只能承认，各方都具有某种正确性，都包含了部分的真理或真实；在不违背这种看似矛盾的“大家都合理”之前提下，再去寻找能够包容这种看似矛盾之合理性的“不矛盾”之基本结论。
　　以当下最具影响力的争论，即左右之争为例。不考虑利益立场的话，我们可以首先承认，左右双方在其基本观点上都具有合理性。左派多崇尚平等，右派多崇尚自由。应该承认，平等、自由，在其各自的立足点上，都是正确而重要的；问题往往出在对观点的延伸和发挥上。因此，辨别对错的方法很简单，厘清各自观点的基本盘和延伸线就可以了；至于经验世界中的行为选择，则须具体判断当下现实中哪一种价值更稀缺，从而确立在方案选择上的优先性。例如，毛时代的中国，明显自由稀缺，所以自由应优先；而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贫富分化日渐扩大，平等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换言之，稀缺性决定优先性。
　　这种方法甚至可用来解决最顽固、号称人类理性不可覆盖的信仰之争、宗教之争，当然是仅在求真之意义上。考察不同的信仰、宗教，在尊重各方智力和道德水平的前提下，可得出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1，存在某种东西，它（们）具有某些超能力，或能够引发某些超自然的现象，不管它被称为耶和华、安拉还是如来佛、道德天尊；2，人们可以通过“信”或其他因素、方式，与它（们）发生某种相互作用。这样一种解释，可容纳不同宗教的不同表达；而它们表达的彼此不同，可理解为：由于与这种存在进行接触、相互作用的内容、方面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解读。
　　但是，这种解释又如何包容那些无神论者、反超自然论者的观点呢？按照同一原则，必须承认，无神论者、反超自然论者也具有同样的智识和道德水平，因此，他们的“不信”，同样是有道理的。
　　其实，按照同一原则，要包容他们也简单，只需再加上一条逻辑推论就可以了：人的感觉、经验，是认识的第一来源，尤其是在这种超常识领域，人类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感觉和体验。无神论者、反超自然论者因为“不信”，所以不能与这种存在发生相互作用，因此没有感知到它的存在，所以得出其“不存在”的结论——这是唯一可建立在不否认任何一方智力和道德水平基础上的逻辑推论。说到底，其实“不信”也是一种“信”，即相信其不存在。但由于逻辑律的不对等，肯定一件事只需证明一个例子，否定一件事则须否定所有例子，所以，“信”者的体验可证明其有，“不信”者的体验则无法证明其无。
　　即使是面对人类历史曾反复出现的“维护体制”还是“反对体制”这一敏感问题，上述方法也能在看似水火不相容中，找到唯一合乎逻辑的共识性结论：只要平等尊重争论的双方，就必须承认，两方的基本主张都有道理，也就是说，都有可能取得预期效果。既然这样，考虑问题的落脚点就应该放在对风险的规避上，即选择相对震荡较小、损失较少的操作方案。按此标准衡量，显然，“维护体制”的方案胜出；但因为另一观点亦同样具有合理性，所以，在“维护”的同时，还须对体制进行限制与改造。
　　由上可见，在承认各方合理性的基础上寻找共识性结论，这可能是在各种长期性纷争中找到正确认识的唯一可行方法，它有望厘清多年来纠缠不休的各种争论，但前提是，这种争论必须是出于认知，而非利益。如果争论纯粹是出于利益分歧，那么观点之争其实是立场之争，除非利益存在妥协空间，否则双方必然绝对互不相容，也不可能存在共识性结论；同时，他们之间也无所谓观点的对错、正误之分，参与者只能“选边站”。
　　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此刻，应该站在“大多数人利益”一边——这其实也只是一种价值选择而已，并非天经地义。如果“少数人”一方，站的是你的朋友、亲戚和家人，你选择站在“少数人”一方又有什么错？
　　所以，长期性思想文化纷争客观上能不能厘清，取决于争论各方秉持的是认识还是利益。如果是前者，那就可以讲道理，谋求共识；如果是后者，与其讲道理是毫无意义的，更不可能产生共识。要弄清楚一个人秉持的是认识还是利益也简单，只需做个假设：如果他明确知道自己的观点或信仰是错误的，他会不会作出改变？——这样一问，答案自然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