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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梦回民国 zt
送交者:  2016年08月15日11:20:4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刘晓波梦回民国

1996年9月30日,刘晓波与王希哲发表公开信,敦促中共当局信守1945年所作的承诺,给予人民宗教自由、新闻言论自由和组党与示威的权利。回到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各党派《政协决议》的原则基础上来。
此后,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开创者,中国民主党创党推动者,中国民主党优秀党员王炳章博士,在他入狱前三个月,向中国人民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号召──“重建中华民国”。他在《中国民主革命之路》一书中郑重地宣告说: “我的革命理念,可以用四句简单的话来形容:驱逐马列,复归孙文;推翻中共,重建共和”(185页)。

基于自由、正义、勇敢和牺牲精神,为国家和民族未来殚精竭虑,并且付出个人乃至家庭巨大代价的民间民主人士,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会的脊梁!!!

刘晓波的故事

刘晓波于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69~1973年:随父母下乡到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4年7月: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1976年11月:回到长春市建筑公司当工人。

刘晓波1977年底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84~198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刘晓波的惊世骇俗之举是1986年9月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上,他作了《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的即兴发言。因观点奇特,文辞尖锐,没有报刊敢于发表。然而鬼使神差,正赶上刘晓波的大学同班同学、深圳青年报的徐敬亚在场。于是,为了捧一捧老同学,她将刘晓波的发言整理出来,在《深圳青年报》上发了。刘晓波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对邓小平时代的所谓新时期文学作了整体上的否定,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过于政治化、社会化、理性化,群体化,“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对感性的特征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阳萎,没有生命力的活波、新鲜、直接面对世界的冲动。”“中国人和作家可悲的是长期生活在苦难中,却缺乏对苦难的敏感,长期生活在荒诞之中,却没有任何荒诞的意识。”“在和传统文化对话的时候,就得把这样一些东西强调到极点:感性、非理性、本能、欲。”像这样一种完全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极力提倡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观点在官方报纸刊出是第一次。它一出笼,在全国以及海外华人地区引起了强烈的轰动。一时刊载刘晓波文章的这期报纸洛阳纸贵,全国十几家报刊争相转载。由此获得了“文坛黑马”和“东北虎”的绰号。从此,刘晓波像一团灼热的火,突然在中国的文坛上猛烈地烧了起来。

1986~1988年,刘晓波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学位,1988年6月毕业获文艺学博士学位。1988年刘晓波因发表尖锐的传统文化批判言论和与新一代青年思想领袖、美学权威李泽厚论战,在各大专院校刮起过一阵“刘晓波旋风”,是青年学生崇拜的新偶像。一些勇敢的媒体称之为“黑马”,意识形态的官僚则视之为“疯狗”。

1988年6月25日那个闷热的早晨,上百名学生挤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主楼的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门外,还有更多的人正在沿着那条昏暗的走廊向这里汇集着……主楼门前的广告纸上写着: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刘晓波论文答辩:《审美与人的自由》。会议室的外面,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们吃惊地注视着四周的人群——这位在前年上半年还丝毫不惹人注目的刘晓波如今竟会牵动这么多人的神经。从发表《论新时期文学危机》引起一场思想爆炸始,刘晓波的文章一篇篇炮制出来,像一枚枚重磅炸弹,掀起的冲击波就很少停止过。一家杂志在创刊不久,便匆匆开辟专栏,召集青年学者用近20页的篇幅讨论“刘晓波现象”。在会议室里,连属于刘晓波和评委们的席位都被这些学生毫不客气地霸占了。当这里的喧嚣声不断增大,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的时候,校长不得不临时做出决定:打破常规,改换会场,启用主楼八楼那间可以容纳400人的大会议厅。于是,人流沿着一条狭窄的楼梯涌向了八楼,他们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挡,抢占了最有利的位置,然后耐心地等待着。门开了,走进来的竟是张紫晨、王元化、高尔泰、谢冕……文艺理论界、美学界的名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刘晓波已显得有点不安地坐在他的位置上了。他环视着每一个人,连他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报》上发表《在“气功热”的底层》的文章中宣称:“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他在1988年11月《解放月报》发表《混世魔王毛泽东》,他:“最卑鄙的政治家也无法在民主政制中为所欲为,而没有制度的保证,任何掌权者都将走向独裁。因而,如果仅仅把毛泽东作为一个昏君来否定,而不是把他作为腐朽的专制主义的代表来否定,那么就等于什么也没做,其结果只能是以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代替昏庸的独裁者。……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只要人们还相信只有专制化的社会主义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那就是相信政治专制、思想独裁才能救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毛泽东所一手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在满足了他的个人欲望的同时,却把自己连同所有的中国人从人类中间开除出去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即不能从专制主义的内部来寻找否定专制主义的力量。具体地讲就是:在政治上不能从一党独裁的内部寻找力量来反一党独裁;在经济上,不能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内部寻找动力来改革经济;在思想上,不能从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寻找新的思想;在广义的文化上,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来寻找所谓的精华。而只能从多党并存的民主制代替一党独裁,用私有制、市场经济代替公有制、计划经济;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来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现代文化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始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马列主义。“当前的中国,你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文坛“黑马”刘晓波》)。

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报》上,他发表了《在地狱的入口处——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检讨》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相信已不是对某种思想或信仰(宗教意义上的)的相信,而是对绝对权力的迷恋和屈服。因为,东方马思主义已经不是一种思想或信仰,而是专制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东方专制者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所以,批判马克思主义将直接转化为对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而继续为马克思主义辩论则是直接为东方专制主义辩论。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专制者一天不入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思想独裁,真正的觉醒者就应该一天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和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决不是一般地需要,而是迫切地需要。因为在东方,批判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一种思想流派的再检讨,而是对作为专制主义的独裁工具的批判,是直接反对独裁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与其说我的批判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如说是针对东方式的思想独裁的。……当中国人一味怨恨专制者时更应该怨恨自己,如果不是中国人过于怯懦和愚昧,怎么能使当代中国的专制者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把不讲理当作真理。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

1988年8~11月,刘晓波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其后,刘未经北京师范大学校方同意即擅自决定接受夏威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讲学。1988年12月~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份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1989年3~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期间,刘晓波与“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陈军等过从密切,曾经下榻于胡家。1989年3月,他在纽约参加了所谓“维护人权”、支持方励之等人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的签名。

1989年4月,北京学生上街后,香港《明报》在4月20日发表了一则消息,披露刘晓波同中国民联的头头胡平、骨干分子陈军联名发出了《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他们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鼓吹“修改宪法”,四项基本原则不应强加于所有公民,故应从宪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上抛出了《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一文,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专制政体”,鼓动学潮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中国之春》,就是受台湾国民党豢养的“中国民联”所主办的“反动”刊物。很显然,刘晓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学潮纳入西方民主的轨道,进而将其进攻矛头引向反对共产“暴政”上。他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赞美”(1989年4月号香港《解放月报》)。刘晓波说:胡耀邦作为一个政治家,缺乏应有的魄力和策略;作为一个人,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无所惧畏的胆识。即使不追究胡耀邦执政时期所犯下的种种过失(例如,他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新闻工作”的长文,重申思想独裁主义的“工具论”),仅就他下台以后的毫无作为而言,也不配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胡耀邦当政之日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美好的时刻”的评价,其心态仍然是奴隶对主人的感恩。此类评价居然出自方励之这样的民主斗士之口,岂不是对民主的最大亵渎和嘲讽吗?方励之在这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中的表现是一种意识上的倒退,我多么希望这是一时的失误,而不是方励之未来的方向。……如果为争取民主而运用的策略是把自己放在不平等的奴隶位置上,那么这种策略最好不讲。中国的民主,在根本的意义上,需要的是以具体的程度化行动建立完善的制度,而不需要完美的开明君主(原载香港《解放月报》1989年5月号)。

1989年4月26日,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了一张题为《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的大字报。这封公开信,就是由刘晓波4月22日在纽约起草并伙同“中国民联”头头胡平、陈军等10人签名,在美国报纸发表后迅速传回北京的。全文如下。

全中国的大学生:

我们怀着十分关切与敬佩的心情,注视着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的行动已经影响了中国的现在,并必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中国的未来。在这场声威浩壮的游行活动仍在持续发展的此刻,我们谨向你们提出几点建议:一、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已建立起来的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整体进行有效的活动。二、我们应当提出一些最基本的具体要求,务必使之得到相应的回复,我们应继续坚持我们的抗议活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过去多次运动(有声势无结果)的循环不前局面,把中国的民主化切切实实地推前一步。三、出版自己的通讯或其他出版物,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密切联系,用书信及一切其他可能的方式建立广泛的联络。四、加强与其他社会各界的联系,包括和工人、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在运动后深入他们中间,以建立进一步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关系。五、保持与政府的对话,从和最高当局的对话到和学校领导的对话。六、努力落实校园内的自由,包括在校园之内创办独立的刊物,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种的社团,维持学生组织与学校当局之间的对话制度,巩固校园内的表达自由(校内“民主墙”、大字报、学术讲座与各种辩论会等)。七、随时准备采取从贴大字报到游行、罢课等方式,保障每一个参与者的人身安全和其他权利。我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化之中,我们正在塑造历史,同时,我们也在塑造自己。让我们竭尽所能。

祝成功!

于大海  江河   吴年人  房志远  李少民  胡平   陈军  张欣   曾长清  刘晓波

1989年4月22日于美国纽约

刘晓波感到,不能亲临国内的学潮是人生憾事,于是便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4月27日匆忙由纽约赶回北京,旧金山纪念“五四”70周年的会他不去参加了。临行前,还留下一个谣言:刘宾雁和一个什么人到美国人那里说刘晓波的坏话,反对他参加那个会议。本来刘晓波向北京师大中文系写信,讲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去讲学,到1990年才回国。可是1989年5月初信到北师大时,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门广场了。人们也许会问,他是不是匆匆赶回来参加悼念胡耀邦的?绝对不是的。这一点他在4月18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一篇长文,对胡耀邦百般贬损,意思是胡耀邦算老几?不过是共产党的一个头头罢了,有什么值得悼念的?“听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没有其他感觉。”他的突然提前回国,完全是为了领导学潮。刘晓波在回国前,曾与胡平等就北京学潮事做过多次商谈。刘在临行前,陈军特地给北京四通公司打电话告知了刘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车去机场接刘。并说,倘若刘在机场被捕,一定要把消息及时告知“中国民联”。从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民联对于刘晓波的回国领导学潮何等关心备至并且寄予厚望。一到北京,刘晓波又造出一个谣言,说他是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高薪毅然回国投身“革命”的。

刘晓波回京后,立即与“高自联”的领袖、刘的好友吾尔开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头,并向他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王炳章(原“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头、新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党魁)等人所“捐赠”的数千元美钞和万余元人民币,作为学潮活动经费。其后,刘晓波在天安门广场积极参与了“高自联”指挥部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他除负责“广场之声”的组稿、编辑,多次发表对学潮形势的演讲以外,还负责“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当广场绝食学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绝食时,刘晓波劝道:“你现在一走就是叛徒,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后路可走!”在这段时间里,刘晓波十分忙碌。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等等,继续鼓动士气。5月14日会议上晓波开始商量如何动员北京高校老师出来支持学生运动的。邓狗在北京戒严以后,刘晓波加紧了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示威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题为《我们的建议》的传单。这份传单被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把李鹏政府称为“伪政府”,发出了“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的呼吁;把北京戒严定性为“军管”,祈望“全社会的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主张“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他还希望国内“8个民主党派”脱离中共的领导,“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这份宣言书,根本不是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约10万余元。在难以为继的形势下,刘晓波亲自跳到了前台。他在发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后,便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两名职工周舵和高新,找上一位词曲作家、歌星侯德健,大喊大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搞所谓48-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刘晓波因此被誉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在6月1日的演讲中,刘晓波说:“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次行动,结束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只动口不动手的软骨症!”要他的信徒们放弃“只动口不动手”的积习。因为刘晓波们“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国!”周舵、刘晓波等通过绝食行动在学生中取得威信,使他们得以在危急关头成功地挽救了数以千计青年学子的宝贵生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楷模。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加“64”运动而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20个月,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1月获释放后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

大名鼎鼎的刘晓波写了一本书,叫《一个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发表于1993年8月台北的《中央日报》。那本书是从作者的忏悔开始的。他在被捕后向强权屈服了,写了一个很长的“悔过书”。很多人最先见到的是刘晓波为此而写的忏悔录。不了解刘晓波的人,十之八九会被它的真诚、沉痛和责己之重所震撼。20世纪大约还没有一个中国人如此公开地无情地剖析和鞭挞过自己!

有人疑惑起来:众所周知,咱们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刘晓波此举真的是出于真诚,还是企图借此放一个“卫星”,打破中国历史记录,重振雄威呢?郑义提到刘晓波“末日”一书的前言中的一段话。刘写到有的朋友读过此书的反应是:“你的忏悔尽管读起来颇有震撼力,但这是不是一种更高级、更巧妙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辩护,甚至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伪装……”书的作者写道:“(这)种意见尤为尖刻,我刚刚听到时真如五雷轰顶。”

刘晓波屈尊纡贵地把自己同他认为“连民主的A、B、C还要从头学起的知识群体”和“芸芸众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们”作为叙述的主体。他认为运动水平奇低和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骨子里仍然崇拜‘革命’”,而“凡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满了正义感和进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于“我们”要“革命”:“我们”“唯我独尊”;“我们”“拉山头”,“自封为王”;“我们”“睁着眼睛说谎”“造谣”,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斗士’们为了夸大共党的滔天罪恶,为了塑造自己从血泊中爬出来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实,渲染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场面,误导国际舆论。”刘晓波在“末日”一书中自认:“我蔑视人群,视社会为乌合之众,崇尚天才个人的创造力,终生的目标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孤独天才强大,还是芸芸众生强大。”郑义的文章援引了刘晓波一书中描绘的一个情节:一次(刘晓波)穿越纠察队到广播站演讲,曾被学生纠察队阻挡。他接过话筒,开口之际,一种报复欲,“使我决定在演讲的开始高声重复自己的名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们严加把守的学运中心发表演讲。‘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讲师,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叫刘晓波……’我说出自己姓名时的那种特殊的快感,令我终生难忘。”这个刘晓波,对不小心得罪了他个人的芸芸众生报复至此,令人不寒而栗!刘晓波指责天安门运动“削弱了民众对邓小平政权的信心,延缓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断了执政党走向民主化的渐进的自我改造的过程,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

刘晓波1994年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文章《被亵渎和被遗忘的死亡》等文章。1995年2月20日,发表了由晓波起草,由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刘晓波、陈小平、周舵、吴学灿、闵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12人签署的《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见中国人对待腐败的几种心态)

1995年5月18,发表了由刘晓波和陈小平共同起草的《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呼吁书要求制定《新闻出版法》、《结社法》、《人的权利和自由宣言》、《宪法法院法》,并指出:“我们从‘六四’的教训中提出的以上建议,仅仅是‘六四’所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中的四项,其他的诸如军队的性质与职能,执政党实际上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军队指挥权于一身等问题,乃至独立的司法制度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逐步反思和检讨。”呼吁书的发起人是: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刘晓波、江棋生、吴学灿、沙裕光、陈小平、周舵、林牧、黄翔、廖亦武、金橙。签署人有:芒克、粟宪庭、蒋樾、王东海、马少方、陈龙德、郑旭光、马少华、吴双印、杨海、杨宽兴、刘贤斌、金艳明、勾庆惠、徐永海、陈权、宋旭民、汪青、李智英、王志新、张玲、黄庭金、纪晓、李国萍、李金芳、何德普、侯宗哲、王毓芳、李海、钱育民、晓韵、李继妍、海蓝、李爱民、杨靖、王永清、高军生、邓焕武、张宗爱、张健康、刘俭、王自强等。

一匹黑马终于找到了归宿

一匹不驯服的黑马终于找到了归宿。在1980年代,最漂亮的女孩喜欢的都是诗人和作家,而诗人和作家也以拥有许多爱慕者为骄傲。刘晓波说:“那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千百个女人的身上发掘不同的美。”后来,直到与刘霞相爱,他才说出了更加石破天惊的下半句话:“如今,我终于在一个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这女子就是刘霞。

刘霞,一个可以说是弱不禁风的女子,坐在大绒布沙发里,显得更小。她的头剃得光光的,金丝边眼镜,紧身的皮夹克,一眼望去,俨然是一个研究生。1982年,刘晓波和刘霞初次见面时,两人都已结婚。因为彼此对诗歌的爱,他们走到了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朋友。1982年刘霞的叙事诗《海的故事》在国内公开发表。刘霞的身边,始终活跃着一个先锋文学及各类艺术家的群体。刘霞自幼习油画,她在油画方面也颇有心得。刘霞是出色的诗人、画家、摄影家,原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与朋友廖亦武的友谊接受过警方调查而失去了工作。1989年6月2日,离开枪清场的时间不到48小时,此时刘晓波正在广场上绝食。刘霞写道:“我没有来得及与你说上一句话,/你成了新闻人物……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烟/望着天”。“八九六四”这个共同的民族之痛,是将这两人连结在一起的重要纽带。1990年代,刘晓波、刘霞各自离婚后,才成了一对情侣。书籍是他们的媒人。刘霞“独自一人时/我常常看到/你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在一本又一本书中/心中充满悲凉。”

1995年5月18日,刘晓波因发表《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6周年呼吁书》被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囚禁,就是把他放在一个全封闭的地方,不准跟外界有任何接触,当时除了刘霞隔一段时间能去看望外,其他外界接触都没有,完全失去了自由。刘霞当时已经下定决心作良心犯刘晓波的妻子,她说“她只能选择这种爱”。由于呼吁书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刘晓波被非法关押8个月(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后获释,继续从事写作。1996年初刘霞与刘晓波结婚并在北京摆酒请双方亲友见证了他们的婚姻。当时他们向北京的婚姻管理机关登记结婚,但民政局以刘晓波的户口尚未落实为由(刘晓波89年坐牢的时候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拒发结婚证书给他们,这是极不合情理的事。

1996年8月11日,刘晓波与王希哲会见于广州大北门外兰圃,就若干重大国是交换了意见,并商定于10月10日对国共两党发表宣言。9月30日,刘晓波与王希哲发表公开信,敦促中共当局信守1944年所作的承诺,给予人民宗教自由、新闻言论自由和组党与示威的权利。宣言说:“我们的意见是,为早日取得两岸和平统一的共识,为达求同存异之目的,国共双方及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各政治力量都应该也可以重新回到1945年10月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和1946年1月各党派《政协决议》的原则基础上来。”“‘凡是人家民主国家有的,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这就是中共在《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中主张的基本精神。”“我们郑重呼吁,北京当局、台北当局,应立即展开政治谈判,双方都应该抱有这样的共识:无论哪个当局,谁愿意回到当年大家都签了字的《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的原则上来,谁愿意在实践中真正实行上述文件中应诺给予人民的现代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的人权和民主,这个当局(或联合当局)就必将真正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宣言批评“作为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交给他领导的军队擅自宣布由‘共产党绝对领导’,这是极端违宪、极端错误的行为,他应该受到弹劾。”

中共公安人员于1996年10月8日逮捕了刘晓波,同时在他家里大肆搜查,没收了不少文件。王希哲随即逃亡海外。当局判处刘晓波劳动教养3年,从1996年10月8日到1999年10月7日在大连劳教。美国国务院对刘晓波遭判处3年劳教一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促请北京当局尊重它自己的宪法及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言论自由,立即释放刘晓波及中国大陆所有仅因和平表达政治见解而遭监禁的政治犯及异议人士。

刘晓波到大连劳教后,刘霞立即追到大连要与刘晓波举行正式婚礼。1996年11月,在大连的一所劳教所里,举行了一场奇特的婚礼。婚礼只是一场简单的午饭,饭后刘霞回北京,留下刘晓波接受“劳动改造”。听起来不太像是一场婚礼,但是刘霞还是幸福地笑了。她说:“一旦结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刘晓波在诗中写道:“我们的婚礼没有证明/没有法律的保证/也没有上帝的注视/如同沙漠中的一棵树 我们的新房是一件囚室/我们的拥抱和接吻/有警察监视的目光”(1996年11月27日)。这首诗的末尾,提到了19世纪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这个细节泄露了一个秘密:像女作家笔下的主人公希斯克里夫与凯瑟琳一样,这对新夫妻有着同样热爱自由的本性。

刘晓波每天在劳教所工作16小时,干做牙签、挑选豆子等繁重的劳动。刘霞常带去了一些大部头的书给晓波。大连劳教所故意阻止刘晓波太太刘霞探望刘晓波,使她1997年3月以来未能同刘晓波见面。刘霞表示:劳教所的理由是他们尚未领有正式的结婚证书,故刘霞不可以探望刘晓波。在刘霞的反复奔波下,1998年初刘晓波的户口问题已解决,户口落在大连,但户口解决了却不能拿到结婚证书,因中国法律规定登记结婚并领取结婚证书必须本人亲往,但刘晓波尚在劳教中,根本没有可能被放出来去领结婚证书,故劳教所以无证书而拒绝探望分明是在刁难。在刘晓波劳教的3年间,刘霞38次从北京去大连监狱看望刘晓波,其中有18次不允许他们会面,她只好留下东西,无奈地离去。“在被冷酷所包围的孤独之中、在连一点点隐私都无法保留的被跟踪和被监视之下,她苦苦等待着、挣扎着,仿佛一夜之间就白发早生。”刘霞写道“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河上会布满河灯/却招不回你的灵魂……/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1997年她写道:“在毫无防备的脆弱时刻/一出没有彩排过的戏上演了 我被耀眼的灯光出卖……”

3年劳教,刘晓波写了大量的诗歌给妻子。这些诗通过劳教所的审查之后,抵达刘霞手中。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下,他不能从事政治写作,于是他的诗情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对刘霞用了许多亲昵的称呼,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句。在《我是你的终身囚徒》里写道:“亲爱的,我是你的终身囚徒/宁愿永远活在你的黑暗中。”刘晓波1999年8月31日在《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中写道:“向玩偶们诉说/最好免于真情/只保留名字/把对应的事实/统统抛弃”。“而你用玩偶们颠覆的/仅仅是自己的诗句”。刘霞回应道:和玩偶们一起生活/沉默的力量无所不在/世界四面敞开/我们在手势中交流。”

刘晓波在监狱中曾给妻子刘霞写了如下诗句:“你一无所有,只能/和家里的灰尘一起等我/它们一层层/积满了所有角落/你不愿拉开窗帘/让阳光惊扰它们的安宁”;“把我也作为/你活下去的悲惨理由”;“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进入坟墓前/别忘了用骨灰给我写信/别忘了留下阴间的地址”。 他在另一篇文章“心牢中的女人们”中写道:“还有一切政治犯的妻子们、女友们,中共独裁政权把你们的男人关进了有形监狱,同时也为她们制造了更为令人窒息的无形的灵魂牢狱。……她们的忠贞和坚韧,无疑是这个人性沦丧的社会中高贵人性的闪光。即便仍在狱中坚守信念和良知的男人们,也应该为她们的高贵而骄傲,也必须献上一份虔诚的敬意!”

1999年10月7日刘晓波刑满获释。1999年11月,《国际论坛》邀刘晓波参加2000年1月在伦敦举行的《21世纪展望》学术研讨会,刘晓波申请护照遭拒。刘晓波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创会会员,在2003到2007年间他曾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写到:马克思企图建立人间天堂的实践造就的恰恰是人间地狱。正如波谱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言:“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自1990年以来,刘晓波先后两次获得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颁发的“海尔曼人权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奖”、无国界记者组织2004年度“捍卫言论自由奖”、香港“人权新闻奖”以及美国笔会2009年度的“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等国际奖项。

在《零八宪章》公布前夕,2008年12月8日晓波被公安拘捕,并被“监视居住”。刘霞说:“我们最初是因为文学而相爱了,我们都喜欢卡夫卡和妥斯托耶夫斯基。他喜欢我写的东西,也喜欢我做的饭。在日常生活中,我最想念他的时候是,比如去市场买东西,我会问他喜欢吃什么东西。他喜欢吃肉,这是监狱里最缺乏的。他被抓走了以后,做为厨师的我,也就失业了。”她丈夫被捕后,警察天天跟踪她。她不用电脑,很少用电话。“为什么花那么多纳税人的钱来监视象我这样的一个人?”21世纪基金会将2008年度的“受难者家人奖”授予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2009年6月23日,北京市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刘晓波。2009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

2009年12月23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了刘晓波先生“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庭审当日,在法庭外采访的记者是清一色的外媒记者,没有一个国内记者到场。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高度戒备。一位北京老人说:“当年审判四人帮也没有今天这样。遍地警察啊。”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不仅被禁止到场旁听,还被公安限制在家数小时。庭上,刘晓波说他所有的写作都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根本不是犯罪。在法庭的西门外,聚集有数百名支持者。有人拍照都被警察赶走。现场一名支持者宋先生,在场举起写上“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晓波万岁”的横幅,又高叫“支持刘晓波”,他的横幅被公安强行抢走。另一名声援者试图展开“自由万岁、英雄无罪”的标语,立即被没收。维权人士刘德军说:“两个男的衣服上写的字,前后写的‘没证据抓人’,然后写的‘不讲法律’,前后像马甲一样的状衣”。被警察带走的还包括大批北京访民,其中云南访民李忠英、河北访民陈连清及黑龙江访民王桂兰,他们都被带到派出所问话,随后被带到马家楼拘留中心,稍后会被遣送回乡。

而到场声援的天安门母亲张先玲被警察强行拉回家。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及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分别被警察关押。丁子霖、张祖桦、高瑜、鲍彤、周舵、陈子明、江棋生、余杰等被警察强行软禁在北京的家中。被警察严密看守的北京维权人士还有王德邦、张辉、李智英等人。鲍彤等人说,共和国早就被一党专制颠覆了;08宪章不是颠覆,而是想挽救共和国;因此,刘晓波没有罪,有罪的是毛泽东、邓小平的一党专政。另外,香港47个团体包括支联会、独立中文笔会、香港记者协会及国际笔会多个分会等20多人,到到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共当局以言治罪,审判刘晓波,示威者在现场宣读联合声明,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2月25日一审宣判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大批刘晓波的支持者及部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一早到法院外声援,现场大批公安驻守。25日上午十点半,上海访民毛恒凤到现场喊“声援刘晓波,打倒共党”,并向记者展示她在黑监狱里遭受酷刑留下的伤痕(2010年3月4日,毛恒凤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一年半劳教)。群众认为审判不公,判刑也太重。辽宁人杨立才向中外记者宣布,要求陪刘晓波坐牢。杨立才说:“西方的圣诞节,成了中国人的受难节”。随后杨立才被带进警车,并驶离法院。

宣判的当天,大批香港市民到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处外抗议示威,谴责中共专制暴政及呼吁释放刘晓波,中联办的一名男保安在剪掉闸门上的黄丝带时,竟连一名女示威者的手指也剪伤。到了晚上,还有十多名年青网友自发到中联办外示威,他们一度与警方冲突,交涉后,示威者又焚烧一面黑色共产党旗。重庆西南政法大学商法学院一年级的香港男生樊俊朗,把追求民主的勇气带到大陆校园内,在校园露天的告示版公开展示“支持零八宪章,声援刘晓波先生”的大字报。樊俊朗被公安带走,直到当晚才释放,但得到不少同学赞服。

12月27日刘晓波生日(28日)前夕,香港20多名网友到连接深圳和香港的罗湖桥请愿,表示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他们组成人龙,背插声援零八宪章的标语纸牌,高叫释放刘晓波的口号,缓步走向深圳边防区。3名示威者,3名旁观者,2名记者及1名在旁负责摄录的示威者,被多名大陆便衣人员越界拉扯至深圳边防扣押数小时,在场的大批香港警察竟然视若无睹。大陆便衣警察公然越界干涉香港人民的活动自由,一国两制完全成了骗局!

2010年元旦,香港反民主派发动了声援刘晓波,争取普选的大游行。游行队伍下午三时许从中环遮打道行人专区集会后出发,经皇后大道一路进发,绵延数公里,经过近二小时的跋涉,五时开始陆续抵达位于西环的中联办(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大楼前。参加游行的香港市民超过3万人,震惊了香港,也震惊了大陆。放眼望去,触目可见“抗议重判刘晓波”、“立即释放刘晓波”的标语阵。

2010年1月15日,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新华社》老记者戴煌、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联署公开信,对刘晓波的定罪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重新审查。1月28日,20名中共部级、局级退休元老近日联署致中央公开信,要求纠正对“刘晓波案”的违法错判。20名联署元老平均年龄超过80岁,其中有94岁毛泽东前秘书李锐、90岁的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87岁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著名散文家袁鹰、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曾为江青和王军涛辩护的著名大律师张思之、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等。张思之表示:“在刘晓波案的判决书里,头条罪状即是对党和政府‘不满’。问题在于,人民既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改善空间……怎么能以‘不满’治罪呢?”而至于罪名的第二条,“‘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曾经是我党的重要主张,载入党的二大和七大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复就成了罪行?”张思之认为,从律师的角度来看这个判决书,两个罪名在法律意义上根本不能成立。

2010年2月11日中国法院驳回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的上诉。

终审判决已过去了3个多月,刘晓波仍然被羁押在北京市看守所。这段时间,不仅他的亲人不能去探视,连律师的例行探视也被取消。他的妻子托国保送进去的书籍,居然遭到“有关部门”的无理扣押。40年前,曼德拉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监狱中都可以读书;40年后,刘晓波在中共的监狱中却连读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2010年6月4日,刘霞说:由于监狱中没有纸笔,丈夫无法像往年一样写诗纪念六四,她代为朗颂了一首刘晓波写于六四15周年的诗:“有围墙的监狱囚禁身体/没围墙的监狱控制灵魂/二十一年了/一个杀人的政权令人绝望/一个容忍杀人政权和遗忘亡灵的民族更令人绝望/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无力挽回/为死难者讨回公道/绝望中记住亡魂/是唯一的希望。”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抗议。奥巴马在一份声明中称刘晓波“为信仰牺牲自由”;刘晓波是“以和平及非暴力方式推进普世价值这一事业的雄辩并富有勇气的代言人”。台湾总统马英九强调,刘晓波获得和平奖,不只是刘晓波本人的殊荣,对中国大陆的人权发展,乃至于全球华人社会,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胡锦涛越发加大了维稳和打压力度。除了继续囚禁刘晓波,更非法软禁其妻子刘霞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和张先玲等,连庆祝刘晓波获奖的活动也受到打压,近半百维权人士被扣查问话,住宅门口被安装镜头监控,连刘晓波辩护律师莫少平也被禁止出国参加会议。刘晓波的好友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中社院研究员徐友渔、维权作家余杰、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十多名成员等,均因支持刘晓波获奖而遭暴力绑架、拘押和监禁。11月2日,在广州宣传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云南工程师郭贤良,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拘捕,他是内地首名因宣传刘晓波获奖而被捕的人士。为了让诺奖颁奖仪式变得“冷落”,中国当局的阻止名单几乎无限扩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光沪因被列在一张所谓“邀请名单” 上,2010年11月19日晚赴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在北京国际机场未获准出境。一位海关人员向何光沪宣读一张纸条:“根据出入境管理条例第2条第8款,你出境可能会危害国家安全,所以禁止你出境。北京市公安局。”更为荒谬的是,上海某公司总经理丁丁被阻出境,只是因为其父亲丁东被当局视为有异议色彩。

刘霞女士被官方彻底软禁在财政部大院。因为刘霞父亲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他让了一套房子给女儿住。自从刘霞被软禁在家以来,财政部大院已被严格看管,不准任何人会见刘霞,特派一名女公安和刘霞同住,名为照顾,实为贴身监视。任何电讯都被切断。当局的企图是利用亲情的力量来感化晓波。因为二十年前,晓波以六四“黑手”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他们就以亲情攻势,使年轻的刘晓波产生很大的内心挣扎,尤其是动员他父亲出场“老泪纵横”地劝他“转变态度”,说他坐牢,也等于亲人陪同坐牢,终于使晓波心防瓦解同意写“悔罪书”认错。现在,当局也在复制历史,他们动员刘霞的父母来说服刘霞,让刘霞再去说服刘晓波,最后接受王军涛模式去美国。胡佳说:刘霞确实处于被非法拘禁的状态,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甚至刘晓波的兄弟都无法与刘霞联系。中国的外交部关于刘霞的陈述皆属谎言。在中国,当一个人成为政治犯时,往往意味着他/她的父母、配偶和孩子也同时成为政治犯。

 

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市政大厅举行了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礼。颁奖典礼座无虚席,中午13点开始,奏乐,挪威国王、王后入场。世界顶级女高音演唱,钢琴伴奏。13点05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发言。许多精彩动人之处,掌声雷动,全场数次起立。13点36分,全球瞩目诺贝尔奖证书的颁发,由于得奖人无法到场,诺奖委会主席把诺奖证书放在给刘晓波留置的椅子上,全体起立,长时间的鼓掌,向仍在中国锦州狱中的刘晓波致敬。由于无人可以代表刘晓波领奖,颁奖仪式就没有颁发150万美元的奖金奖的环节。随后,小提琴家张万钧独奏的象征中西文明交汇的中国曲目《茉莉花》《彩云追月》和英国曲目《爱的礼赞》。演奏者双目紧闭,拉动琴弦,细细的汗珠从脑门上渗了出来。这是和平奖委员会在鼓舞全球和世界民主国家大胆支持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13点44分,挪威著名女演员莉芙乌曼(Liv Ullmann)朗读刘晓波一年前在北京中级法院审判时宣读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20多年来刘几进几出大狱,政府把刘作为敌人对待的,而刘表现出了仁者无敌的情怀。刘晓波在1989年《六二绝食宣言》着力谴责的是“敌人意识”,提倡民间对政府的制衡。有一句名言:“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09年他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仍在重复20年前的宣示,他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他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府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多次强调,阶级斗争把中国小农传统的仇恨心理推向极端,而造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了社会的宽容与人性。他已经把宣扬“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无产阶级大作家高尔基远远地抛在后面。崇尚和平友善的诺贝尔教授们选中刘晓波,可谓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他们欣赏的是刘晓波在中国人权危机日深的背景下的勇气和才情毕露。他们一揽子收下“无敌论”,也是一份意外的惊喜:西方基督教信仰的无敌意识,在一位中国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笔下竟然表述得如此不谋而合、动人心弦。

14点08分朗读完毕。一队挪威国家儿童合唱团演唱。身着五彩挪威民族服装的小朋友多声部的悦耳合唱,孩子们的多美好的笑脸,14点15分典礼结束。即时感受是中国民主运动获得的道义支持已无以复加地达到最高点。颁奖后有一个火炬大游行,是从奥斯陆的集市广场出发到市中心的格兰大酒店。人们来到游行的出发地点,见多位挪威姑娘已待在很多装火炬的箱子傍边了。她们的任务是分发火炬。待游行人聚集,在近零下18度的冰天雪地里,数千人一手举着火把,一手举着刘的大照片及标语,一动不动听着主席台的演讲,其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女士的讲话,广场人头攒动,火把通天,刘晓波的巨幅头像投影在了格兰大酒店的外墙上。酒店对面的广场上聚满了人,场面壮观。上千人的举着火炬的游行队伍慢慢走着,走在最前面的是香港的民主派人士,高喊着口号。由于喊叫的多了,游行队伍中的挪威人也学会了正确地发“刘晓波”的音了。晚上的诺贝尔晚宴是诺贝尔颁奖典礼中的一个高雅隆重的场合,参加人数250人。这次刘晓波获奖,诺委会5名成员一致通过,国王和王后出席了全部三项活动(颁奖礼、宴会和音乐会)。在宴会上,结束用餐后,大家来到客厅,国王与王后也来到客厅。好几位中国异议人士上前与国王交谈并合影。

在颁奖礼上,胡平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恰好与美国国会议长南希.佩洛西相邻。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先生、热比娅也应邀出席了颁奖礼。热比娅受《零八宪章》感动,愿意签署这份宪章。流亡藏人的代表也出席了奥斯陆的颁奖礼。就在同一天,藏人在纽约举行集会,纪念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1周年,庆祝刘晓波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纽约地区的很多民运人士应邀出席了这场藏人的集会。

12月11日下午,参加了在诺贝尔中心举办的得奖人展览开幕酒会,杨建利代表刘霞致辞,他强调了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重要性,现场大家品尝中国菜肴和欣赏京剧表演,晚上的诺贝尔音乐会,是整个奥斯陆颁奖中的最后一项,参加的人数也是最多的,6千观众在这个音乐会馆享受了世界级高水准的艺术表演。音乐会两位主持人一再说,这是刘晓波之夜,“Tonightisyours”,音乐会最后迭起的高潮达至最高点,6千余观众徐徐涌出奥斯陆市中心的音乐馆。刘晓波获奖,为中国迈向民主时代注入了新的动力。

冬天早过去,春天不再回来,夏天也将消逝,一年年的等待。但我始终深信,你一定能回来……”颁奖典礼开场的脍炙人口的《索尔维格之歌》,不仅真切地代表了与会者的心声,同时也表达了文明人类期待刘晓波获得自由的春潮般的意志。刘晓波以及所有中国的良心犯们,尽管前路崎岖,磨难重重,但我们始终深信,你们一定能早日回来。届时,让我们携手精进,鞠躬尽瘁,共同促成中国宪政民主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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