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转贴台湾顾尔德专栏:”主子与奴隶的斗争”

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也是美丽岛时代的民主运动参与者王拓于八月九日去世，享年七十二。

原名王纮久，二次大战终战前夕出生于基隆八斗子渔村。父亲早逝，家境清贫，半工半读完政大中文研究所。他曾说因为受到保钓运动洗礼而开始关心土地，开始去了解家乡八斗子的的人与事，去写这些乡亲的故事。

投入党外，青瞑不惊铳

「透过实地上山、下海的经验，我开始检讨自己。」王拓曾回忆说：「当时觉得当然台湾要革命，所以我瞧不起那些要从事选举的人，我认为这是改良主义，只会延长腐败统治者的寿命。」

一九七七年因为参与了乡土文学论战，而开始感受到国民党政权打压围剿。原本在政大担任讲师，结果被解聘；想写文章，但园地都被封杀。当时只能在没有稿费的左派刊物《夏潮》写稿，「那个时候有拿到稿费的就只有中国时报，但不能用『王拓』的本名发表文章；而联合报不会登我的东西。」

王拓说，他对社会问题越了解，却愈觉得文学无力。「大家都称赞《金水婶》写得很好，但是看的人有多少？一年出两版，两版就只四千本；但康宁祥在台北桥头演讲──夭寿！一场就有两万人！台风天，还没有人走掉！」虽然向往革命，但也愈觉得台湾没有革命的条件，于是无路可走的王拓参选，他相信这是比文学更快的传播改革信念方法。

投入了党外运动，在美丽岛事件演讲中担任司仪，最后被判刑六年。从一个满腔热血的文艺青年、关怀社会、投入党外运动、亲身体验到什么叫做白色恐怖，最后锒铛入狱。王拓说，他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青瞑的不惊铳」，其实自己是很怕死的。

统治者为何逼人上梁山？

王拓自述从文学走上政治这条不归路，其实是不少在白色恐怖、威权统治下生存的人都曾有过的经历。一个独裁政权同时握有萝卜与棍子，当你不愿就范、被缰绳套住乖乖啃萝卜时，独裁者就用尽各种方式羞辱你、孤立你，把你从社会脉络中分化出来，让你无援无助。

也许有人会怀疑，统治者这种作法是明智的吗？这不是在逼人上梁山、为自己制造更多敌人吗？
党外运动的参与者很多不都是饱受打压？被驱出党国体制（张俊宏、许信良）、被赶出学校（陈鼓应）、被放逐海外（张灿鍙）……。这些人被逼着走头无路、造反起义，最终把统治者赶下台了。

其实，不只国民党威权政府这样对待异议者，对岸的共产政权也同样羞辱糟蹋、孤立分化反对者。这些作法体现于对待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公民运动领导人许志永、「赤脚律师」陈光诚以及法轮功信徒等反抗者。

以陈光诚为例，他在二○一○年服满刑期出狱后，一家人遭到二十四小时监视，不得出门，不得有访客，电话、网络都不能用。更可怕的是，当地政府花钱雇用了几乎整个村子的人每天三班、多组人马在村口、家门口站岗看守他，看守者还大剌剌地登门入室监视。

彻底压垮反抗者意志

用这种「高规格」对待一个盲人，只能说就是刻意要羞辱他，让他失去求生意志与尊严。后来陈光诚虽在民间支持者的协助下逃出，但是有多少人能像他有这种意志力、撑住这么大的压力、没有让自己垮掉？

这不只是极权统治者要彻底整垮反抗他的被统治者，也是在杀鸡儆猴，告诫其他被统治者，让他们警惕到敢造反就是这样的下场。

这一招是有用的。在威权政体下多数民众选择当顺民，因为从统治者教训反抗者的案例上，他们清楚得到统治者传达的讯息：「我是统治者、主宰者，你们的生死荣辱与祸福都操在我手上！」他不会让你有余裕与幻想，他要清清楚楚地把你不能跨越的红线画出来。即使你一时跨越、即使他松绑一点点，也不会对统治者造成立即损害危险，但他就是不允许你有违背主子的幻想，更不容你跨线成习惯。

北京当局也用这种态度在对待香港与台湾。
两年前，许多香港人不相信北京居然这么毫无商量余地的「落闸」、全国人代常委会断然否决普选方案，但北京就是要清楚告诉港人：香港政制方案、政治安排的决定权在我手中──我是中央，你是地方。

如今，北京当局更进一步，要港府严格审查参选人的政治立场──即使口头反港独，只要我认定你主张港独，还不让你参选。
同样的，北京要有意在中国发展的台湾演艺人员清楚地统独立场表态。不让你有模糊空间，原因不见得是担心台独会立即危害其政权，而是要告诉你：「要你表态你就得表态，因为我才是决定你生死的主子。」

同样的，在肯尼亚遣返问题上没得商量，因为这不是什么法理、管辖权之争，他只是要传达同样的讯息：「我就是管辖你的主子！不容存疑。」

我才是决定你生死的主子

就像当年的王拓和许多国民党政权下反抗者，就像中国的维权人士，统治者羞辱他们、逼他们上绝路其实是经过理性计算的。统治者就是要明白地让你体认到：「我是主子，被统治者不能违逆我！」

当然，主人与奴隶的斗争，主人不见得都是最后赢家──历史已不只一次告诉我们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