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着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三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不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三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后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后，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三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三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后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不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后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后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象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后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后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后，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后，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任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东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三间大房，东西两屋各三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里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 “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后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

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象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文件）。。。。。。？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后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后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

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兼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于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后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后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象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

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