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胜今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我非好汉，当年也无勇敢事迹，只不过有些经历是后生晚辈没有机会亲历的，写出来供有兴趣人看看吧。

1948年秋我在清华读书时，共军已经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地区的大包围，平津已成孤岛。动乱的时代，人心自然是动荡不安的，而那时的我却还是浑浑噩噩，可以说是在从顽童向纨绔转变，完全不了解时代的洪流；不好好学习，来到国剧之都就迷着听戏。我的铁杆朋友们就完全不同，有两个已经参加了地下党，有一个当时已经是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他的党员身份已经毫无疑问，曾经有一次他向我借自行车，送人去西山解放区，这样的事都没有瞒我，至少说明我虽然落后却完全是他信得过的。当时学校里自然是进步气氛很浓，学生会都是把持在左派学生手里的。我们外文系二年级班上有个文学沙龙，定期集会，各人宣读自己的作品。我曾经拿了一篇自己过去发表过的抒情散文去，才发现自己完全和环境脱了节，因为其他同学拿来的都是访贫问苦或者工农斗争之类的作品了。再譬如有一次曹靖华开出俄文课来，那是课表上没有的课，我也去凑热闹，结果来的人太多，教室根本容不下，只好换到一个大阶梯教室，足足一百多人，由此也可以看见当时的左倾风气之盛。（曹靖华这个大翻译家像个小商人模样，当时使我大失所望。）

插一句，我的那位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朋友，1948年暑假我从武大，他从燕京，我们都回到南京家里。有一次他约我到玄武湖划船，其目的是在船上向我宣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猜我当时怎么样回答？我说你这是二亩田主义，我那时是个逍遥派。算起来他那时才20岁，我是18，而且我们两人家庭出身按后来说法都是所谓反动官僚，真是所谓“出生不由己，道路任选择”了。

时局虽然吃紧，但是学校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要离开。正在这时我父亲来信说目前时局太乱，要我回家，说是家里打算搬到台湾去。我这人生性好玩，觉得能够到台湾去看看也很不错，就动了心，这时候大家都来劝我别走，情词恳切，尤其我最铁杆的好友，（也是我的死党中唯一升到军级的好朋友，他差一点当了林彪的秘书，以后有机会再谈。）他是流着泪劝我留下来，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就是铁了心要走。（要知道我之所以从武大要转清华，就是因为我的铁杆朋友都在清华。我的高中重庆清华中学，毕业的前六名都是直接保送清华大学的。）如果那时我不走留下来，那就会是完全不同的命运，那后来就会有钱钟书来指导我的毕业论文了。人的一生命运，往往取决于一霎那的动念之间，那是说不得的事。

北平到南京的飞机票已经根本弄不到，我只好到天津去乘船，当然也是靠父辈的朋友照应，因为那时已经可以说是兵荒马乱的局面了。船走了三天，因为风浪大，尤其青岛外海黑水洋那一带，颠簸无比，一个个吐得死去活来，不容易到了上海。上岸一看，的确不妙，完全是乱世景象了。那是币值最混乱的时期，金圆券贬值一塌糊涂。（其实后来知道，物资匮乏，货币猛烈贬值是当时战后全世界普遍的现象，欧洲也是惨不忍睹，可是中国共产党就把一切账都算到国民党身上。）

我不敢在上海逗留，赶快回家要紧。我到了上海铁路火车北站。那时候中国人口当然比现在少，如果按比例而言，大概那车站上的景象也可能接近如今所谓春运。但乘车的人流中，很大一部分是当时的“跑单帮”的，也就是单干的行商，贩运货物赚地区差价的，倒不是准备逃难的。我在船上只不过三天，而这三天的物价却翻了不知道多少，反正我查看火车票价表，我身上的钱居然不够买一张从上海到南京的快车票了。这一下可让我着了急；怎么办呢？上海我没有什么亲友，而且那时候一般也没有电话。只好自力更生了。

我存了行李，提了一把小提琴就往街上跑，找到了一家当铺，就进去要求当我的琴。可是那当铺的朝奉根本不接货，理由就是：“唔没钞票”。我转身出来找到一家银楼，脱下手上的戒指要求他兑换， 万不料他们连黄金也不接，理由仍然是：“唔没钞票”。我没有弄懂当时的道理。既然钞票迅速贬值，就该存能够保值的黄金呀，可是黄金也不要。但现在不是研究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赶快解决火车的问题。

我回到车站，看了票价，决定买一张到镇江的四等慢车票，这还在我的负担能力之内，我想上了火车就好办，赖到南京有家在，一切都好解决。剩下来就是托运行李了。那办理托运的长柜台前也是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挤来挤去不得要领，大家都伸出拿着车票的手拼命招呼办事人员。我看了一会发现，有人在手上的车票下面夹着钞票，就很快受到接待了。幸亏我刚才没有把钱全花在票上，于是我依样办理。真灵，很快我的行李就托运掉了。虽然行李是托运到镇江去，我也顾不得了。

下面还值得提的是，后来托镇江的亲戚帮我把行李取出送来，在混乱中行李没有遗失，还算不错，只是皮箱已经 被撬开过，里面值钱的衣物自然由别人保管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