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胜今

到了我这个年岁，有时夜深人静，也会回顾往事。现在虽然还没有考虑我到了阎王殿前查考一生的功罪，确定是下油锅还是转世做个骡马的问题，但也会认真掂量自己曾经有过的罪过。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生活过36年，约占此生的40%，期间历经各项运动，自己整过人，（例如土改，三反等），也挨过整，或互相整；但凭良心说，自己没有有意做过害人的事，如无中生有，落井下石之类。就是我在主持土改的时候，也不准农民对地主动手，我无法改变政策，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总尽量做得公平温和些，自觉问心无愧；只是没有想到我从记忆深处挖出来一件事情，竟然发觉我曾经害了一个人，而且是害了一个女人。

那是1951年，我21岁。我在四川江津参加第二期土改。我已经在农村摸爬滚打了一两年，经历了征粮，剿匪，减阻退押，清匪反霸和第一期土改，算是有了一点工作经验，我在那里负责一个村，也就是二百多家人的土改工作。

通过前一时期的各项运动，村里都已经建立了农会。我负责的这个村的农会主任是个雇农，我还记得他名叫阎大发，三十多岁，人很老实，也还精干， 知道他当了一辈子的雇工。

我去了以后，经过一段短时间，觉得这个人虽然不错，但是工作不是很积极。我向群众打听，据反映说他的问题主要是家里有个好吃懒做的老婆，拖他的后腿，使得他无法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当然这里所谓工作都是业余自愿的工作，他的农活还得自己干。）那时候还没有出“毛选”，但有单行本的毛泽东著作小册子。我那时还在懵懂时期，毛头小伙子一个，还想着要到毛著中去找灵感，不时会翻翻的，（倒不是像后来那样顶礼膜拜，或者作为虎皮，写个学习心得谋取升官之类的。）我翻到一篇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就想到那我首先要关心我这员大将农会主任的生活， 才能做好工作呀，而且我想到，他既有这个家庭矛盾，我如果帮他把这个好吃懒做的婆娘弄掉了，我搬到他家里去，同吃同住，工作必然好展开，于是我找他好好谈了一次， 他这一谈我才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原来他当雇工，一辈子打光棍，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老婆。到1949年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底层政权基本不存在了。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他，有个人贩子愿意介绍个老婆给他， 只要两担谷子（那段时间因为币值混乱，稍大宗交易以粮食或棉纱计价，）他觉得这个价钱他还出得起，趁这个机会娶个老婆也不错，就约好赶场天在茶馆里把人带来看看。到了那天他来到茶馆，刚坐下泡好了茶，还没喝上两口，人贩子就带了女人来了。他一看见那女人就不想要，嘴巴里结结巴巴地还没有说清楚，那个人贩子一下子站了起来，啪的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瞪着大眼凶神恶煞地说：“格老子茶都吃了，人都见了面，你龟儿子敢说不要！”（吃茶是谈生意的一项重要关节。）说着他背后就出来了两个不三不四的汉子。阎大发那时是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说不得只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规规矩矩交割了谷子，把女人领回了家。

这女人不知道哪儿来的，无亲无故的，只知道是个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什么连排长弄的女人，当然都是最低的等次。那连长或者排长当然逃之夭夭了。现在想来她也是个社会底层的受苦人，也可能是暗娼，也可能是什么其他社会渣滓，（不带贬义），高尔基小说里的描写的多去了。要文化没文化，要模样没模样，十分邋遢的那种类型。然而人家也是一个人，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这阎大发不管他当时是否愿意，既然已经带回家两年多了，已经是夫妻，也算是给了她一个归宿是不是？

我那时一门心思的想开展我的土改工作，心想非解决他这个后顾之忧不可，我就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把这个婆娘离了，他说那你董同志就替我做了件大好事了。就这样我和他一道回到家去。我那时是土改工作组长，穿着军服，腰里别着短枪，在村里就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了。我心想要是她不干我可以以势压她。哪里想到过她的人权，她的福利，她的未来。

我现在都回忆不起来那时候我用的什么说词了；那女人，也许还可能有点弱智吧，蓬着个头，黑着个脸，没有一点软弱，也根本不懂什么法律或者常识，憋着一股子气就说，哼，要打脱离吗？（离婚叫打脱离）打脱离就打脱离。说罢她就去收拾东西，就提了个小包袱，（真是个可怜的小包袱，她的全部财产吧，就几件换洗衣裳，）我把他们带到区政府，三言两语就把手续办了。我和农会主任打道回家，根本没有考虑这个女人到哪里去。从此以后这个女人就消失了。而且从此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再想到过这个可怜的女人。

我现在真的忏悔了。我还指责共产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当年的做法正是这样的。我赶走了那个可怜女人，就搬到农会主任家去，和他同吃同住，风风火火的开展我的土改工作，至于她如何生活，是死是活， 我可曾想到过？唉，我的迟来的忏悔不会有什么用，我只能带着我的罪过去见上帝了。

附记：

关于阎大发，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土改完了我离开农村，后来又回到大学。1956年我毕业留校，又兼系主任助理，分管图书资料。那时我们很缺外国历史资料，听说成都平安桥天主堂有不少外文图书，当时天主堂是被封闭了，我带着介绍信，打算去教堂搞点图书资料。火车要经过江津，我回顾当年在农村的岁月，就想顺路去看看老朋友；同时那时候农业合作化已经进入了高级社阶段，我也想看看农村的新气象。

在江津下车，过江到德感垻，步行十多里就到了当年我工作的村子，很顺利地找到了阎大发，他现在是农业高级合作社的主任。 见了面，我完全看不到当年土改完成时候他的那种好心情。没有说几句话他就说：“董同志，现在农村人吃苦啊。”说了一大堆；粮食不够吃啊，油是由国家配给，一个月几两油，吃的都谈不上，别说点灯了。晚上只有摸黑。（当时农村无电灯。）另外还有推广那个北方农村适用的双轮双铧犁，根本不能用，白花多少钱还要找仓库堆放，等等等等。他可是所谓苦大仇深的老贫雇农啊！

我回到学校后和朋友谈到过此行的见闻，到了反右运动中， 这些都成了我攻击共产党农业合作化政策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