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土

    今年是文革爆发50年。
    2015年底，有两件事引发了舆论的强烈关注，也引起了社会的热烈讨论，一 是已经退休的官场名人于幼军在大学开设文革讲座，一是电影《老炮儿》的上演。我将这两件相互并不沾边的事情捏合在一起，原因是两件事都与文革，也就是与 30多年前的记忆有关。一位党政前高官不忘文革，可见文革记忆对今天的重要；一部电影如何，姑且不提，但一部电影居然能引来对文革初期北京城生活的激情回 忆，这却是始料未及的，仅微信转发的各类文章就不计其数，没料到有那么多人对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人物、情节、日期、名称、派系、背景、结局，无 不一一呈现。
    可见，那个年代的事情根本没有被忘记，只要一遇机会，就会如潮水般涌来。
    如今，对70年前的事情，经过舆论不断强化，各种战役、各类人物，很多人都可以如数家珍；而对30多年前的往事，经过一再淡化，多数人都已经模糊直至忘却。这就好像老人，远的事情历历在目，近的事情一概糊里糊涂。
    即 使阿里巴巴的马云，那么聪明的人，还是个60后，在一次演讲中对30多年前的记忆都与真实相距甚远。为了表明如今的污染严重，他说30多年前癌症还很稀 罕，不像现在，四周处处是癌症患者。其实，30多年前甚至40年前的中国，癌症已是常见病，从孙中山直到焦裕禄、周恩来、陶铸、陈毅、谢富治、彭德怀，我 能说出一串因癌症去世的政治名人，安波、马可，中国音乐学院前后两任院长也都患癌症，英年早逝；在我的周围，亲戚、邻居有6人死于癌症。而且，那时的癌 症，肺癌、胃癌、肝癌、直肠癌、膀胱癌、胰腺癌，早已是什么类型都不缺席了。那个年代的农村，多半交通不便，很多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大城市，连县城都没见过 的也不是没有，即便患了癌症，根本不会去医院做检查，死都不明白怎么死的；哪里像现在，各个城市的医院挤满了农民，就算有人没钱看，但查还是能查出来的。
    在 各种失忆和记忆扭曲中，文革最为明显，这样一场彻底改变中国人心灵、颠覆中华文明根本的巨大政治运动，被不断想象化、碎片化，似乎只要今天对什么不满，文 革就会以理想化的参照系冒了出来。尤其针对当今的贪腐，许多人认为文革就是反贪腐，“贪官污吏最怕文革了”“只有贪官才反对文革”等等，这样的话语每天每 时都会出现在人们的交谈里、网页上、微信和微博中。
    最近，就连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媒体在谈论文革时都将今年看作是文革结束40年的日子。其 实，文革结束应该以中共十一大为标志，也就是说文革历时整整11年，明年才是文革结束40年。这不仅因为这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明确宣布的，而且还在 于从逮捕“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大，中国政治依然是在文革思维中运行：文革仍然被高调赞扬，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大多还在维持；“四人帮”的揭批方式仍依照 文革模式进行，并且被当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又延续到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名字前必须加上“英明领袖”、人民日报报眼每天刊登新领袖的 语录、新领袖的画像挂在了所有公私场所、颂扬新领袖的歌曲绘画诗歌故事纷纷问世。不过，这一年的文革，与中共九大之前的文革毕竟不同，与林彪事件之后的文 革也不一样，可谓文革的尾声。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也有每个人对历史的态度，但是不管你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的岁月，无论你怎样只顾当下、不重历史，对改革开放前的那个时代，凡是过来人都应该具备起码的常识，没经历的人也不能靠想象来对比今天的现实生活。

    那个年代，贪污总是在基层

    事实上，文革与反贪腐没多大关系，将文革看成是反贪污，是一种幻觉，是任意杜撰。
    文 革不但没反贪官，而且还以批判清官海瑞肇始，用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为文革祭旗，我在一年前发表的《文革：只反清官  没反贪官》一文中对此曾有过详细叙 述。文革初期还对历史上所有的清官来了个清盘式的大扫荡，连他们的墓地都被捣毁，尸骨都被拖出来示众，理由就是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他们有欺骗性，更有利 于维护反动统治。
    从发动文革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看，都没有反贪污的内容。那个年代，假如将文革看作是反贪腐，恐怕还逃脱不了“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名， 是会受到严厉批判的，因为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反修防修”，而反贪腐在历朝历代、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这就好像批林批孔中夹了个批“走 后门”，那时就被定性为“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的确，那个时代贪官很少，说来说去，只能举出两个最大的：刘青山、张子善。
    但 就在人们津津乐道那个时代反贪最大政绩刘青山、张子善的时候，谁都不想想，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那是“三反”“五反”时期！时间在1951年底到1952 年10月，具体的称呼叫：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 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然而，从此以后直至文革结束，你还见过刘青山、张子善这么大的官员被作为贪污犯揪出来的吗？没有，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打击贪污严厉吗？
    事 实上，自从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以后，各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有政治的，也包含经济的，假如真有大贪官，肯定会作为一个大罪名、作为大功绩拼命宣扬。反右 派运动中的右派，可不只是知识分子，还有省长、厅长、校长呢，但他们的罪名里就是没有贪官这一条，如果有，岂不是更给力？文革期间，罪名无数，假如在走资 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后面加个贪官，岂不是更具杀伤力？可惜，恰恰没有！那个时代，是个“莫须有”的时代，是个“逼供信”的时代，是个冤假错案 遍地的时代，但从中央文革到大小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又加上工宣队、军宣队、革委会，却都没拿贪官当回事，在罗织罪名时，也都没有这一最具煽动性的罪状。
    如果说“三反”“五反”之后还有明确反贪内容的运动，那就是“四清”和文革期间的“一打三反”了，然而，这两次运动整肃的对象都在基层。
   “四清”被称为文革的预演。早在1960年起，中共中央就曾多次发出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其中就有“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四清”做法，清的对象无一不是基层干部和农民。
    从 1963年在全国城乡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俗称的“四清”运动，在农村先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又提升为“大四清”，即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又掀起了党政军机关、工业交通财贸系统和文教单位的“五反”运动。“四清”的一大方式就是中央领导率领党政军各级干部组成的工 作队下基层开展运动，下基层当然是因为那里才是运动的重点。
    “四清”运动在农村揭发出来的问题大多是：铺张浪费、挪用公款、多吃多占、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买卖婚姻、续家谱、修庙宇祠堂；城市“五反”运动中被揭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铺张浪费、多吃多占、走后门、公私不分、不爱护公物、生活 特殊化。揪出的“贪污”分子有没有呢？从所有公开的资料看，非常多，截止到1963年8月，仅“五反”运动就揭发出全国各级机关企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 作案人数将近20万。据北京市公安局整理公布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典型中可以看出，其表现主要是，有的倒卖国家统配物资、统销商品和紧俏商品，有的倒卖 黄金和各类票证，有的城乡串通长途贩运，有的开办地下工厂、修建队、运输队，有的已经成为有组织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集团。被揪出来的“罪犯”基本都是基 层干部、职工、工人、农民和居民，有很多后来被证明根本够不上贪污，有很多还是冤假错案，有很多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有产物，今天看来，也与犯罪无关。
    “四清”运动当时在城乡各有样板，其中的“白银厂经验”就很有名，而且是中央最为重视的大案，也是牵涉严重贪腐的单位和干部级别最高的地方。
    白 银厂也叫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位于甘肃省白银市，在“四清”运动中被揭发出来的问题有：在企业职工生活困难时，利用闲置设备与当地农村搞“生产协作”；个别 干部多吃多占、损公肥私、官僚主义；生产管理制度不完善，有漏洞；精简企业职工时把握不当。当时在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的批示和关注下，由冶金部副部长率 领一个由处级以上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前往白银厂处理整顿，最后认定这里已经被地主和资产阶级夺了权，其中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共379人，占职工总数 的3.7%。经中央批复，对公司5名主要领导给予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和逮捕处分，对两名处级干部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先后有69名职工被戴上“地富反坏” 帽子，47名干部职工戴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占职工总数的0.8%的人被戴上各类帽子。
    即使是这样一个“四清”的贪腐样板，在改革开放后也被平反，因为在白银厂中立案的630余件案子，绝大多数属于冤案。
    其 实，农村“四清”中间揭露出来的那些多吃多占问题，到我去农村插队时依然存在，从公社到大队的各级干部十分普遍。招工、当兵、入党，当老师、会计、拖拉机 手，当年在生产大队里可以捞到的最大好处，大多由干部的亲友优先获得，或者向干部送礼后才能从中分得一杯羹。我们村的知青，凡是当上保管员、饲养员、广播 员、小学教师的，哪个不向干部送厚礼？哪个不找关系？认干爹干妈的也不少。因为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宗族、人情、几个干部说了算的基本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 无论谁当干部，都会走上这条道路。像典型宣传的那种大公无私的人不是没有，只是永远都在极少数。

    那个年代，群众贪污也是反革命

    文革是个大运动，其间还不时套着五花八门的各类运动，有个“一打三反”非常著名。1970年，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是这样说的：
    失 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他们同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内外勾结，利用资产 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趁火打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备战，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有的侵吞国家财物，霸占公房、公 产;有的利用机关、学校和企业、事业单位的撤消或合并，私分公款、公物;有的倒贩票证，倒卖国家物资;有的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 队、地下俱乐部;有的行贿、受贿、走后门，私分商品;有的大搞黑市活动，牟取暴利。 他们千方百计以"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企图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可 见，那个时代的贪污分子都属于反革命，是坏人，是阶级敌人，实际是政治罪，而且总是和盗窃、投机倒把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与偷东西、倒买倒卖并列，矛 头所向自然都是最基层。这样的“罪行”大多来自基层干部、机关普通工作人员、会计、出纳、保管、采购，甚至是农民、工人、售货员，都不属于官的范畴。什么 是投机倒把呢？文革期间有个很有名的电影《青松岭》，里面的反面人物车把式钱广，因为运输时夹带着倒卖山货，就叫投机倒把。这个罪名，如果放在当今，大概 谁都逃脱不了入罪的下场，尤其农民、股民、商贩，再加上炒期货的、玩基金的、倒腾外汇的，哪个不在投机倒把？而且远比过去那个时代严重百倍。
    “一 打三反”的结果，还真是以打击所谓反革命为主，整个运动中，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有十三万五千余人，而所谓贪污，战绩并不显著。 1970年到1975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报道或文章凡是出现“一打三反”战果时，多是笼而统之的大批判、表决心，即使有些文字在介绍本单位的经验时提 到揪出了一批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也没说具体情况。从这些单位看出，无非是些基层的公社、批发店、商店，所以，那些“分子”大概也脱离不了保管、会 计、采购员之类。从各地可以查阅的“一打三反”档案看，战果以群众为主也是事实。
    1970年1月14 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发表湘才的文章《打击敌人就是保护群众》，对反贪战果为何以群众为主做了如下解释:
    正 当我们狠抓经济领域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怪论，说什么‘搞经济问题，是矛头对准群众’。我们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躲在阴暗角落里刮出来 的一股阴风。斗、批、改越深入发展，阶级敌人越濒于死亡，就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他们混淆视听，妄图搅乱阶级阵线，干扰斗争大方向，借以蒙混过关，这是毫 不足怪的。我们必须及时揭露批判，粉碎敌人的阴谋。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打击资产阶级的腐蚀和破坏，我们的矛头是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对准贪污盗窃 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这些家伙，是社会主义大厦的蛀虫，他们大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他 们有什么资格充当群众?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矛头对准这一小撮，正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 本主义复辟，也是为了保护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这篇文字看，群众确实是反贪的对象。
    1979年，当黑龙江的一个小官，或者叫吏的王守信案件被披露后，全国引起震动，各地相继揭露了一些贪污盗窃的典型案件，而王守信正是从收款员起家的。事后，198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反贪污盗窃的斗争要经常抓 》是这样说的：
   每天同钱、物打交道的人，如售货员、保管员、采购员、出纳员、会计员等，能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高尚的情操和严谨的生活态度。 我们党多年来培养、造就了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他们是各个企业、各个单位的中坚分子和骨干力量。国家和人民把财物交给他们管理、支配，是靠得住、信得过的。 但也要看到，确有一小部分人，利用接触钱物的方便条件，贪污盗窃，贪婪地侵吞国家的财产。对此，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估价，不然就会丧失警惕，使 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受损失。
    多年来，我们揭露和打击贪污盗窃分子，主要是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如“三反”、“五反”、“新三反”、“一打 三反”、“四清”，等等，这些运动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应当肯定和维护。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运动中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错误地伤害了一些人，留下了 “后遗症”。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清理过去运动中留下的积案，这是十分必要的。审理积案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该平反的平反，不该平反的不平反，不 能“一风吹”。不然，就会助长贪污盗窃分子的气焰，不利于今后的斗争。
    这段话，可以算是为以往反贪污运动做了个总结。

    那个年代，“贪污犯”是这样的

    文 革期间，有没有“贪官”呢，在文革中被揭发批判的人多如牛毛，可贪官的典型几乎没有，只有“四人帮”被捕后，靠文革起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被定为“新 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揭发他的文字里能够看到一些腐败的内容。直至文革以后，文革时期的“贪污分子”才被不时揭露出来，不过，这些“贪污分子”的特征与 今天的贪官有所不同。
    1979年8月，黑龙江的王守信大案被公诸于世，举国震惊。8月16日人民日报第4版通讯《 触目惊心　发人深省　——大贪污犯王守信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是如此描写的：
    王守信一伙为什么能够贪污多达五十三万多元的巨款？为什么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他们可以在省、地、县一些机关通行无阻，还被评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
    文 化大革命一开始，王守信这个（黑龙江）宾县煤建公司（后改名燃料公司）常泡病号的收款员，一反常态，跳将出来，组织了一个只有两个人的“捣黑窝战斗队”， 积极“造反”。她得到当时握有实权的县革委第一副主任的赏识和支持，压垮了“对立面”，夺了权。她煽动一些人揪斗煤建公司领导干部，把他们赶到农村劳动； 她捏造罪名，制造假案，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关押了七十九天。于是，这个善于钻营的家伙，一跃成为全县“响当当”的“造反派”。“造反”就要当官！“造 反”就要入党！这是王守信的目的。她揪斗煤建公司党支部书记时说得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要求入党十年了，你不发展，我早够条件了！”果然，没过多 久，经那位赏识王守信的县领导干部提名，王守信被任命为县商业系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紧接着，这位领导干部又对商业革委会党的核心组组长说：“王守信的组 织问题，你们要帮助她。”授意发展她入党。但是，王守信不光彩的“老底儿”，使她在党员大会上没有得到通过。于是，这位领导干部又在县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批 评：现在有的支部不纳新“响当当”的“造反派”，纳新“老好人”！施加压力的结果，使得人们今天在王守信的档案里发现了这样的奇怪现象：县革命委员会宣 布，从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起，撤销商业革委会。但是九月二十日，这个已被撤销的单位，居然召开党支部大会，通过了王守信入党。十月四日，由这位领导干部 主持的会议上，居然根据已撤销的支部做出的决议和盖着已作废的公章的材料，批准了王守信入党！
    王守信贪污集团的主犯——白石营业部主任马 占清，是个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坏家伙，自称“白石山寨主”。一九七二年九月，王守信召开支部会，让大家“讨论”马占清入党的问题。有个党员 刚刚提出一点不同意见，王守信便把脸一沉，大声训斥说：“咱们的党员都象马占清，我还知足了呢！”于是不经表决，强行通过。　　
    群众气愤地把宾县燃料公司叫做“王记公司”。的确，王守信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按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王法”，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
    同 王守信一样造反起家的一些人，控制了县里一些重要部门的实权。他们得了王守信的好处，就同她彼此串通、互相利用。县财政科一位副科长不顾财经纪律，在财政 科的帐上，给王守信立了个黑户头。王守信请客送礼需要细粮和饲料，县粮食局一位副局长就违反党的政策给她“批”，自己也从中捞一把。王守信需要安插私人、 扩大势力，县劳动科就有人给她搞空转空调。王守信成车成车地拉一、二类物资送礼，县工商科就有人给她开运输证明。
    宾县人说王守信“神通广大”：别人搞不来那么多的煤，她能搞；别人要不来汽车，她能要；她能够让别人的儿媳妇更名改姓冒充女儿“顶班”；她可以通过“活动”随意给人长工资……。
    她 的算盘是：你以权谋私吗？好，我就投你所好，为我所用。松花江的鲤鱼是送礼佳品，她叫公司添置了两张大网，派人捕鱼，以便以鱼“钓鱼”。猪肉、蔬菜、瓜果 等农副产品，是送礼请客的好东西，她以改善职工生活的名义，非法占用二百二十亩农田作为“生产基地”，把相当一部分产品拿去“喂”那些她要用的人。一些干 部的子女上山下乡往上调的问题不好解决，她就搞了一个“知识青年点”，做招工、招生、参军的“跳板”，在这些人还没有“跳”走之前，不上工也可以照拿数目 不小的“工资”。她就用这种办法“抓住儿子，牵住老子”。
    请看送礼的规模吧，王守信说：“每逢大节，光送礼的酒，没有几十箱（每箱二十四 瓶）下不来！”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七二年以来，王守信一伙请客送礼的金额达六万多元。各种物资有：酒八千四百多瓶，烟三千八百多盒，肉八千七百多斤，生 猪五十九头，鱼八千九百多斤，鸡蛋一千多斤，粮食六万多斤，饲料九万多斤……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守信找省燃料公司副经理高玉斌， 打算“蘑菇”两辆汽车。高玉斌毫不掩饰地说：“你以为要车那么容易？得托人、挖门子、请客、送礼！我这次出去调车花了不少钱，公家又不给报销。”（实际是 开白条报销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王守信立即看透这是个“吃主”，赶忙说：“没关系，弄车花的钱，你们报不了，我们报。”王守信回县以后，很快让她的 “副手”把一千元装在信封内，带进城，送给高玉斌。于是，经高批准，将省公司的两辆汽车批给王守信。就这样，前后七次，光高玉斌自己承认的受贿款就有一千 八百多元。几年来，经高玉斌批准，共拨给宾县燃料公司六辆汽车，一台加油器；还挤掉别县的指标，多批给宾县二千六百吨煤。
    一九七四年底， 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是县纪律检查员）杨振清正缺钱用。王守信主动找上门，借给他一百元。他平时买煤、拉柴需用汽车，王守信“慷慨”地给了不少方 便。就凭这份“人情”，当一九七五年春天，有人写信检举王守信贪污问题时，这封信落到了杨振清的手里，他不仅没有按信追查，反而把信交给王守信，并向她交 底：“信到我这儿也就算完了。”结果，一封对贪污犯的检举信，招来了坏人的一场镇压。
    据查证，王守信一伙从一九七二年以来，仅用煤“加 价”这种办法就非法骗取了一百二十九万元的巨款，除上缴一小部分掩人耳目外，扣留了九十三万元，藏在黑金库，供自己支配。她们从这笔款项中，共贪污五十三 万六千余元。其中首犯王守信贪污五十万零三千九百七十元。王贪污大量钱财，购置了多种高级消费品。破案后，除收缴了四十一万多元赃款外，还从她家清查出价 值四万余元的赃物。计有：电视机三台，电唱机、电风扇、录音机各一台，收音机十一台，照相机两台，缝纫机六台，自行车五辆，手表十八块，鸭绒被二十三床， 毛毯四十六床，各种皮大衣二十二件，狐狸皮筒三十八张，各种皮鞋六十多双，各种名酒六百零九瓶，高级香烟一千五百五十盒，等等。
    县主管部门和县革委会某些领导同志，过去认为“王老太太”很泼辣，很能干，全县烧煤全靠她，知道她送礼拉关系，也没制止。县里缺化肥，还派她出去跑。听到群众对他们一伙有反映，也只当作一般的“不正之风”，没有认真追查。
    从 王守信的经历里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物资匮乏的时代，在文革这样的极端革命时代，照样可以不看群众脸色，照样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照样缺少 监督，照样可以送礼收礼直至行贿受贿。只是她的那些罪状恰恰与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与文革，结为因果。
    1977年，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华国锋回顾说：
    一 些地方和单位资本主义泛滥，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猖狂进攻，使一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极少数单位蜕化变 质。应当在适当时机大张旗鼓地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打击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各种资本主义的非法活动，坚决制止破坏国家计划的行为。要打击阶级敌人 的复辟活动，也要解决人民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
    从这段话可以表明，当时的所谓罪行与基层的联系实际上更为紧密。
    那个 时代的反贪，揪出的为什么都是群众？因为这是有重要理论依据的。1975年初，姚文元的名作《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发表，这是经历了9年文革后的重 要文章之一，是对文革带有理论总结的纲领性文章，经毛主席审定后问世。后来揭批“四人帮“时有人想批判这篇文章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被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也是当时负责宣传的汪东兴制止，因为他很清楚这两篇文章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位置。姚文元的文章中就引用毛主席的话说：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所以，在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中，群众同样可以产生资产阶级，照样可以出现贪污腐败，这并不是官员的专利，与“走资派”也不结为因果。文革中间的反贪腐，目标指向基层，落网的是群众，可谓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