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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名人今安在? zt
送交者:  2015年10月06日06:45:3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裴毅然

笔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岁近六旬,快压缩成「文革遗老」。那些长我一两辈的「文革健儿」,岁暮人静,尘埃落定,心态如何?如何看待那难忘的「火红年代」?小刀轻剖,「红味」立飘,很能嗅出一些历史内涵与人性特色。

 一派极权主义思维:天无二日

从深层次上,文革遗老的「遗味儿」包裹着特殊的红色伤害——他们尚浑然不知的「内伤」。王力(1921~1996)孙女评《王力反思录》:「他的反思,到死还有他那代人意识形态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还坚持「突出宣传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後,他上书中央,要求突出宣传邓小平;十四大後再上书,建议突出宣传江泽民;论据竟是:「没有核心,党心人心就会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数日,是不利于稳定和发展的。第一小提琴手只能有一个。」握持封建政治逻辑,将歪歪理说得振振有词,一派「长缨在手」的气势,确为文革遗老留给後人的特殊精神遗产——他们的臀部上竟盖着这样的封建纹章!

崇毛乃「文革健儿」一大共性。邱会作反思能力相对较强,但最後仍坚持:「毛泽东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他一生中毕竟还是短的。」言出旨显,评毛「正面作用时间长」,邱氏立场在党不在国。邱仍感激毛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祸国巨罪。可如今连中宣部都只歌颂「改革开放」,不提一九四九年後的毛氏「治绩」了。

文革人物的自传自评,如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朱永嘉,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无一人真正服气。这些人物的品格境界,从他们叙述文革的口吻即可清晰嗅出。他们大多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迈心态回忆那段日子,不仅无悔无忏,而且还带着难以掩饰的得意。对他(她)们来说,小人物翻然成要角,指点江山起来,一生也就这段日子「无限风光」了。聂元梓、徐景贤的自传,此种「得意」溢透纸背。武宜三先生评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载《开放》2005年第六期)说: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的错、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贤和朱永嘉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元,在毛、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发迹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无愧?嘻皮笑脸还照相,人间皮厚君为最。

 留恋往日风光,坚持文革有理

这些文革红角只承认客观上的政治失败,不承认主观上的「主义」失败。在他们内心,输事不输理。即便承认当年的错误,亦属「路线错误」,个人没有多少责任,亦毋须忏悔。对于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当然更「不服气」:「这不,还是毛主席有远见,资本主义这不真的复辟了?!」

《邱会作回忆录》定型于九○年代,邱会作(1914~2002)不服气「公审」,从根子上不认同邓小平:「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後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邱甚至认为应该搞一点个人崇拜:「个人权威一点不搞,也不行吧,连个权威都没有了,也不行呵。」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鹏(1914~2009)上书中央,再三为林彪鸣冤:「『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毛泽东对待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李作鹏最後的政治遗言:「我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会胜利!」

级别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儿朱永嘉(1931~),学出复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名家,文革时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为王洪文讲解《後汉书·刘盆子传》,且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重要赞助者」(参与写作)。复旦史家朱维铮:「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期间,朱永嘉深得张春桥、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真正铁杆「三种人」。文革结束後,隔离审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领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释放。

二○○○年前後,七十岁的朱永嘉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来访者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现在不也很红么!」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评李秀成》,还是那么崇毛迷毛,无限怀念的还是那段「峥嵘岁月」。再读他那篇成名之作,「无产阶级专政」、「农民起义」已那么遥远、隔阂,本皮都已被完全颠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还能有什么价值?徒留赤踪吧?

红卫兵领袖谭厚兰死,蒯大富中风

红卫兵「五大领袖」先甜後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师大女将谭厚兰(1937~1982),其文革「功绩」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多轴,砸碑千余座,包括国家一级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多册。一九七○年六月,谭厚兰隔离审查,七五年八月,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狱;八二年六月免于起诉;此前查出宫颈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终身未婚。如今,谭厚兰仍「扬名」曲阜。曲阜人民仍惦记着她的「业绩」,一九八○年代就将她的「打砸烧」铭记在「三孔」游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离审查、开除党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领刑九年,八三年出狱後蛰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个街道商店当临时出纳,後被军办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1945~),六八年底隔离审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厂;七一年三月~七五年九月,再隔离审查,此後监督劳动;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领刑十五年;八七狱中接到「宽大」通知: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後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公司担任总经理;二○○三年内退。 清华大学蒯大富(1945~),领刑十七年,出狱後与朋友合作经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只准其妻女落户而不批准蒯。经多年申请,蒯大富才在山东获得护照,方可出国旅行。公安机关始终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一位与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还有「六八年情结」,四次中风,已住进养老院,行动不便,妻子离婚。清华学友评曰:「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聂元梓(1921~)十六岁加入中共,五○年十二级「青年高干」,十年文革八年审查(毛泽东批准),文革後领刑十七年(实际蹲监六年),出狱後二十年无住房,十四年无收入,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聂元梓不认同全盘否定文革,在港版回忆录中认为文革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 这一派的「一号」非余秋雨莫属。此派人士大多文革後再次「起来」,享有一定社会声誉,十分「爱惜羽毛」。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尤其与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之类有染。 余秋雨在直面个人历史的勇气上,智商之低、勇气之弱,很令绝大多数国人看不懂。原本低个头认个错,检讨几句也就过去了,谁会去揪文革青年的「当年盲从」呢?谁还能不理解那会儿「跟着走」的年轻人?偏偏余先生不肯认帐,状告古远清、肖夏林等「诬蔑」,激起社会共愤,忽忽然形成声势颇壮的「揪余派」。最後越描越黑,弄得全国人民皆知余先生确有一根「文革小辫子」,当年不仅「下水」,而且还是「石一歌」主要笔杆,以及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另一位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二○○二年致信古远清:我已渐渐看淡了远去的刀光剑影,当时闹得挺凶,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这位文革遗老的心态比较典型,看空了,不愿提,人生入暮,岁远事了,大彻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对尘世。这一「看空」心态,在文革遗老中估计占到一定比例。 火气最大的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其港版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满对文革的控诉与不平,激情反思,无人能及。 多数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不评论 文革弄潮儿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特点为避评当下,字里行间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轻蔑。聂元梓、徐景贤、朱永嘉、郭凤莲均如是。 倒是老粗吴法宪(1915~2004)对改革开放明确赞扬:「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邱会作前面骂邓小平掘了毛泽东、共产党的祖坟,晚年也承认:「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为邓小平、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大声叫好!邓小平好福气呀,他『摸着石头过河』,头一脚就踩了个正着,向前跨了一大步。„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林彪四虎将中,数邱会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强,回忆录也写得最好,但对赤潮祸华这一根本问题上,邱会作尽显时代局限,无有一点点反思。 吴法宪之子吴新潮,「九一三」前为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一颗冉冉待升的新星。「九一三」後,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关入地下室,久不见天日,一段时间竟失明。後发落陕西一偏僻农场喂猪、干农活。他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裁,但从未付诸行动。从云空跌落尘埃的他,说了一幅概括他们这一拨人心态的对联:「活着没信心,去死没决心」。这拨「红二代」从不承认自己是「黑二代」,黄永胜之子黄春光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大寨「铁姑娘」郭凤莲(1947~),1999年自由亚洲之声女记者采访她「大寨人感到『包产到户』对大寨的农业发展有利还是不利?」郭答:「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样。」记者现问:「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政策的变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还可以吧。」再问:「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郭答:「不良风气慢慢纠正吧,都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那个咱们就不要多讲了吧,我讲不清楚。」女记者终于放弃继续采访。郭的态度属于沉默的抵抗。 文革渐走渐远,遗老们也一点点走进厚厚史褶,成为历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识形态脚手架仍未清除,还有相当後滞力,整个国家运行在歪斜的意识形态辙道上,如「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江泽民语)……不仅「自由」距离国人十分遥远,说点真话都还那么困难哩。至于各大社会显弊(机构庞大、贪腐渎职、浪费黑洞、新闻自由、贫困群体、访民日增……)明知其病而无法疗治,成为真正「特殊国情」,怎么办?读书人只有一声潼关长叹!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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