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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怀念我的父亲魏梓林 zt
送交者:  2015年08月09日12:51:1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当你忙于一些重大事务的时候,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其它事情忽略掉。直到稍有闲暇或受到某种启示,才会突然想起这些并非不重要的”其它事情”来。前几天办事遇到一个陌生人提起”父亲节”,我才想起刚刚去世的父亲,心中突然有一股酸酸的感觉,深感对不起他老人家。

我和父亲的关系从来不好,这里面有我的原因也有他的原因。我是个天生就很淘气、满脑子各种鬼主意的孩子。刚满月还不能用手,我就用嘴去咬大人天天要去播弄的收音机开关,挨了电打从桌子上摔下来,把大人折腾得不轻。四岁时我率领小伙伴们上山冒险,摔得头破血流,现在眉毛上还留着伤疤。再大一点儿就更不得了了,飞檐走壁,打抱不平,以为自己是天下一大侠,大院管理处和警卫连每周都上门告状。偶尔碰到儿时玩伴,我还常常提起当年的”英雄壮举”,犹如昨日般记忆犹新。

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我又添了新毛病:上课老是看小说,上了瘾一样。快要考中学的时候,我的测验成绩差得全班倒数。班主任董老师终于不能忍耐,到家里告了一状。我父亲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这次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在考试前的一个月里完成董老师给你安排的所有补习作业。如果你考不上中学,以后这个家里就没有你的房间,也没有你的饭!”因为他从来就很严肃认真,我不得不乖乖读书。结果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学校,但也从此恨上了这个不通人情的老古董。小孩子当然认为读书没什么重要的,看小说不也是读书吗?

中学的三年,我们的矛盾更加剧烈了。星期天回家,我们家的饭桌常常成为辩论会场。小孩子读书多了就变得精灵古怪,常常气得父亲摔下筷子回屋抽烟去。这时我妈妈就成了我们之间的调停人。由于我是个主意特别大的男孩或男人,所以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93年我蹲了15年监狱回到家里时,才第一次受到他的表扬。在这之前,甚至在我作文得了北京市第二名的时候(第一名后来成了名作家,叫柯云路),他脸上也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我妈妈高兴地加做了几个菜。我因此更觉得父亲是个无法理解的怪人。直到我后来回老家安徽巢县魏家坝镇上山下乡的时候,才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父亲13岁时被发现是个过目不忘的神童,因此有了机会读书;19岁就已经在师范学院当教授了。和神童相比,我那一点点成绩的确没什么可骄傲的。这方面我从来都赢不了他。

当时的安徽只有一个师范学院,集中了一大批江南才子。因为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这些人全都被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所吸引,在抗日战争前后纷纷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四军干部来源之一,并且大都得到了重用。战争年代拍马屁是不吃香的,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唯才是用,就像和平年代做生意一样。我父亲由于才能卓著,30岁就已经是正军级干部了。49年中共将要打进北京时,他被调到中共军委担任航空系统军事接管小组长,成为组建中国民航和空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他和毛泽东是邻居,并且被毛泽东推荐为毛岸英的古文和历史业余教师,直到进城以后才停止教授。现在有人说,中共老一代干部都是土八路,所以胡作非为;如今都是有大学文凭的,所以有希望了。以我的亲身观察,他们说话的前提就是错的。

在民航时发生了一件大事,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挫折,但也是他最受人尊敬的事件。当时正值三反五反,民航局被告发有十万银元账目不清。过去军队的财务管理非常简单,进城后有很多干部亲属需要安置,这些都由处、科级干部批个条子就开支了。但中共一搞运动就有指标,为了指标就常常不讲理。负责运动的一方(中央组织部)硬说十万元按制度需要局领导签字,否则就按贪污挪用公款处理。当时就抓了八名处级军官,拉到刑场上准备枪毙。我父亲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检讨,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八人因此免于一死,而我父亲却落得个开除党籍、解除公职的处分。如果没有我父亲的举动,人们今天就不会只说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了。因为这八个人全是老红军,55年评军衔时都是少将中将。

但是人才总有人要。当时中共政权初建,各方都缺乏人才。所以吴法宪很快就把我父亲招揽到空军,让他担任组织动员部长,这相当于现在的党系统组织部,加上军队系统的干部部和军务部合二为一的部门。但是我父亲象很多老共产党人一样,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看得太认真了,不知道共产党一执政就变了形势。在一次空军高层会议上,为了和苏联合作的问题,父亲与留苏派的司令员刘亚楼发生了冲突。他条分缕析,摆事实讲道理,硬是逼得刘亚楼认了错。虽然按他的原则写出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但父亲从此也得罪了心胸不那么宽阔的司令员。

随后刘亚楼找了些理由,比如不穿军服上班,不系风纪扣等等,把他连降好几级,一直降到科长。父亲还不服气,要和刘亚楼拼到底。年轻气盛如此,看来非要碰到南墙才回头,是个不得好死的种。幸亏有吴法宪从中调和事情才有缓解。吴让父亲去苏联民航局当副局长,父亲舍不得老婆孩子,让他去西北空军当司令员,他又舍不得刘亚楼。他这人心太重,仇人和亲人都舍不得,这样的人在那种时代能活下来,也算个奇迹吧。我父亲对吴法宪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认为吴的确是个能在同事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人。遗憾的是,前几年空军老干部投票评选,吴当选为空军最没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他在法庭上表现不好。而我父亲当选为最有骨气的老干部,理由是上述的两件壮举。大家说父亲有中国传统的侠义和敢直言的作风。

在此以后的岁月里,父亲还为中国走出封闭困境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他利用和外交部领导层的老关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经营的公司——中建公司。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了头一炮。我进监狱后,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各部委外事局领导,都曾在他的办公室里工作学习半年。回去后陆续组建了各部委的对外公司,这是中国的工商业走出国门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小小的序曲。随之,受我的牵连,他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离休了。离休后父亲天天在家”偷听敌台”,喝酒骂现在的贪官污吏如何祸国殃民。六四屠杀使他和他那一代许多老共产党人发现,他们的路走错了,我这样的人倒是继承了他们理想的人。所以我从监狱出来以后,平生第一次受到了他的表扬。我已经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情了。

父亲一生给我的印象大多是如上说述的政治生活,很少有小市民家温情脉脉的所谓”感情生活”。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了这些就没有了那些。虽然父亲很少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但我还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爱我们,爱到有时会影响他的判断。在我进监狱之后的某一天,有个朋友向他传了个话,说画家黄胄在酒桌上向几个朋友说我的坏话。父亲听了立即吹胡子瞪眼,从此不和黄胄来往。人家几次打电话要来看望他,他都说没时间。他一个退休老头儿,怎么会没时间呢?是心里有气,心太重了。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历来极好,我常去黄家,他们也不拿我当客人。我父亲自然认为黄说我坏话就是撒谎,不够朋友。但是第一,是真是假你也得容人家解释之后才好认定呢。第二,在邓家天下之下,人家也不能得罪邓某,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对特定的对象说了几句随大流的话,不为大过。我在监狱里天天听人家说我坏话,我都不在乎,因为我知道人人心里都有杆秤,这年头儿说的不一定是想的,想的也不一定就是说的,何必认真呢!但是父亲就是这么一种个性,他爱憎分明,像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样。人们敬他是为了这个,他自己吃亏也是因为这个。93年我在家的时候,曾试图开导开导他,但他不听,脖子一扭头一扬:免谈!

现在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都很傻,不会生活。自找了那么多挫折、坎坷和灾难,总之,瞎忙活了一辈子,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但这是探索者的生活,有声有色,有喜有悲,跌跎起伏(跌宕起伏),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探索者的生活就是为芸芸众生的好日子找路开路。即使万一找错了,但不能说不该找路。所以还得继续找。

仅以此文告慰我那在天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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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民族精英。 - 调侃军政 08/09/15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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