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为毛泽东套上“红卫兵”袖箍的宋要武（宋彬彬）返回北京母校，为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事件——道了歉。

　　现代中国50岁人以下的群体，已很少有人对文革有着全面而正确认识了，这与组织几十年来不提倡反思文革，甚至还提出不能否定前三十年的概念是大有关连的。以致近年中国文坛和政坛上，吹捧文革、歌颂文革、甚至妄图复辟文革的叫嚣已不绝于耳矣！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一批当年文革小将，如今人生老者站将出来，痛斥复辟文革的极左思潮，反思文革浩劫的滔天罪行，是尤为必要的！

　　那么在宋要武道歉声下“文革”北京首个被打死的老师卞仲耘身上，当年暴行又是怎样发生的？如今当年参与或被裹挟暴行其中的宋彬彬一干人等道了歉，而那些参与此次暴行的其他人，有的日后也成了全国性的知名人物，是不是也该站出来说点什么呢……我搜集了当年事件的一些资料在此列出，以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矣！

　　卞仲耘（1916—1966），1916年生于安徽无为，女，中共党员，原北师大附属女中副校长，1966年8月5日，被该校学生打死，此年，50岁的她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科院哲学所工作。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电台广播了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次日中午，三个学生在女附中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在大字报领头署名的学生是宋彬彬。6月3日，团中央派出“工作组”掌管学校。学校老师和领导都成了被“揭发”的物件。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大字报攻击校领导和教师。

　　在大字报上，卞仲耘第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唉！即便真有这么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让一个中学副校长知道呀？但当时对此却没人敢质疑，没人能辩解。第二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郊区发生地震，学校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是否要把教室里毛主席像带出，卞副校长未置可否。

　　在卞遇难四十周年时，北师大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受卞丈夫王晶尧之约，写出的回忆文章中对卞仲耘殉难的细节描写的更为详细：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那是8月5日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越来越近。小操场就在楼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把头伸出窗外。窗外景象使人目瞪口呆，毛骨悚然。

　　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是一种卑劣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声音。

　　在她后面跟着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处，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破脸盆，敲在上面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

　　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或受了枪杵的便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嗓门已经沙哑。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

　　难道棍子威力能叫一个沙哑喉咙发出响亮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肚子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手背上，痛得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连我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许多红卫兵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 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也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在她们嘻嘻哈哈的笑声中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再是女孩子了。看着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蹭着走。

　　我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打扫厕所任务，便赶快离开。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 我跟在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刚进门，却看见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厕所。我拿出一把笤帚，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她起不来了！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是水。

　　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没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叫我跟她走。刚进正门，却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校工老白，把卞仲耘抬上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的作用。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

　　在卞殉难41年之后的2007年，卞的丈夫王晶垚给现任北师大附属中校长袁爱俊发了一封公开信，下面是公开信的节选：

　　校长袁爱俊女士：九十年校庆活动已结束三个月。在校庆"评选""知名校友"活动中，校方将宋彬彬圈定为“荣誉校友”；在庆祝大会上把宋彬彬大型展板立在学校大操场；并将毛泽东接见宋彬彬照片和受难者卞仲耘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普遍谴责，网络和刊物上质疑之声遍布。北师大附中迄今仍然置若罔闻、毫无回应、令人骇异。我是原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现对此事件发表如下声明：

　　一、1966年8月5日，原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校园里，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卞仲耘同志活活打死。凶手惨无人道，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用军靴践踏，折磨达数小时，其过程令人发指！文革中，卞仲耘同志是北京市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十三天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由宋彬彬带队的五十名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实质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后，北京市有1172人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荣誉授予宋彬彬。对此我不得不提出强烈抗议。

　　二、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次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结论。将宋彬彬活动和“八?一八”事件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三、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王晶垚 2007年12月22日，北京

　　最后，我想把宋彬彬前天致歉信最后一段话摘出，做为本文结尾：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