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桃子，85后，出生于湖南湘西一个只有5万人的小镇上，从小爱读书喜欢写写画画，算是我们街道上的一个邪才女”。想象力丰富的我，当然不甘于“窝”在老家的小地方。但是阴差阳错，2008年，我大学毕业后考研失败，却考上了公务员，被分到离出生地一街之隔的街道。我最大的愿望是继续考研，然后离开那里，但是想不到，我竟然把人生最好的三年时光留在了那里.

　　我考上公务员后，父母顿时感觉有些“扬眉吐气”。据我爸反映，自己“政治地位”都提高了，邻居们知道我成了“公务员”以后，对他都热情多了。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7月正式入职，4个月前，我刚收到考研失败的消息，伤心欲绝。读书一直是我的理想，我报考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只差了一分。知道成绩后没几天就是我们县组织的公务员选调生考试，我也心灰意冷地去了，“裸考”，居然考上了。1400个人的笔试，我考了第6名。选调生都要下基层，到街道和社区去，我被分回了家乡。

　　我那个地方是个古镇，巷子很多，工作的街道是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我去的那一年，是街道第一个“选调生”，迎接我的，是一群“可怕”的阿姨们。我上大学时，大概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刚到街道上，还是民族风拼接长裙那一套，衣袂飘飘的。“小桃呀，你穿这个挺漂亮的，大学买的吧?”“身材好啊，年轻就是资本啊!”大妈们表面恭维，背后却在窃窃私语。没多久，领导大人开会时宣布新“街规”—不得穿奇装异服上班，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得出“文艺女青年=二B女青年”的结论。这是我当公务员后第一课。

　　在街道，年轻的女孩子很少，我时常被抓去做迎宾之类。6点起床化妆，7点着装，8点站点，11点迎宾，12点剪彩。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一上午，最后就是为了领导上台发言的那三分钟。我第一次穿正装，被调去“搞会务”，高跟鞋磨得脚钻心疼。所谓“搞会务”，就是给领导倒水，我“步履维艰”。结果会后领导把我叫到一边：“你不知道高跟鞋走路会发出声音，会影响开会吗?年轻人不懂事碍…”

　　知道我“能写”以后，写材料的任务就堆给我了，从此，写材料成了我的噩梦。

　　每年年底是我最忙的时候，各路“检查”会在这段时间集中杀到。党建、党风廉政、综治稳定、宣传思想、社会建设、教育督导、计划生育、重点项目落实……街道一年的工作评价怎么样，全靠这些检查了，材料写得越长、越漂亮就越加分。

　　有时候一天就要迎接三个检查，前几个晚上的我都恨不得自己有十八只手，就连高考和考研的时候都没这么努力过。可是到了最后，“这个不行，这个怎么没有照片”，“这个数据怎么不详细”，“这个没有资料证明你们确实做了”……

　　为了应对这些检查，明明有很多事情以街道的力量做不了，我也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很多数据要么夸大，要么胡编乱造。比如，基层党组织建设，要求建立多少个站点，可党员要么出去打工了，要么归别的事业单位管，只好胡编。还有报道任务，街道那点事，要上报纸本来就很不切实际啊!不过我搞的是“党政工作”，“造假”的都是些“虚”数据，党员人数、廉政墙数据等等，写了也不会有人在意。

　　不过，一旦涉及到钱，有实际利益冲突的数据，廉租房阿医疗救助金之类的，这些就必须锱铢必较，不然可能会引发群众性事件。

　　为了迎接年底的检查高峰，我差不多每天要写2万字，每项材料少说5万字，二十多本材料装订成册，堆起来山一样高。我不禁有些成就感，可是一想到这些材料里有多少水分，又忍不住泄气，难道衡量我们工作的，就是这一堆纸吗?检查结束以后，辛辛苦苦准备了一个多月的东西，最后都卖了废品，总共是24块钱。一年以后，我也学“乖”了，开始Copy前一年的，只在数据和细节上进行修改。这还算认真了，我知道有些人直接连改都不改。

　　关于数据有时候是很“矛盾”的事情。比方今年旱灾，绝收多少亩，造成多少损失，这是一个口径。今年取得了什么经济成绩，增产多少，这是另一个口径。主要看上头对应的是什么部门。又比如说低保，申请得多了，“没有完成经济任务”;报得少，“没有达到扶贫的标准”……写材料那段时期，我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回家的巷子路灯坏了，我喊老爸来接。路上，老爸纳闷地问：“人家一杯茶也能坐一天，怎么就你这么累呢?"

　　我也想逃离，而且是彻底逃离。我一直没有放弃考研，却又接连两年没有考中目标中的北师大，逐渐心灰意冷，只好继续当基层公务员。除了年底写检查材料，基层公务员还有很多“匪夷所思”却又不得不做的事儿。首当其冲就是“与领导相处”的学问，我在这方面是“白痴”，且始终游离在外。

　　先说吃饭时喝酒，我的必杀技是装病装睡，偶尔还“耍诈”—就是吃饭前自备空牛奶盒，敬完酒不要说话，酒含在嘴里，偷偷吐到牛奶盒里……三年后，那一批选调生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练出酒量来。

　　还有一种场合一定要能“hold”住，那就是KTV，因为下了酒桌直奔的地方一定是—KTV。在这个场合，我也练就了一定的“生存技能”：如果不得不在别人的催促下邀请某位领导跳舞，那么在场所有的男士都顺次邀请一次，就不会有人对你有想法了;跳舞的时候当对方靠近，一定注意将彼此胸口的距离控制在一公分之外;实在不想忍受这一切，就假装舞技太烂，故意多踩别人几脚就好……

　　和领导相处，还有很多奇怪的“忌讳”。比如点菜的时候，5个人点8个菜够了，服务员“暗示”到跺脚流汗，我都浑然不知，后来才明白，在这个圈子里，有“七上八下”的说法。我还听说，附近山上的庙里，当公务员的上的香火最多。哎……

　　最近几年，在舆论的压力下，小公务员还多了一项新工作—“保护领导”。“那张照片要删掉啊，换一张看不到手表的”，“什么?跟媳妇用的勃崃事特落桌子上了，那怎么行”。

　　还有传说中的“五毛党”，我们每月也有“写网评”的任务，一人五篇，不过“稿费”不是5毛，而是5块，写得好的甚至有50块。可谁也不愿意写这个东西，要引导舆论，写得像样，又不能太“负面”，字数还不得少于500字，一到交网评时办公室的QQ群里就哭爹喊娘。

　　当然，也有我喜欢的工作。比如办社区图书馆，组织留守儿童活动，看望艾滋病患儿。我们街道上有个关爱医院，里面有群艾滋儿童，我每个月去看他们的时候，都是感觉最快乐的几天。在那里接触到的志愿者认为我是个很好的“社工”。我也隐隐感到，比起政府的行政体系，NGO的做事效率和效果实在高了太多。

　　我当公务员的第三年，2011年3月，收到四川大学研究生考试成绩单，当即就在心里决定，要离开街道，继续去读书。爸妈当然不希望我就这么放弃了，毕竟我已经熬了三年，且已经升到区团委副书记职位，相当于副科级了。但只有我知道自己三年来承受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有多大，我都快得抑郁症了。

　　最后一年年底写迎检材料的时候，我曾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晚上睡不着觉，爸妈跟我一说话我就会哭，甚至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掉眼泪。

　　最终，爸妈妥协了。其实，我知道那时候爸爸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他在长沙住一次院，即使有报销，家里也要出上万块钱。爸爸内退时，还不到退休年龄之前，每个月只能领到650元的补贴。而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条上，只有1648元，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精神的压抑和现实的压力都让我不堪重负。

　　和我同一批分到镇上的选调生共有五个，刚去的时候，个个书生意气，都很失望，几乎都喊着要走，不过慢慢地就习惯了，蜕变、分化得很厉害。当然你不蜕变，就会像我一样最终承受不了。回头看，那三年，我多了很多对社会的理解和自己的思考，收获很大，其实我也是真正念了几年社会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