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目的不是要消灭秩序，而是在法律的原则下，也就是依靠法律来保障民主的运行，同时也维护了秩序。但民主的一个特点是，它不能在宗教的监管下，或军队的高压下来保持民主的运行，而必须在法律的监管下，保持民主的运行。

西方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有中世纪近1千年的历史，是在天主教控制之下的，也就是宗教或教会法是控制和保障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就是社会秩序是靠教会法来保障的，换句话说，就是西方在中世纪的1千年中，是习惯遵守教会法的。而到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时代，世俗力量崛起，慢慢地将教会法换成了世俗法，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方的法律体系，其本质是世俗法。但，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时期里面，西方人仍然继续保持对法律的尊重，唯一不同的是，教会法变成了世俗法，但世俗法的根基，还在宗教那里，神或上帝，仍然是法律的源泉和源头。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的政教分离了，而在中世纪，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分离的历史，就是世俗法代替教会法的历史。而中东近代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政教还没有彻底分离，也就是维护社会和国家基本秩序的，还是宗教的律法，而不是世俗法律，同时，军队仍然扮演很重要的维护秩序的使命。

宗教，军队，法律三方面的混合控制，就是中东国家历史上一直很混乱的真正原因。他们的国家和社会，还没有从宗教 完全过度到世俗，也就是政教分离还没有很彻底。也因此，世俗法律的权威还没有建立，现代民主也就谈不上了。埃及 ，叙利亚，伊朗，就是例子。

回到我们的主题，中国人为什么会蔑视法律？或没有遵守世俗法律的习惯，其原因是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解决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和社会秩序是靠什么维持的。

一般来说，维持社会和国家秩序的因素，有这么几个：宗教，军队，法律，礼教。中国在历史上，宗教有，但不发达，也不扮演绝对的力量和角色。军队，当然很重要，一般会扮演重要甚至决定的角色。法律，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辅助型的工具，不是决定性的力量；礼教，很重要，曾经扮演决定性的力量和角色。

因此，我们看，在中国历史上，维护社会和国家秩序的力量，最重要的，有两个，即军队和礼教，而宗教和法律，是处于次要角色的，补充型的。

而近代中国，因为变化，尤其是在遭到西方压迫和影响以后，传统礼教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代之以党化教育，或政治教育，无论是孙中山的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是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教育，都有党化教育的特征，同时军队仍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和决定性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秩序，仍然受到两种力量的控制，军队与新礼教-----党化教育，而法律和宗教，仍然只是辅助性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党化教育的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力量还在，仍然是决定性力量，而法律的作用被提升，宗教的力量也在提升。但提升的法律力量仍然不够，仍然不足以控制全局。如果我们现在排一个掌控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力量的话，排名按由强到弱基本上是：军队，弱化的党化教育，法律，宗教。军队与党化教育，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因为法律的从属地位，与枪杆子和笔杆子不能比，因此，中国人不可能真正的尊重法律，他们很习惯去寻找法律后面的支撑点，也就是权力和党。权力和党的力量大于法律，在中国是常识。信访办大于法律，也是常识。中国的世俗法律，不是源出于神或上帝，而是源出于权力。因此，老百姓不相信法律，而去寻找法律后面的权力而去解决问题，并没有错，他们看得很清楚。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代控制国家与社会的力量是军队与礼教，礼教的力量仍然大于法律。或可以解释为儒家大于法家。这是汉代中国的正确选择，而不是战国时代的法家大于儒家的选择。如果现代的中国回归中国传统，也就是重新用礼教代替党化教育，那，法律仍然是排在礼教之后。所谓以德治国，就是如此。

西方遵守法律的传统，是从遵守教会法的传统很直接也很顺利地演化下来的。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法律的决定性地位。这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当然，现代商业的发展，比较注重契约，资本的运作，也必须以契约和信用为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中国。也因此，中国的法律的权威，也在加大。但还没有到决定性的力量，还是辅助力量。最近揭发出来的西方大公司贿赂中国官员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西方的商业行为，在遭遇中国后会如何改变其规则的。

而法律的权威一天树立不起来，西方民主也就谈不上了。中国人一天蔑视法律，中国就一天也不会有真正的西方样式的民主。当然，活在中国礼教中的中国式民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中国的法律不是源自于神或上帝，但中国的礼教源自于上天。如何将法律与礼教接轨，这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