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已经拉开序幕，胡锦涛长达一个多小时政治报告中再倡政改，正式将此重担转交给了即将走马上任的习近平。“政改”一词在中共换届年份里，引起的舆论震荡和讨论烈度，丝毫不亚于高层席位花落谁家。根据中共的最新理论说明，政改会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新路走下去，调整优化的成分要远远多于彻底推倒重来。对习近平来说，恰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期。改得好，中国可能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国；改不好，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或将面临严峻考验。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考验着作为“急救员”的习近平，也考验着中共的诚意和胸怀。

政改路径成十八大政治报告焦点

北京时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换届大会拉开序幕。紧随唱国歌、集体默哀等仪式后，胡锦涛代表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中，胡锦涛延续了“7•23”讲话的基调，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体而言，一是要支持和保证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二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四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五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六是要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七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1月7日举行的十八大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新华社的记者首先围绕政改提问——中国下一步改革有何新的部署，重点会在哪些方面。新闻发言人蔡名照援引 胡锦涛“7•23”讲话内容，再次强调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至于重点何在，蔡名照的答复是——“注重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系统配套、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随 后，中央电视台、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均对中共政改路径的选择提问。作为十八大前的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媒体屡次围绕政改发问，也可以看出政改在换届之年的受 关注度颇高。

事实上，十八大前夕，中国各个舆论场就爆发了一次对政改的集中讨论，这一讨论热潮延续数月之久，直至十八大召开并未有褪色。不管是《人民日报》、 《人民论坛》等主流媒体领衔的“新政治观”讨论，还是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需不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的争锋相对，无一例外都在为十八大突出政 改做舆论准备。

虽然以改革为轴心展开的争议颇多，但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中国当下确实需要一场名副其实的改革。而且，从中国目前所处的政治经济环境及未来改革的情形来看，渐进式改革远优于激进改革。作为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再次将政改摆在突出位置加以强调，也预示着政改将成为习近平任期内必须攻坚克难、以取得显在成绩的一大任务确定了下来。

不过，需得注意的是，胡锦涛报告中重点提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显然是脱离于很多激进派所期望的彻底改革路径，以及西方竭力对外输出的政治道路之外的“特色道路”。

官方、民间政改的“剪刀差”

对不少倡议政改的人来说，其目的是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建立制约中共权力的机制，甚至改变一党制。

对于中共，政治改革的主题是提升执政效率和提供给人民的服务品质，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简言之，前者讲求彻底推倒重来；后者意在革新、优化。

因为存在这一目的实现方式上的“剪刀差”，所以中共当局“小修小补”式的政改，始终被认为是在政改路上原地踏步，未能有切实的作为。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共党内和国家的政改不仅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政改在中国官方议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政治文明”写入十六大报告，到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大会讲话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论述，再到十八大政治报告中重推政治体制改革，“政改”一直是中共政治文件和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

但胡锦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重申，已经再次鲜明地昭示了官方层面的政改路径，即不会彻底推倒重来，不会改旗易帜，而是在中共一党执政的基础上，进行修补式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基本制度、根本制度保持不变，只是革新不符合社情民意的具体制度。

对普通民众来说，因为受到西方选举制和普世价值派的熏陶和影响，所以中共政改上的“小动作”，始终与他们的期待存有鸿沟。

中共政改风雨路

中共30余年的政改风雨路，道路并不平坦，甚至历经艰难和曲折，但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党代会为历史分期，期间经历了五个关键阶段。在不同阶 段，改革的深度广度时有调整，改革的重点难点不断翻新，改革的强度力度张弛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即以稳定为基础的政改在始终如一地推进中。

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二大。在此阶段里，一方面需要对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及其之前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需得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探索性改革，同时积极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随后于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提出为了健全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使之成为纲领性文件。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并未延续讲话内容，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全面的设计和规划。

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大后五年。就在经济体 制改革全面展开之际，邓小平果断地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错位发展即将带来的严重后果。1986年期间，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论述，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点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在此基础上，1987年11月召开的十三大上，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基本任务重点提了出 来，同时也使得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即，解决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铲除权利过度集中等棘手问题等。

第三阶段：十三大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按照常理来推断，有了第一阶段的酝酿、第二阶段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应该保持大踏步前进的势头，但实 际情况却不容乐观。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国际上苏东剧变的发生，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严重冲击甚至创伤。虽然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及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 的强力挽救下，但已经议程设置完毕的政改路径已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管是提法上，还是基本内容的确定上，都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大幅调整。所以，这一阶段的 政治体制改革，调整的成分远远多于发展。

第四阶段：十四大到十六大。在此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第三阶段调整后的部署进行的。但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飞猛进，致使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再次显现出来。不过，经过十四大的准备，十五大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发展至十六大已经步入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这也标志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从外围调整转入到了核心攻坚。

第五阶段：十六大至今。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核心攻坚阶段后，并未产生民众普遍期待的大幅度突变。西方学界频频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中，也常常将中共懈于政改放在突出的位置，进而引出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在他们看来，衡量政改是否达成实效的标准，即是中共是否继续一党专制。

习近平仍需大有作为

十八大后，习近平很快即将带领第五代领导集体走马上任。胡锦涛任上屡屡遭到诟病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包袱”或者“重担”的形式转交到习近平手里后，会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机遇时期有何新的突破，会否如大众所期待的那样，走向更加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国家，现在还未有定音。

习近平是否有足够的魄力和执政能力来承担政改的重担？这是呼吁政改、期待政改、建言政改群体都会做出的反问。有分析认为，如果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不能 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级官员的专制文化、消除人治，让法治和包含程序民主的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来自于不同利益群体和城市里急速崛起的新生一族的政治骚动 只会持续，其中一些还将以更为暴力的社会冲突出现。

积极的一派认为，中共毫不避讳地将政改的紧迫性通过政府报告及高层之口公之于众，说明中共当局已经认识到了执政的问题和风险所在。而且在认识的基础 上，始终在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不断完善。在清晰认识、积极完善的前提下，习近平的走马上任，不但绕不开政改，而且还必定会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 务”持续推进。加之习完全不同于江、胡的执政做派，所以很有希望让决定中国未来方向的政改取得实效。

不过，说到底，中国的政改代价和难度都不是单凭一个习近平或是其带领的集体就能一蹴而就的。在渐进式改革的共识基础上，真正推动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 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民间。反过来看，民间要求变革的呼声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样可能引起中共党内的分化。所以，一方面寄望于习近平成为一个有魄力的新领导 人，另一方面也要比以往更加关注社情民意，以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危机和挑战。

 

 

(泉野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