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绝对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
| 送交者: 2012年10月19日10:33:06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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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除了198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一直是加强思想控制，宣传主旋律，唱同一首歌。从重庆唱红到北京抄写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封杀“左”、“右”的不同声音，对有点影响的作家，网络名人进行打压，真正恢复了文革时期的“舆论一律”。这样的政治思想环境，难于在中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 中国环境难出戈尔巴乔夫式人物 苏联（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写出了《新思维》的理论作品，作出了解散苏联共产党的勇敢行动的实践，被中国的左派认为是毁坏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叛徒。但是，国内外一些急切盼望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人士，幻想中国共产党内也产生一个戈尔巴乔夫。十年前，美国的华文报纸《世界时报》刊出过社论：《胡锦涛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当时写过反驳文章：《胡锦涛绝不是戈尔巴乔夫》，但未被该报采用。十年后的2012年，中共从十六大到了十八大，又有一些好心人幻想“习近平(专题)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 因为，2012年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同于1991年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没有批毛。苏联共产党以1954年赫鲁晓夫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开始，对斯大林本人的错误、罪行及其严重后果和制度根源，进行了彻底揭发和公开讨论，为苏共的解散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而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本人的路线错误与罪恶没有进行认真的彻底的揭发、清算和批判，不敢同毛泽东割裂，以维持执政合法性，打天下坐天下。 ──尚未出现纷争危机。苏联共产党在1980年代拟扭转苏美冷战中社会、经济状况远不如美国的败局，农业、食品危机、经济危机诱发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党和国家危机，逼迫上层领导人推进了公开化、民主化、自由化的进程。而中国在文革造成大失败后，改革开放出现了经济恢复性增长，加入WTO后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机的特殊机遇，以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和高污染、高耗能的出口导向型传统产业的发展和低效益高投资拉动了GDP的增长。如果经济能维持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长──不是硬着陆时，十八大的新领导人採用强力维稳和照顾民生的软硬两手，有可能延缓社会危机、党的危机的总爆发。 ──人心思稳怕乱。苏联从文化、思想上和地理上历史上像东方国家，但实际上是欧洲、西方国家，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求远高于中国，敢于公开游行示威提出政治要求，党内、社会上和舆论中敢于发出不同于主旋律的声音，甚至出现不同政见者的派别、社团和党派，即使苏共解散，存在着反对派管理国家的组织，思想准备。中国有大飢荒饿死几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全国内战和“六四” 当局敢于以真枪实弹屠杀学生的历史教训，人们不敢正面对抗。由于多分得了一块蛋糕而怕乱，企求稳定，维持现状。保卫个人利益的心理只在忍无可忍、危及生存时，才出现拆迁户、失地农民的大量上访，但主要是经济性诉求，正面斗争对象是基层政权，而不是全国性的反对共产党的政治革命。 ──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和舆论自由、思想自由不如苏俄。苏联从1953年批判斯大林以后，思想解冻，地下文学成了公开文学；肃反扩大化的悲剧内幕与大规模公开平反，冲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克格勃式控制，争取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蕯哈罗夫式的自由派，党内涌现了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派，党员、群众实际上在思想上抛弃了列宁、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党，政治上作好转型的准备。而中国除了1980 年代出现过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一直是加强思想控制，宣传主旋律，唱同一首歌。从重庆唱红到北京抄写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封杀“左”、“右”的不同声音，对有点影响的作家，网络名人进行打压，真正恢复了文革时期的“舆论一律”。这样的政治思想环境，难于在中国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 因此，在十八大后的中国，新的领导人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不可能真正放下社会主义的旗帜，也不可能放下马恩列斯毛和“邓三科”的旗帜，不可能公开承认建党建国以来的根本历史错误，否则，就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必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将失去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掌权合法性。 习近平(专题)将做些实事或进行改革 如果薄熙来(专题)被彻底打倒，政治上不能再对中共高层制造麻烦，形成威胁，那么预定的接班人习近平(专题)将顺利接过中共总书记的重担。“新官上任三把火”，面临即将软着陆或者不能硬着陆的经济烂摊子，由于政治滞后使经改形成两极分化、贫富、城乡、地区、行业，等级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超过或接近零点五的危险局面，权贵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制约着任何改革的前进的掣肘，新的领导人在内外、上下、政经和社会多方面压力下，必须做些实实在在的好事，进行符合国情民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与改革，延缓定时炸弹的爆发，不要成为亡国亡党的末代皇帝。胡温可以利用改革红利与加入WTO的机遇，维持了十年，在政改和经改方面当了维持会长。但是，到了十八大的新的接班人掌权时，中华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各方面被捂住、被积压的巨大矛盾到了或接近了临界点，各阶层被经济收入掩盖的不满与愤怒在经济下滑时将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式的可怕的爆发。因此，习近平明智地会见宪政民主派的胡德平时，表态将推进政改，将要做些事。人们对此抱以希望。但也有人认为是幻想，因为政改阻力太大，困难太多。没有戈尔巴乔夫、蒋经国的气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党是永久执政的”的认识，推进万岁党的真正政改，是水中月、镜中花。 不久前去世的胡绩伟老先生留下了遗著《胡赵新政启示录》，他赞扬1940年代的毛泽东向全国、全世界的承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他提出现在进行政改的目标和主要内容是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这也是1940年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口号。胡耀邦、赵紫阳在12年的新政时期，正是朝这个方向改革，因此被邓小平等老人赶下台。邓小平的政改实质上是行政机构改革，不敢触动毛泽东的那一套，不敢批毛，不敢否定中共历史错误，不敢废除“四个一”。因此，摆在十八大领导人面前的历史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批毛，批邓、废除“四个一”。人们寄希望于习近平，能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在极为艰难的充满尖锐斗争并有可能失败的历史任务面前，希望习近平能做点实事，能推进政改，那怕是增量改革，碎步前进也好。 习近平不可能马上平反“六四” 今年6月我同高瑜应邀参加了香港纪念反右派斗争55年学术讨论会。55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仍然认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留下96位右派分子不改正，违反数学常识地认定打了55万右派分子（还不包括几百万中右分子等受难者）只是“扩大化“的错误。这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代表中央，也代表管党史的习近平的结论。反右派斗争这桩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错误的冤假错案，在55年后都不能平反，不敢彻底否定。那么，1989年的“六四”才过去23年，更不可能在习近平上台以后立即予以平反，更不可能彻底否定。如果根据《李鹏日记》揭发的材料承认“六四”是一切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反改革的武装政变，便应对“六四”彻底予以否定，真正为八九学运平反，那末罢免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是非法的，接替赵职位的总书记江泽民上台也是非法的、违反党章的，而接替江总的一代又一代接班人也失去了执政合法性。这样，从政治逻辑上据理是完全说得通的，可是按照中国文化的成王败寇的游民文化规则又是不能成立的，也不会被胜利方承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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