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两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两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一步说，“领导人我一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时候，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2012年6月12日
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
——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
○ 凌 云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刊出曾彦修同志口述文《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文中提出康生在山东土改整党中“扫荡了两个区党委”。一个指渤海区党委。这是对的。另一个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他说的有误。 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 全国土地会议后，康生原计划去冀中搞土改整党。他率领工作团在清风店战役前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参加全区干部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接到少奇同志的来电，说邓子恢同志在山东渤海区整党中发现那里的问题严重，请求中央工委去人支援。邓是不久前从华中转移到山东的，处理这类问题想必有困难。少奇同志要康生率领工作团立即转去山东渤海。到达渤海区党委所在地已是1947年年底。这里正在召开全区三级干部整党会议。康生在大会上第一次讲话就亮出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号，掌握了整党工作的领导权。这次渤海整党，斗倒了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还牵涉了别的一些人受到错误的批判以至处分。渤海整党中的错误，当然应由康生负主责。曾文说“扫荡”也不为过。 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工作团中，不少是老革命，如：高文华、杨之华、张琴秋、徐冰、张晓梅以及于光远等。应当说明，工作团全体成员列席整党大会，规定一条：只听（了解情况），不说（不讲话，不发表意见）。我认为所有的人都遵守了这一条。整党结束后进行土改。这时，任弼时同志关于土改政策问题的讲话已经发表，康生准备留在山东工作已无暇顾及土改工作团的事，土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曾文说的另一个被“扫荡”的，指的是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在山东整党中，林浩是重点人物，这不错。但说康生到胶东区党委“把林浩斗下来了”却不是事实。数年前，彦修同志发表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到这件事，说是我与毛岸英陪同康生去胶东区党委的。这都不是事实。 事实是：康生到达渤海区党委稍作部署后，他对我说，许世友同志是背着“包袱”离开延安的（黄立功事件后）。这些年来，他没有回过延安。康生说，既来了山东应当去看看他，也有话同他说。当时许世友的司令部在胶东掖县。康和我及警卫员乘一辆吉普车去的掖县。没有毛岸英同行（确有一次毛岸英随康生出行，是去西柏坡。时间较晚。当时毛泽东到达那里，康去开会，带岸英去见他父亲）。康在许的司令部驻地住了两三天吧，即转去滨海区五莲县某村。那里是饶漱石与少数华东局负责人的驻地。这是康到山东后第一次与饶漱石见面。几天后原车回渤海。此行根本不了解胶东区党委在哪里，也没有同区党委任何人接触。 康生为团长的工作团于1948年5月潍坊解放前结束。之前，康生已经中央决定留在山东，任华东局副书记，兼鲁中南区党委书记（由鲁中、鲁南、滨海等区刚合并起来的），并准备华东局南下后出任山东分局书记。这时山东全区的整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康生到达华东局（驻地在益都闵家庄），饶漱石组织并亲自主持了一次参加人数众多的“报告会”，欢迎康生的到来，请康生作报告。 康生讲话的主题是山东整党，批判的矛头直指黎玉和当时被认为是黎玉左右手的林浩（胶东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党委书记）。我以为这是康生到山东后，第一次就山东整党问题正式的公开的讲话。以他当时的地位，对饶漱石是很大的支持。康生对饶漱石视若仇人，起因在1950年夏，饶致电中央和康生，建议康离开青岛去杭州疗养，被康视为饶要把他赶出山东，结下了仇怨。 下面换一个话题。 曾文从“康生与曹轶欧两人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得了神经病”起的一段话，出于臆测。我想将事实补叙明白。 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岛休养后，只短期（数天）回过济南两三次，一直在青岛养病。山东分局的领导工作由副书记傅秋涛主持。曹轶欧是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留在济南，住在分局机关内。时间不长，主要是曹的原因，她同分局一些领导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1950年春的一天，曹半夜找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原是延安中社部的干部，与曹熟识），神情紧张，说她在山东分局内已遭到严密监视。季竭力解释，曹听不进去。第二天，分局领导们得悉后，既气愤，又无奈，多从一时神经错乱方面解释。如何处置呢？怕干扰康生养病，不能去青岛；去医院、休养所，曹一概拒绝。最后想到我，要我把她接到我家中，做做疏解工作。我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分局要为此做出正式决定；二是必须得到曹轶欧本人的同意。曹来我家后，住了三天，日夜缠扰，我无法应付。我真后悔做了这件蠢事。我建议分局立即送曹去青岛康生处休养，得到同意。傅秋涛亲来与曹谈话，派人送曹去了青岛。这件事是我与康生断交的开始。文革中，康生为什么要整我？说来话长，这里就不说了。 谁也想不到，这时康生在青岛也以为自己被监视着。监视他的是谁？诬指的是他亲自发电从中社部调来的秘书。康、曹两个阴谋家到了一起，从青岛到杭州，对这位秘书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处处提防，视之若仇敌。回到北京，秘书不要了，要相关组织进行审查。文革中，他拿到了当年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批示。批示中不仅说这是个“好同志”，还说康生有病，病人的话不能全信。康生大为震怒，立即组织专案组在曹轶欧亲自掌握下，对这位好同志进行残酷迫害。 这一对搞阴谋的恶人夫妻，文革中搞了多少冤案，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康生确有文才，成了他欺世盗名的资本。
对黄家生质疑的回应 转来的黄家生的信收到。就信中所述回复如下：信中提到的刘少奇到上海一事，全是被采访者的话，有录音为据；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在北京，采访陆熙昶则是2001年在上海，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刘少奇建国初来上海休假一事，由于年代久远，老人们将1951年记成1950年，5天记成一个月也并不奇怪。工作人员有些苛刻的要求也许会有过。作为国家领导人，休假期间探望宋庆龄等名人也是有的，但这些小事都不会影响“开国元勋”们的“德高望重”。
景玉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