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现实，有了这种对比，他们对祖国开始怀有深情。当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块时，他们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鲁欣说，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受的呢? ... ... ... ...

1991年12月25日圣诞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红色旗帜颓然落下，一个红色巨人倒在了自己点燃的“革命”烈火之中。

2004年9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研究员弗·鲍罗季奇具体描述了俄罗斯悲剧性变化：“与1990年相比，20世纪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急剧贬值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人降到58岁以下......

2005年5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观礼台上，目光忧郁的普京总统检阅着昂首挺胸正步通过的“苏联红军”，巨大的历史落差让他又一次感慨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悲剧！”

面对着这一无法挽回的历史悲剧，昔日的“反共斗士”可能比任何人都痛苦。昔日“反共斗士” 著名“反共”学者季诺维耶夫这样沉痛地忏悔 :“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历史的判断，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他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曾激烈抨击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见者”梅德维捷夫如是说。

从美国回到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在实际接触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之后指出：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

而另一些“反共”自由派人士更是以生命的终结来表达他们心中无尽的忏悔。自由派女诗人德鲁宁娜在极度失望中服安眠药自杀，自由派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叶利钦发布解散议会的第1 400号总统令的那天深夜里在书房中开枪自杀。

昔日的所谓的“反共斗士”“思想精英”们在鲜血淋漓的俄罗斯母亲面前终于幡然醒悟：与睿智的历史老人相比他们不过是一群幼稚的孩童！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杰德科夫在青年时代受人道主义思潮影响，并作为人生目的。大学毕业后曾任《共产党人》编委和评论员，象拉克申一样拥护戈氏。到苏联解体后，他的理想才完全破灭，对新当权者达到了“全面反对”的程度，并固辞不就文化部长之职。他看来国家正用新暴力残酷镇压人民。他明确表示“我不理解做一个恢复资本主义过程参与者的幸福”，全面私有化造成严重后果，国有资产被侵吞，大发横财的“新俄罗斯人”趾高气扬，整个社会成了商人，投机分子、企业家、经济人的天下。他对此深恶痛绝。最后杰德科夫在思想极度苦闷和贫病交迫下离开了人世。

德鲁宁娜，女诗人在“八·一九事件”她曾在现场支持叶利钦三天，认为是“最幸福的三天”，三个月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信中她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觉得，象我这样一个不完善的人要留在这个可怕的、互相撕打的、为长着铁爪的生意人创造的世界上，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才行----”她在遗诗中写到“选择死亡”是因为 “我不能，我不愿意看到/俄罗斯翻车颠覆”。

康德拉季耶夫是铁杆“自由派”者，支持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后才过二个月，撰文明确表示“不能赞同今天的暴发户和不能为带引号的市场改革唱赞歌，因为它打击了我国人民当中生活最无保障的阶层----领养老金者。”“过去的一年做了什么？”“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一切都完了”，1993年“十月事件”前夕在自已家中开枪自杀。

雷巴科因写反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而出名。成为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但后来发生的事情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搞垮苏联表示 “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他说：“俄罗斯不应跟着别的国家亦步亦趋，而应走自己的路”。他后来称“十月革命是伟大的事件，人们不要轻易的抛弃过去，不要践踏自己的历史”。

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回国后他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解体后的俄罗斯，感受更深，在杜马的讲话中指出:“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150个到200个寡头主宰。”又说：俄罗斯发生的事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在小说《转折关头》写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诸如此类的描写，与作者过去的写法截然相反，这说明他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题材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突然于1993年9月21日开枪自杀，在文学界和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事情发生在深夜，作家的夫人听到书房里一声枪响，便急忙跑进去，只见康德拉季耶夫腹部中弹，倒在血泊里。他马上被送往医院，两天后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在康德拉季耶夫逝世一周年时，俄罗斯报刊重新提出他的死因问题，并展开了争论。1994年9月20、21日，《真理报》连续刊登了科热米亚科的长文《康德拉季耶夫中士的最后一次射击》，肯定这位作家是自杀身死的，并且根据他在苏联解体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说明他自杀主要是由于理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极度失望。科热米亚科说，康德拉季耶夫曾有过“期待和希望的欢乐”，他幻想在改变制度后能实现社会的公平。但是新的统治者上台后他看到的却是极端的不公平，这使他感到愤慨，又感到困惑不解。科热米亚科接着说，他从近来康德拉季耶夫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几乎能直接感觉到他的绝望心情的发展和精神危机的产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在目前的俄国，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这反映了现时俄国的一种社会情绪——不满现状，但又后悔莫及。

苏联的社会制度发生剧变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国家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曾经追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流的自由派人士发现，在新贵们弹冠相庆的同时，民间哀鸿遍野，怨愤遍于国中。社会的资本主义化非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稳定，相反，正在把国家推向全面的崩溃。蒙受欺骗之后产生的失望感和愤懑情绪，在自由派人士之中蔓延。60年代初曾以《坦克成菱形开来》而蜚声文坛，后又发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战争的年代》的作家阿纳尼耶夫，痛苦地发现今天俄国"正在建设的不是改革开始时人们想要 见到的那种民主和那种国家"，新政权使国家陷入更加深刻的危机之中，他感到无限忧虑。剧作家罗佐夫在"改革"初年感到心情舒坦，可到了1993年面对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他内心无限悲痛，如同大病一场。过去听人说苏联的解体"是反革命的胜利"，他曾予以嘲笑 ，而如今觉得此话确实有理。

批评家拉克申在60年代《新世界》与《十月》的争论中，就置身于自由派阵营，在"改革" 时期又追随原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咒骂斯大林。他也对"改革"给国家带来的灾难深为震惊，早在1991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总的情况来看，我们的机体完全不正常。人人都能看到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但是深层的大问题是精神危 机。"他表示不与自由派合流，不愿意沿着过去的道路走下去。到苏联解体后，他这种负罪感发展成一种对立情绪，誓与新贵们 保持距离。1993年，拉克申在《结局·死胡同 ·危机》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在埋葬自己。他甚至听到了掘墓声。但安葬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我们大家。被埋葬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感到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俄罗斯人民、知识分子、文化"，"正在给这一切做着临终祈祷"。　　　

亚·季诺维耶夫不仅否定苏联的"改革"，而且严厉谴责"改革"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之流。季诺维耶夫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们为了金钱、名誉，为了获得西方的青睐，而不惜卖身投 靠他人。西方世界把"某年的新闻人物"、"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以及巨额演讲费和稿酬施舍给他们，并不是慷慨赠予，而是另有图谋。这些甘心情愿出卖俄罗斯的"犹大"，倾伏尔加河之水，也难以洗刷他们身上的耻辱。季诺维耶夫指出："如果不考虑到戈尔 巴乔夫及其集团破坏苏共和整个国家的活动，不考虑到他们的投降和叛卖政策，人们就不能理解现在的政治制度的实质。"

也许是季诺维耶夫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痼疾和疮痍，所以他对于苏联解体后在俄国建立的社会制度特别鄙弃。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特征："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经济制度强加给俄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 。"他不无揶揄地写道：目前在俄国建立的是"一种畸形的东西"，是对过时的资本主义的模仿、封建主义的复苏、合法化的犯罪和手工业方式" 结合在一起。　

马克西莫夫是苏联时代另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因为替受审判的政治犯辩护和在国外发表诋毁现实的小说而屡次受处分。1974年出国定居于巴黎。他是国外侨民作家中著名的反共人士。苏联解体前后，马克西莫夫从巴黎远眺国内政坛的变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嗣后叶利钦建立的制度，作出了否定性结论。他于1993年在俄国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责今天的俄罗斯是交易所做投机买卖的骗子和窃贼的天堂，商人和赚外汇的妓女是供人模仿的榜样，而知识分子为了维持生活却不得不去跑汽车运输……他厌恶这种现实，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的堕落，不愿意用自己的存在给这个制度增添合法性 。

安德列·西尼亚夫斯基原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由于被指控持敌对的反苏立场，又把诽谤性作品寄往国外发表，于1965年9月被捕，1966年2月被判刑7年，刑满释放后旅居法国。在苏联解体后最初一段时期，他是文坛的红人，曾经是首届俄语布克 奖的评委。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由派的亲密盟友，与传统派作家进行论战。但是，叶利钦炮轰议会这种反民主的行为，使西尼亚夫斯基清醒过来，重又对当局"持不同政见"。　

这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由于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两种现实，有了这种对比，他们对祖国开始怀有深情。当看到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被糟蹋、被肢解成碎块时，他们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如作家戈沃鲁欣说，犹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更令人难受的呢?笔者不赞成他们过去对苏维埃制度的诋毁，但欣赏他们今日的爱国主义情绪。与那些昔日享尽了社会主义的特权、荣誉、金钱、地位，而在苏联解体之后又摇身一变，摆出一付早就是反苏反共义士的架势，用最恶毒 的语言诅咒他们曾经为之高唱过赞美诗的苏联历史的自由派作家们相比，倒是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较为客观和诚实。 不少作家指出，这是钻进苏共和苏联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叛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