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1月19日
来源:新快报
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称:民众已对改革发生疑问 中国最需警惕转型陷阱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昨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
推荐阅读
摸石头摸上瘾,连河也不想过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既得利益集团以改革名义获利 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
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靠什么打破“转型陷阱”?
报告承认,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
“目前对改革停滞的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可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