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母校南开中学发表讲话， 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他的讲话。 奇怪的是， 海内外中文媒体转载该讲话的标题竟然都是： 温家宝南开中学演讲 提到家人在毛泽东时代遭到迫害。 

    然而， 媒体对温家宝的讲话中叙述的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残暴似乎没有看到。 为什么媒体不用下面这样的标题呢? 

    温家宝南开中学演讲 提到家人幸运逃脱日军大屠杀  

    温家宝南开中学演讲 提到国军烧毁其家园被迫逃难  

    媒体最关注的不是蒋介石国民党把温家宝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 而是温家宝的爷爷和父亲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他爷爷要写检查， 他父亲要去农场养猪。 

    难道文革对温家宝家人的迫害比日军屠杀平民和国军野蛮的“坚壁清野”更可怕吗？ 显然不是。 

    为什么海外中文媒体都把毛泽东时代对一些人的迫害当成最可怕的时代呢？ 为什么这个时代对毛时代的控诉比对残暴的侵略者和蒋介石国民党还要疯狂呢？ 

    对温家宝刻骨铭心的是日军的屠杀、 蒋介石残暴的“坚壁清野”以及文革的迫害。 他对大跃进饥饿只字不提， 温家宝的爷爷、父母及三个兄妹都没被饿死， 可见毛时代也没有让仅有37元收入的温家饿死一个人。 如果没有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 温家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 

    最让我震惊的是， 温家宝的爷爷被迫害， 要经常写检查， 最后脑溢血而死， 温家宝的父亲被迫害到农场养猪， 收入只有37元的温家宝父亲， 竟然能够养活3个孩子， 不仅能养活他们， 还能让温家宝就读重点名校南开中学， 受到最好的教育， 进而上大学。。。 

    尽管温家宝没有透露他兄妹的情况， 我相信， 不出意外， 温家宝的兄妹也得到获得同样的教育。 不管是与蒋介石年代比还是跟现在中国比， 温家宝曝光的个人经历简直是在赞美和歌颂毛时代。 如果在蒋介石年代， 温家宝患的白喉病就可能要了他的命， 他的命是不能用他父亲的手表能够换回来的。 

    最奇怪的是温家宝的这个描述： 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 买药给我打针。 我们都应该知道， 毛时代是公费医疗， 对温家宝所说的卖表治病的情况， 我非常怀疑其真实性。 倾家荡产卖器官治病是蒋介石年代和当今中国的常见现象， 毛时代消灭了这种现象， 怎么可能有卖表治病的现象呢？ 难道温家宝为了讨好媒体丑化毛时代而说谎？ 

    一个收入37元、 父亲养猪、 一家五口的贫寒家庭造就一个大国总理这到底是什么一样的奇迹？ 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创造了这个奇迹！ 免费教育、 公费医疗、 几乎免费的住房造就了温家宝， 试想蒋介石年代， 如此贫寒出身的温家宝能做总理吗？ 试想温家宝出身在在今天中国的贫寒家庭， 他在农场养猪的父亲还能把他送进南开中学和大学吗？ 在蒋介石和今天的中国， 贫寒的在农场养猪温家宝的父亲卖血卖器官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大国总理的！ 

    可以说包括温家宝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是毛时代的最大受惠者， 他们受到的迫害与他们获得的名利相比，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普世精英千方百计丑化毛时代， 妖魔化毛泽东， 这些人不仅仅恩将仇报， 而且他们用行动让蒋介石年代重新回到中国， 让贫寒的人不能再获得温家宝当年能够获得的基本权力。 

    普世精英否定毛时代不能将中国变成富强的中国， 只会将中国变成四分五裂、 两极分化、 动乱不断、 经济崩溃、 民不聊生的旧中国。 不管普世精英如何作秀， 不管他们把普世价值宣传得多么美好， 他们仍然是维护少数权贵利益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汉奸！ 

    普世精英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些人就是少数权贵以及帝国主义的富豪寡头等核心阶层。 正是这些人及其掌控的媒体支持配合否定文革丑化毛泽东， 丑化公有制社会主义， 正是这些人把普世精英奉承为人民公仆。 

    这就是海内外私人媒体为什么千方百计丑化毛时代的根本原因， 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时代回归， 就意味着包括普世精英在内的少数权贵不仅失去分配社会财富的权力， 而且失去他们非法侵占的99%民众的财富， 失去他们在亿万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力！ 

    对于那些千千万万起早贪黑卖苦力卖血卖器官供一个孩子读书做房奴的中国父亲来说， 当年温家宝被养猪的父亲是非常幸福的 。。。   

    2011年11月3日 

    温家宝与南开师生谈心 细数从学经历冀青年重民生 

    同学们、老师们：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 

    我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得安分，走得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呆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民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没有南开不行，南开不与时俱进不行。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国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