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子陵吹响了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 |
| 送交者: 2011年05月31日13:03:3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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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吹响了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 ——评《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1105/237996.html
雨夹雪 摘要：以《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用阴谋史学妖魔化毛主席而走红的辛子陵，在春节期间以朋友座谈会为名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以下简称“辛文”）。该文肆无忌惮的妖魔化社会主义，恬不知耻的吹捧资本主义，宣称“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并且把中国新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种种复辟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了毛主席身上，推到了共产党身上，推到了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企图把所有反对 “改革派”权贵集团，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加以迫害。辛文还炮制了一个国企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为中心的新一轮私有化、市场化纲领，即“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中国劳动人民新一轮掠夺计划。更有甚者，辛文公开鼓吹“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等等露骨的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辛文堪称极右派近年来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出笼标志着极右派已经和党中央公开决裂。辛文是极右派向党中央宣战的战表，是极右派发动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中央只有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建，清理极右派，才能击退极右派发动 “颜色革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的阴谋。
提纲： 一、肆无忌惮的妖魔化社会主义 ⒈污蔑毛主席时代“饿死3755万人” ⑴毛主席时代真的“饿死3755万人”了吗？ ⑵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罪恶吗？ ⑶改革开放时期真的 “没有饿死一个人”吗？ ⑷关于辛子陵等人对三年困难的责任不容回避 ⒉造谣恩格斯和邓小平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 ⑴所谓“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
二、恬不知耻的吹捧资本主义 ⒈“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的美国 ⑴关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⑵关于汽车大王福特 ⑶美国绝不是中国的榜样 ⒉“司法很公正”的意大利 ⒊“人类共同认可”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处心积虑的“切割”与“换装”
⒈从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谈起 ⒉荒谬绝伦的“改革派”与权贵集团矛盾说 ⑴关于“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 ⑵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 ⒊反对权贵集团的真实目的 ⑴与权贵集团“切割” ⑵实现“改革派”权贵集团的“换装” ⑶把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打成“权贵集团” 四、“救党三策”为名的亡党三策 ⒈关于土地私有化 ⒉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民生倾斜” ⒊关于国企私有化 五、图穷匕见的“颜色革命”蓝图 ⒈在历史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⑴所谓“重新评毛” ⑵所谓“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 ⒉毫不掩饰的改旗易帜主张 ⑴关于“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 ⑵关于多党制问题 ⒊要求分裂党的公开叫嚣 六、请把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极右派作为加强党建的开端
⒈辛子陵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⒉请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辛子陵为代表的极右派 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清理极右派才能使党获得新生
一、肆无忌惮的妖魔化社会主义 ⒈污蔑毛主席时代“饿死3755万人”
⑴毛主席时代真的“饿死3755万人”了吗？ 辛文中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 毛主席时代真的“饿死3755万人”了吗？对此其实网友早已做出了很好的回答：不可能。以下简单引用几条网友不可能饿死三千万的论证：刕 ——“如果当年全国六亿人口中有叁千万人饿死，那么就有二十分之一的人饿死，而一个人的生活圈，朋友圈通常都有一百人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亲戚朋友一定会有五个人左右饿死。可是就这个论坛上讲，还没有哪个网友说自己家里饿死了人，大嘴牛也没有认为自己家里饿死了人，而是办公室里一个同事的外公饿死了。”（《数学：从几个角度论证不可能饿死三千万》http://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46867） ——“有的网友说，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网友家里饿死了人，是因为饥饿是整个村庄地绝户地饿死的。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活着出来报告。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一定会有幸存者，这幸存者就是目击证人，他就会发表文章，谈他家里全家饿死，全村饿死，只有他一个人活了出来的情况。他必须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这件事。正如日本法西斯的南京大屠杀，德国法西斯的屠杀二百万犹太人，都有目击证人，都有幸存者亲身出来控诉。可是至今没有看到这样的目击证人。中国的学者有一个缺点，就是作家味太浓，他们只知道用文学语言来进行煽情，却不知道用法律语言来提供证据。其实，如果一个村庄灭绝，是一定会有目击证人的。比如说，当时的解放军是在全国征兵的，而且因为人人都想当兵，因此当兵的名额是平均地分配到每个村庄，因此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军属，门前挂着牌子‘光荣之家’，成为政策的优抚对象。那么，如果有村子整个地饿死，就会存在着这样的解放军干部或者战士，当他回到家里时，发现他的村子已经空了，他的全家人都不见了，消失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证人，他写的证词应当象这样：‘我于1958年参军入伍，而在1962年回家时，发现整个村庄没有了，我的爹娘兄弟姐妹共八口人全部不见了。’而且当时的全国农村婚姻习惯，妇女们通常都是外嫁到外村去，那么这些妇女们回娘家，就会发现娘家没人了，这样的人也可以当作目击证人。也可以写出上面这番话。从网上反共分子的大量攻击来看，一定存在着一个广泛的抵毁中共的宣传计划，而且一定有经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反共分子们一定会努力地寻找这种目击证人，但至今我没有发现有这样的证人。相信反共分子们也没有找到相样的目击证人。”（同上）
——“幸亏中国还发生了一场文革，如果中国始终没有文革，而是象苏联那样一直拖到今天来一个革命，那么攻击中共的人就可以说是因为中共的新闻封锁使消息没有传出来。而文革中首先是所有的第一把手统统被打倒，正象王蒙说的，连锅端。而在当时的各种大字报，传单，红卫兵小报，批判会的发言，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我当时的南昌，当时我发现当时的人们很爱干传抄大字报的事，就是谁的大字报写的好，就被到处传抄，甚至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因此当时在南昌什么消息都可以及时地从大字报，红卫兵小报和传单上看见。所以我当时虽然是个小学生，也还是看到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原文，北京地区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的情况和照片，批判其它老干部时的情况，包括陈毅念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个好同志’，包括周恩来要上厕所而群众不让的情况，包括康生对广西党委书记说‘我凭直觉知道你是一个特务’的情况。当时的对各个干部的批判会的情况是这样：首先将老干部们押上台，向人民群众低头，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群众发言，批判这个老干部的各种‘罪行’。 ……如果真的能把老干部批得哑口无言，让在场的群众确实认识到这个当官的确实罪大恶极，那么批判会就相当成功。那么，如果有一个县饿死了大量的人，那么到了文革这个县的县长县委书记一定被打倒，那么在开他们的批斗会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目击证人上台发言。比如说这个县长叫张叁，那个全家饿死只剩一人的受害者叫李四，那么李四的发言完全可以象如下：‘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张叁一贯敌视人民，在叁年自然灾害期间对人民实行白色恐怖，欺上瞒下，至使我全村人饿得一个不剩，我全家人也全部饿死，只剩我一人逃出，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对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云云。我就不信造反派找不到一个证人。而这么严重的事情一旦披露，这个大批判会的纪实和相应的大字报一定也会全国广为流传，我就一定会有机会看到。但当时揭露的一些罪行，有的只是打死一个人，就被认为非常严重，传单到处传，如果有饿死叁千万人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定会以一定的形式揭露出来，因为这时候是全面地至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嘛，只要把所有罪行都扣到走资派身上，是完全可以把罪证叙述出来的。但饿死叁千万人的消息是我在文革结束后才知道的，在文革中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同上） ——“我们知道，日本在中国大量地杀人，因此留下了多个万人坑，就是尸体的集中埋葬地，那些个地方尸骨累累。而德国法西斯在苏联期间也留下了这种大规模的杀人坑。德国法西斯屠杀二百万犹太人时，遇到了尸体来不及处理的情况，因此德国人发明了集中营，发明了毒气室和焚尸炉来大量地消灭犹太人的肉体。这样犹太人的尸体就化成了灰，但是他们的金牙都留下来了，而且堆成了一座山！而纳粹的集中营现在也还在供人参观。那么，如果中国饿死了叁千万人，尸体也必然会遇到来不及处理的情况，如果出现成片地村庄饿死人，也会出现集中的葬尸地万人坑。而这些年来大搞经济建设都不断地从地下挖出古代文物，也挖出日本在战争时期留下的炸弹和毒气弹，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大规模葬尸地，也会给工程挖到。文革中我曾经参加过各种施工劳动，包括全民进行的深挖洞的工作，但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挖出死人骨头的事，如果见到一定会挺害怕的。如果在任何施工中挖到死人骨头，通常是要通知公安人员到场的，因为这可能是一桩谋杀案。对其进行放射性测试能够准确测出其死亡日期，如果死于抗日战争就还是日本侵华的证据，而现在的报纸对于施工中挖出什么东西的报道中央是没有限制的。但至今并没有发现有这种情况。”（同上）
——“按照1984年公布的《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中人口数据大幅波动的1960年数据，1960年的人口出生率是20.68‰，取（人口年初数+人口年末数）÷2＝人口年平均数66707万人；人口年平均数×人口出生率＝66707万人×20.68‰＝13795007 为1960出生人口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没有人口年龄状况项，按出生率计算得到1960年出生人口数为13795007。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982年人口年龄状况》中得到1960年出生人口数为1430719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990年人口年龄状况》中得到1960年出生人口数为14443119。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2000年人口年龄状况》中得到1960年出生人口数为14684726。事实上，1960年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40年生活磨难中只会减少，不会增多。按照“死亡定律”也该如此！死亡定律：婴儿有较高的死亡率，随后每年都下降，到10-15岁青春期时死亡率最低。青春期之后，死亡率急剧增加，大约每10年翻一番。那么，从1982年（此时他们22岁）、1990年（此时他们30岁）、2000年（此时他们40岁）、不包括他们漂洋出国还是实践了“死亡定律”，这个数字只能下降，不能升的，这是个自然规律。然而，后三次的人口普查，他们却越来越增加，增加了89万，增加了6.45‰，可是他们早就成了饿死的鬼，如果加上那个漂洋出国走了的和“死亡定律”去了的那又该是几百万呢？既然都死了，又为何复活呢？”（《非正常死亡--既然都死了，又为何复活呢？》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2/134118.html）
——“这份83年版人口统计中最关键的数据：1960年末人口总计：66207万人；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中国在1990年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在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显示出这样的数据：1960年出生，年满30岁的中国人，截止1990年7月，有14,443,119人生活在中国境内！数据表明，出生在1960年的中国人，经过30年时间，在1990年进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仍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竟然有14,443,119人！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50万人。中国在 1995年10月1日 完成了全国人口1.04%抽样调查，在中国《统计年鉴》中，显示出这样的数据：1960年出生，年满35岁的中国人，至1995年10月，仍然有14,491,481人生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在经过35年后，出生于1960年的人口数，至1995年10月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较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的结果增加了近60万人。如果当年真出现了大批饿死人的情况，那么新生儿将是死亡率最高的群体。其父母都要饿死了，哪还有奶水去喂养婴儿呢？可是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公布的1960年时出生的人口到了1990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又增加了五十多万人。这说明1960年出生的新生儿，在经历了1960、61两年的大饥荒后，在1964年进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不但有1444万人存活下来，而且民间还存在大量漏报的情况。”（《用人口出生量揭穿“饿死三千万”的谎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2/120638.html） …… 总之，刊在三年困难时期刟饿死个别人的情况可能是有的，刞但饿死三千万人，刘纯属胡扯。 ⑵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罪恶吗？
有朋友可能会说,就算饿死个别人，不也应该谴责吗？如果按照辛文的逻辑，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是社会主义的罪恶。那么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毛主席时代之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时期没有饿死人，毛主席时代饿死了；二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饿死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有饿死人现象。 先说第一个问题，关于毛主席时代之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时期有没有饿死人。《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饥荒》一文作了很好的叙述：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等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 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手头上资料不多，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从<中国人口年鉴>看三年困难时期和毛时代计划生育》一文列举了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而且并未受到战乱影响江苏省江阴县在被吹嘘为蒋介石的“黄金时期”的1931─1934年的农村人口死亡率：这几年当地平均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四十三，估计全国至少不会低于此数。而“饿死3755万人”的1959至1961年，全国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十八。也就是说，按蒋介石的“黄金时期”的死亡率算，这三年还少死了五千万人。 当然，右派可能会说：“你们左派总是说拿今天和毛泽东时代比不公平，拿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难道就公平了吗？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如果蒋介石执政到五十年代，中国人口死亡率一样会下降。” 可是不要忘了，蒋介石执政长达20余年，其中前十年被吹嘘成“黄金时期”。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都没有明显下降，凭什么认为他再执政十年人口死亡率就会下降一半以上？ 当然，右派可能又说了：“蒋公接手统治的民国， 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想想军阀混战都几十年了，什么东西都打没了啊。那个时候谁统治中国都一样，如果不是日本人打了过来，中国经济一样会上去。”可是不要忘了，毛主席接手的中国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美国也想从朝鲜打过来，摊子可要比蒋介石接手统治的民国烂多了，为什么短短几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再说第二个问题，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有没有饿死人？
从历史上看，30年代经济危机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有相当数量的人饿死。即使是农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也不例外，饿死的人数说法很多，从400万到1800万不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当年经济危机引发的饥荒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而是因资本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为了使食品能卖个好价钱，把大量食物倾倒进大海——宁愿扔掉也不给饥肠辘辘的美国饥民吃——让他们活活饿死。也就是说，美国当年那场大饥荒是100％的人祸！
关于30年代经济危机的情况，《1930年美国大饥荒至少有800万人被饿死》（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80118/14622153.html）中有介绍： ——“据1932年9月《幸福》杂志估计，美国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8%的人无法维持生计（1100万户农村人口未计在内），流浪人口达200万，仅纽约一地1931年一年中记录在案的饿毙街头的案件就有2000余起。这一时期出生的儿童身材矮小，后来被称作‘萧条的一代’。全美有33万儿童失学，女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冒着怀孕的危险以10美分一次的价格到街上卖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当美国参加二战需要补充大量兵员时，因体质不合格遭淘汰的达40%！” ——“1932年这年是最黑暗的一年，当年10月，即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5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的秘书对国会一个委员会说，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各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90% 以上，他们的症状是‘思睡、发懒、困倦、智力发展受阻’”。 ——“1932年9月号的《财富》杂志说：‘应该说至少有75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60%）衣食不周，这才是美国经济状况比较准确的描写。’ 胡佛总统在任时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七个也饿得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为愿意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萝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蔬菜从码头装上卡车，她们就跟在后边跑，有什么掉下来就捡。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十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有一个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66岁的内科医生，他临窗刮脸，往外一看，竟有‘三个干瘦憔悴、老态龙钟的妇女’(这是他后来的描述)‘趴在几个垃圾桶上从里边掏东西’。人们还看到，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晚上在纽约街头留神细看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这样的人他‘早已到处看见，可是后来到了悲惨绝望的1932年，人数更是与日俱增了’”。
…… 从现实中看，即使在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饿死人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 “日本大阪，一名男子衣着整齐地躺在自己公寓的床上。他看上去表情平静，像睡着了一般。他的皮肤呈黑灰色，他在那里已经躺了一个月。尸检的法医吃惊地发现，他的胃完全是空的，这名男子是被饿死的。公寓里的冰箱同样空空如也。锡罐里有几枚硬币，还不够一顿饭的钱。各种求职杂志和一张求职表散落在地板上，这名男子已经往里面填上了自己的工作履历。”（《日本电脑专家失业后求职无门，饿死家中》http://news.sina.com.cn/o/ 2009-04-21 /153315503013s.shtml）
—— “‘病人竟然在医院活活饿死’。最近，英国各界都在讨论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话题。不久前，一家关注老年人的慈善组织对英国公立医院的老年患者做了一项健康调查，结果发现有90%的护士承认，由于过于繁忙，无法照顾到每个病人的适当进食，这使得医院里有60%的老年人营养不良，甚至有人因此死亡。”（《英国医院，病人竟被饿死》http://news.qq.com/a/20060923/000444.htm） …… 这还仅仅是饿死的情况，饥饿的情况更为普遍，仅以美国为例：
—— “新华网华盛顿 5月7日 电（记者王薇 杨晴川）美国最大的食物救济机构‘喂养美国’7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估计，美国有35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经常挨饿或营养不良。‘喂养美国’根据美国官方2005年至2007年的统计数据发表了这份报告，首次关注5岁以下儿童的温饱状况。”（《350万5岁以下美国儿童面临饥饿或营养不良》http://news.qq.com/a/20060923/000444.htm） ——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王启超报道美国政府周一表示，2008年度逾4900万美国人面临饥饿问题，约占全美人口的七分之一，为联邦政府“粮食不安全状况”调查启动14年来的最高人口数字。据路透社17日报道，虽然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表示，食品券等计划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冲击，但抗击饥饿问题的组织指出，2008年美国面临饥饿问题的人口数量较前年大幅增加；2007年约有3620万美国人无法获得充足的粮食，其中三分之一偶尔会挨饿。” （《美国去年4900万人遭遇饥饿问题》http://news.qq.com/a/20091117/001801.htm）
…… 试问，今天人均粮食产量惊人的美国为什么解决不了饥饿问题，近5000万人遭遇饥饿的威胁？除了资本主义制度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灾难，还有其它解释吗？ 从上文可以看出，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不仅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罪恶，相反如果毛主席时代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贫富两极分化，饿死的人绝对要多得多。 ⑶改革开放时期真的“没有饿死一个人”吗？ 辛文中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有人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毛时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 至于，辛文中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我想就不用多说了。因为任何一个智力水平正常的人也不会在讨论经济增长时丝毫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以相对稳定的大白菜衡量，1978年我们大白菜2分钱一棵，现在2元钱，增加了100倍。这样算下来，2009年的33.5万亿仅仅相当于1978年的3300多亿，反而下降了。当然，这样计算未必合理，但是至少比丝毫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强。至于普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的生活能不能算小康，可以说见仁见智。
下面着重谈谈改革开放时期是否“没有饿死一个人”，可以看看这几则报道： —— “民警透露，他们发现了张苏玉生前的一本日记，张在里面记录了当年生活的窘迫……‘我已经几个月没吃肉了，好想吃烧白，好想吃回锅肉……’‘我已经一个月没吃主食了……’最后一篇日记写于2000年7月。”（《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多，变成一具白骨》http://club.chinaren.com/0/141462164）
—— “当我第四次去拍摄她时，她已经死了。屋前长满杂草让人伤感。她的死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她生活的环境就会让她活不长。她死了，在村子里永远消失了，再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她。在她遗留下来的破屋前的那座宽敞的宗祠里依然很热闹，很喜庆。就在要离开村子的时候，一个小孩平静地对我说：‘十八婆是饿死的’，愣看着那些大红的对联，我突然感到一种人生的滑稽和失望。”（《这就是盛世中国:一个老人被饿死的全过程》 http://news.qq.com/a/20051206/001259.htm）
—— “头大，嘴小，浮肿，低烧。鲜花般娇嫩的幼小生命，刚来到世间几个月就枯萎、凋谢，罪魁祸首竟是本应为他们提供充足‘养料’的奶粉。一度泛滥安徽阜阳农村市场、由全国各地无良商人制造的‘无营养’劣质婴儿奶粉，已经残害婴儿六七十名，至少已有8名婴儿死亡，给这里还相当贫困的一个个农民家庭以无情的打击。” 大头娃娃是营养不良而死，也就是饿死的。（《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http://www.babytree.com/learn/article/5987）
—— “工商部门通报说，经销商熊纪军今年两次从河南孟州购进‘恒健’‘佰喜’两种奶粉共计445箱，在九江市京九批发市场销售，商品经九江市浔阳区卫生防疫站检验为不合格奶粉，工商部门对其予以处罚；但此后当事人继续隐匿、销售，工商部门再次进行稽查，案发时共查扣不合格奶粉250箱，检验表明其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长期食用足以造成婴幼儿营养不良，甚至死亡。”（《江西曝光销售劣质奶粉案，个别婴儿食用后死亡》http://news.sina.com.cn/c/ 2004-12-28 /22305358127.shtml）
…… 试问，改革开放时期明明多个省份，从婴幼儿到老人各个年龄段都有饿死人现象，怎么能说改革开放 “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毛泽东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吗？ 附带说一句，如果把饿死人推广到整个食品问题方面，改革开放时期就更加难以启齿：有甲醛酒、黑大米、激素肉、农药蔬菜、地沟油、最近死灰复燃的三聚氰胺奶粉……，用最委婉和最不夸张的语言来说，我们今天的食品绝大部分根本不适合人类食用。仅仅一个三鹿奶粉，受到奶粉毒害的儿童就达到3000万。在这种情形下，又要匆忙推广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转基因主粮，如果真的出了问题，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⑷关于辛子陵等人对三年困难的责任不容回避 百度百科关于辛子陵的介绍是：辛子陵，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 大家请注意：辛子陵1950年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9年以后的1959年才参加中国共产党。1959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而辛子陵又是一个军中耍笔杆子的。究竟他在1959年宣传什么使他立功得以在参军9年以后终于入了党？笔者不敢妄断，但是依据常理，应该是鼓吹“共产风”、“浮夸风”。否则，在入党预备期的“反右倾”怕是就足以让此人转不了正。
又何止一个辛子陵？毛主席在大跃进运动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却没有效果。正是因为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干部不听毛主席劝告大搞“共产风”、“浮夸风”， 毛主席才搞了文革。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重要责任人在文革时被打倒，后来都被平反了，不仅不追究责任，反而成了“革命家”、“改革家”：
——“信阳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吴芝圃自己承认：“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1979年1月24日 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安徽是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主要责任人曾希圣被撤销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文革时受到冲击，1978年被平反。今天被吹嘘成“包产到户第一人”，“改革的先驱”。 ——第一个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是如今大骂毛主席、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文革时受到冲击，后来被平反。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看胡绩伟等辛子陵同伙的嘴脸，大体也就知道辛子陵是个什么货色了。我建议，有关部门一定要对辛子陵等人对三年困难的责任进行彻查。如果辛子陵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确鼓吹了“共产风”、“浮夸风”，应该进行适当的惩处。如果没有，也要把他三年困难时期的作品公布于众，以澄清人们对辛子陵“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等问题的疑惑，还辛子陵一个清白。 众所周知，“饿死3755万人”的谬论这几年早已被广大人民从各个角度批的臭不可闻。难道辛子陵完全不知情吗？恐怕不是，辛子陵之所以一再坚持臭不可闻的“饿死3755万人”的谎言，恰恰说明即使是极右派也找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时代的“黑暗”，恰恰说明辛子陵为代表的极右派在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问题上已经黔驴技穷。其实，即使按照辛子陵的谬论：“十七年”中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 后30年“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那么也应该是既没有“饿死三千万”，又没有 “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的文革时期才是发展方向。
⒉造谣恩格斯和邓小平背叛了共产主义理想 ⑴所谓“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 辛文中说“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 这一理论来自辛子陵自己的《记住恩格斯说的93个字》。他说“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 “这话最初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而‘现在，’1886年的他，认识到共产主义理论‘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并说，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承认了这些理论的乌托邦性质。
其实恩格斯的原文是：“不待说：本书（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一般的理论观点——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是不完全跟我现在的观点一致的。在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而从那时候起，首先和几乎完全赖有马克思的成就，社会主义已发展成为科学了。我这本书（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只不过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各个最早发展阶段上还重复着我们的祖先即鱼类的鳃弧一样，在这本书中间到处都能发现现代社会主义发源于其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例如，本书（按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尤其在结尾，特别强调说：共产主义不单只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学说，而且是以使整个社会——连资本家也包括在内——从现代关系的狭窄范围里解放出来为最终目的理论。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它在实践中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比无益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毫不感到需要解放，而且甚至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于是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法国资产者在1789年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贵族和僧侣并没有对这点表示同意，因而这一论断——虽然它就其对封建制度说是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流为一句纯粹伤感性的空话，并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完全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的人，他们自己彷佛是在不偏不倚的观点的高度上，向工人们鼓吹一种高出于一切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些人若不是一些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狠毒的敌人，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 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认为共产主义要靠和资本家合作实现的观点是乌托邦，向工人们鼓吹一种高出于一切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即当时初露苗头的修正主义，也就是辛文中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即辛子陵之流）是工人的最狠毒的敌人，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明确否定共产主义，而且恰恰是否定了辛文中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 明明是一篇反对修正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战斗檄文，竟被歪曲成了否定共产主义，支持修正主义的文章。可见辛子陵之流颠倒黑白到了何等程度。 按照辛文的观点，新中国前三十年一片漆黑，后三十年彻底腐败，毛主席是“饿死3755万人”的历史罪人，邓小平同志是一方面粉碎了要求共产党改旗易帜的动乱，另一方面又主张共产党改旗易帜，主动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的政治小人。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之严重，连海外反华势力都叹为观止、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这样一个人，竟然还以老党员、老干部自居，岂非咄咄怪事吗？ 当然，辛文反映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问题，如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大多是客观存在的。可这些都是典型的“资本病”，是毛主席时代根本不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只有拨乱反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才能解决。辛子陵却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还不够远，复辟资本主义还不够彻底，要靠进一步复辟资本主义来治疗“资本病”，岂非滑稽之极吗？ 二、恬不知耻的吹捧资本主义 ⒈“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的美国
⑴关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辛文中说“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资本主义美国又走在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面。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带来了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在公众的推动下，1977年议会设立阿拉斯加州的资源权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经营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企业的收入给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的现金分红。1982年，全州40多万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从那时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4年给全州公民分红了。美国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理应比美国做得更好。” 其实，辛文中这个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例子犯了许多明显错误：
首先，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1976年阿拉斯加州公民投票决定设置的，即将该州至少25%的州石油资源及相关收入划拨给永久基金；并规定立法部门可以全权处置永久基金的收入，而对永久基金的本金，立法部门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笔基金主要用来反复投资，分红只占收益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归阿拉斯加公民共同所有的，而和辛文中“将国有企业通过股票形式量化给个人”，准许个人自由买卖的主张恰恰相反。 其次，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有极大的特殊性。一方面，和阿拉斯加储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分不开。另一方面，阿拉斯加独立运动一直很活跃。阿拉斯加独立党，目前是美国最重要的分离势力之一。阿拉斯加人口67万，注册选民47.2万，其中共和党11.9万，民主党7.1万，阿拉斯加独立党1.3万。阿拉斯加独立党是这个州的第三大党。2008年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挑选阿拉斯加美女州长佩林作副手。佩林曾是阿拉斯加独立党的成员。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和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援助类似。美国其它49个州都没有类似基金。
最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并未消除贫富两级分化。阿拉斯加人民曾要求把划拨给永久基金州石油资源及相关收入由25%提升至50%，被否决。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最红火时也不过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工资，根本起不到消除贫富两级分化的作用。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打击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也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2009年每个阿拉斯加成人和儿童将获得由国家原油财富的信托基金提供的1,305美元的分红，将不到半年去年的一半。（http://www.jyforex.com/jinyan/yuanyou/yuanyoucaijing/caijingyaowen/2010/0122/84718.html） 总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经验教训不仅不能证明美国“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恰恰证明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妄想点滴改良是行不通的。 ⑵关于汽车大王福特 辛文中说“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福特在1913年引入新的装配线，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量。1914年他主动地把工人的工资翻了一番，由每天二至三美元提高到五美元。九十多年前日工资五美元是很高的工资，累积起来工人的年薪是1825美元，而1913年，一部福特T型车的售价是440美元。工人一年的工薪可买四辆汽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86年，福特公司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了12倍以上。福特的经营理念是：‘汽车不应该只属于少数富人，而应该让每个人都买得起’。福特没有依赖出口，没有向欧洲的王室贵族，亚洲的军阀官僚，南美的部落酋长，推销他的汽车。他的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人，盯着美国的老百姓。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福特的这一套政策被称为财富革命。要想找到市场，先要人民富起来。”在辛子陵的笔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被描绘一个热爱工人，关心人民的的人。
然而《汽车大王——福特》一书对“五美元工作日”的情况有详细披露： ——“直到1913——1914年冬，福特才向工人们兑现‘这一价值’（指福特在1914年1月承诺给工人的‘五美元工作日’）。然而他并未将装配线所创造的巨大利润转交给工人，因此他没有获得他想要的‘那个事物’（福特妄想的通过每日五美元工资购买到工人的‘良知’），而是一直在得到‘别的东西’——劳力更替急剧增加，对他的新的生产技术所带来的全部优势构成威胁。他的工人们完全不喜欢装配线，它给他们所习惯的工作方法带来压力，他们拒绝合作，并到别处去寻找工作。至1913年12月，海兰帕克汽车厂的工人更替率达到380%——这就意味着福特必须雇佣963名新工人才能保留100人——当董事们决定在这个月在公司工作三年以上的工人发放圣诞奖金时，他们发现在15000雇员中只有640人符合条件。” ——“新工人‘像牲口市场上的牛马一样’赤身裸体地接受严格的、带羞辱性的体检。……这是一个充满怨恨的记忆——这里是使人变成机器的地狱。福特的宣传员们在使这个公司的慈善方面显得很富于想象力，而实际上，它比其他任何汽车公司都更能残酷的剥削它的雇员，我一想到它是如何剥夺雇员们的隐私权和泯灭他们的个性，支配他们的生活时，就感到十分愤慨。……完成生产任务的唯一方法是在8小时之内一刻不停地工作，在嚼三明治的同时也得跟上机器的节奏——‘不允许有吃饭、上厕所和磨工具的时间’——而当他一旦证明自己殚精竭虑尚能维持每天的工作效率时，他又被命令更快的工作。”
——“价值五美元的劳动意味着价值五美元的压迫和惩罚。……实行这个新制度后，装入福特腰包里的美元要比他付出的多，所以它只不过是‘一个使他的工人多干活的巧妙圈套。’”福特公司。 …… 不仅“五美元工作日”完全是福特压榨工人的工具。更令人发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福特公司与黑社会相互勾结，控制了迪尔本的警察局，光天化日下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包括殴打、枪杀、恐吓。哈里.贝内特便是在这一切行为过程中亨利.福特的总代言人和执行者。以下为《汽车大王——福特》一书披露的福特公司对1932年工人的福特饥饿游行和1937年工人在迪尔本立交桥散发传单进行镇压所造成两次惨案以及哈里.贝内特镇压工人的材料：
——“ 1932年3月7日 ，在亨利.福特为其V型8气缸新型车举行公开揭幕典礼的前3个星期。3000名工人举行了游行，……当3000名饥饿游行者抵达底特律和迪尔本城区的交界线时，他们遇上了由布鲁克斯率领的40名武装警察。……在场的记者众口一词地报道说，示威者赤手空拳，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约克先站立起来。恰在这时，一阵机枪扫射过来，约克再次匍匐倒地，一命呜呼，尸体压在仍然爬在地上的贝内特身上。其他三人也被枪弹射倒，伤势严重。示威者被驱散。整个事件中，共有20多人受伤，其中5人受重伤。……1932年的饥饿游行撕去了亨利.福特是工人的朋友的外衣。……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在他们的脑子里，福特成了机关枪的代名词。’” ——“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不失时机，分秒必争。1937年5月初，它向迪尔本城市委员会申请要求于本月26日在鲁日河工厂的主要大门前散发传单，因为1935年制定的《瓦格纳劳工关系》对工人有权散发传单作了明确规定，而且法院也已经认可。迪尔本城市委员会对工会的申请不好拒绝，只得同意。然而毫不奇怪，福特公司有人早已对此作好了准备。在福特公司“服务部”的日历上， 5月26日 被当成不可等闲视之的日子。 5月26日清晨 ，工会示威者聚集在立体交叉桥周围。该桥连接着米勒大街一边的停车场和另一边的鲁日河汽车厂。这时示威者突然发现桥下停着许多辆黑色长轿车，车内坐着头戴钢盔的彪形大汉。他们各个面目狰狞。有一人是当地有名的拳击冠军，两名是职业摔跤手。工人们还认出有些人是底特律河岸边的歹徒，他们更加凶残。……一瞬间，鲁瑟感到后脑勺被猛击一下，倒了下去，被人揪起，又被狠狠地击了一下，摔倒在水泥地上，又被揪起。在这个过程中，鲁瑟数了数，他一共被打了8下，每一回倒在交叉桥人行道时，歹徒便朝他的脸上和身上猛踢。不管怎么说，弗兰肯斯坦是位比鲁瑟知名度更高的工会领导人。他的上衣被人拉上套住了他的头，他举着双臂无法动弹。这时拳打脚踢似雨点落在他身上。邓纳姆也遭到了毒打，过后他在医院里治了10天的伤。梅里韦瑟被打断了脊梁骨。施虐完后，打手们将4名流着鲜血半昏迷的工会成员拖至桥尾，把他们扔在一边，有39级钢台阶通向桥下的停车场。”
——“到了30年代中期，哈里.贝内特已使福特汽车公司和黑社会形成了一个网络，网内那些暴徒大多是意大利血统。他们狼狈为奸，共同对付工会。进入30年代后期，他们镇压工会的手段更加凶残，而则何种邪恶的联盟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哈里.贝内特知道如何对付工会。立交桥的镇压只是他反对福特公司内的劳工组织的前奏曲。他集结了半常备的暴徒作为他的突击队。这帮暴徒和殴打鲁瑟和其伙伴的那些人是一丘之貉。他们以“外界突击队”著称，和贝内特的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突击队员是专门招募来的，其主要任务是辨别和瓦解福特公司所有的活动分子。……胖子佩里估计，在1937年夏季的几个月里，他的突击队毒打工会领导人的事件就发生了25起或30起。” …… 总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官商黑相互勾结的恶霸式资本家，“五美元工作日”完全是福特压榨工人的工具，而且根本弥补不了工人的损失。绝大多数工人宁愿去别处去寻找工作也不愿在福特公司享受“五美元工作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看了以上关于美国汽车大王福特的材料，辛文中“看看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怎样为自己开辟和创造市场的，会对我们有启发。”究竟是何种“启发”，便很耐人寻味了。 ⑶美国绝不是中国的榜样 一方面，美国的种种矛盾在今天已经充分暴露：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又创新高，达到0.469，更新了1967年采取现行方法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报告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中位收入上涨了2.2％，即3592美元，达到16.6万美元，占全体收入的50.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中位收入仅上升了0.2％，即17美元，达到11288美元，占全体收入的3.4％，创下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比例。……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许多美国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根据普查结果，在美国全国，大约有15.7％的人口（即466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5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美国贫富差距创下40年新高》http://news.sohu.com/20060831/n245081903.shtml）
——官商勾结日益公开。“据英国《独立报》 1月29日 报道，前一周，美国遭遇一场灾难，未来数年，这场灾难的影响依然深远，而且会扰乱全球政治。这件事没有像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那样引起媒体关注，不过它已成为让美国政治走向残酷与混乱的最大症结。……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众议员艾伦·格雷森说：‘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以后甚至不会再听到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这样的称谓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通用电气的参议员或来自微软的参议员。’要想弄明白这一新政策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只需看看当前的情形：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来看一个简单而且每个美国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医保。2/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全体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结果却是否定的：因为当前这种不覆盖穷人、能够以‘不适合予以保险’为由拒绝病人参保的保险制度让私人保险公司发了大财。所以它们掏钱给政客，让保险制度继续漏洞百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要想竞选政府公职，就要拿公司的钱，进而也就要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公司经常是在公然地贿赂政客，现在已经到了游说人员往往能够草拟国家法律的地步。正是这种腐败让奥巴马在上任的第一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如果参议院属华尔街所有，你又如何重新调整银行？如果大石油公司给了你进入美国政治圈的邀请函，你又怎么能和以抢夺石油为宗旨的外交政策一刀两断？”（《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896102.html） ——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剧烈。 2009年11月5日下午 ，美国得克萨斯州胡德堡陆军基地发生军营枪击案。 2010年2月19日 ，又发生飞机撞击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国税局的办公大楼的事件，驾驶员约瑟夫·斯塔克在遗书中写道：“我记得曾读到以前在大萧条前股票大跌的时候那些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因为一无所有然后跳楼的事情。讽刺的是，60年后，在这个国家，银行家和商人找到了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他们从中产阶级那里偷窃（然而中产阶级却蒙在鼓里，选举是个笑话）以解决他们的经济危机。当富人们把事情搞砸时，穷人却要为富人的错误去死……（对富人来说）这难道不是个聪明又漂亮的解决方案吗？……我希望我的行为不可避免地触动政府做出双重标准的、下意识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他们推出更多更愚蠢更苛刻的对民众自由的限制——这些限制会惊醒人民，让他们看清楚这些高傲的政治暴徒极其走狗的本质。可悲的是，虽然我耗尽此生努力相信暴力可以避免，但我终于醒悟，暴力不只是答案，暴力是唯一的答案。” …… 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种种问题大多是典型的“资本病”、“美国病”毛主席时代根本不存在的，正是改革开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同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接轨”接来的。“接轨”30年，把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结成“中美国”接来了生产相对过剩，接来了贫富两级分化，接来了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接来了“群体性事件”，……。而辛子陵却认为是“接轨”接得还不够，要进一步向美国“学习”、“接轨”，岂非可笑之极吗？
综上所述，辛文一方面对美国当前全面地、严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机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利用种种谣言吹捧美国，鼓吹向美国学习。看了辛文对美国的吹捧，我甚至对辛子陵的国籍产生了怀疑：如果辛子陵是个中国人，怎么会比美国掌权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更爱美国，怎么会用连美国掌权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都会感到脸红的谣言来吹捧美国？
⒉“司法很公正”的意大利 辛文中说“我们对官员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个狠劲。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 • 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年2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13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 2003年10月21日 ，意大利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
我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意大利是黑手党的发祥地，世界上黑恶势力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在一个黑恶势力猖獗的国家，司法公正只能是笑谈。下面以意大利著名打黑反腐运动“净手运动”看看意大利的司法多么“公正”：（《意大利净手运动第二共和历程》http://news.sina.com.cn/c/ 2007-01-30 /175612181772.shtml） ——“通过调查，检察官们发现，长期以来，意大利当权者和经济集团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共生’现象。政府官员通过招标向中标者索取回扣，而企业家为了能中标也情愿支付回扣，并且向各党派派送政治献金和物质帮助。”
——“在‘净手运动’中，检察官前后共发出4600份拘押令和25000份司法调查通知，8名前总理受到牵连(5名前总理遭到起 诉，3名被判有罪)，10多名前政府部长和近三分之一的两院议员被控涉案，超过12000人受到调查，约5000名商人和政治人物被捕。” ——“经过数年的调查，贝卢斯科尼因Mesuda收购案被判入狱16个月。由于意大利法律规定，案件的司法程序不能超过3年，贝卢斯科尼后来被赦免。然而半年后，贝卢斯科尼因收买税收官员而被判入狱33个月。一周后，因向流亡突尼斯的克拉克西的海外账户汇款1200万美元，贝卢斯科尼又被增判入狱28个月，并被处以560万美元的罚款。克拉克西被同罪宣判4年监禁，罚款1120万美元。可是，1998年11月，众议院突然否决了关于组建“净手运动”调查委员会的提议。这一动议从根本上终结了对意大利制度腐败的深入调查。米兰检察官宣布‘净手运动’正式结束。” ——“年底，‘净手运动’调查委员会宣布由于立法机制和迟缓的司法程序系统，在582个被宣判有罪的人中，仅有不到10人最终入狱。他们认为‘净手运动’并没有成功。” ——“随着中间偏右联盟在2001年5月的选举中赢得胜利，贝卢斯科尼再次上台。贝卢斯科尼政府向参议院提交议案，要求把做假账充分非刑事化，并将最高刑期由5年减至18个月，将原先为期15年的法定诉讼时效减半。同时，只允许私人企业的股东和债权人提出指控。贝卢斯科尼此前涉嫌在收购某公司中伪造账目，成了这项提案的最大受益人。不久，最高法院根据这项新法规，宣布贝卢斯科尼无罪。” …… 约5000名商人和政治人物被捕，只有582人被宣判有罪，仅有不到10人最终入狱，法官自己承认反腐打黑失败，其主要涉案人之一政商两界巨头贝卢斯科尼自己提交议案赦免自己无罪。直到今天，在意大利担任总理的仍然是那个“净手运动”的主要涉案人之一、依靠官商勾结致富的全国首富、靠黑手党“欺诈选票”上台并公开宣称黑手党是“英雄”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以“我们有漂亮的秘书，娇好的女孩”向美国谄媚的卖国贼、宣称“墨索里尼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的法西斯余孽贝卢斯科尼。……如果这都算“司法很公正”，怎么才能算“司法不公正”？
⒊“人类共同认可”的民主社会主义
辛文中说“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辛文中“人类共同认可”的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19世纪初，恩格斯逝世后，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又叫修正主义。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当前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像辛文中所说的“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反而江河日下。 一方面，当前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分裂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标志，反对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是仍然宣称自己关心的是社会的平等，关心如何消除由于不公正的分配而带来的经济剥削，大多数社会党仍然宣称遵循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而将“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推动下，“社会党国际”于 1951年6月30日 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大会上重建。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宣言，简称《法兰克福宣言》，正式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人的意识形态，公开宣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包袱”。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从“民主社会主义”再次改为“社会民主主义”。意在和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种改变意味着，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的“民主主义”。他们认为，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公开宣称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包袱”。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过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能拿到选票就应该信，现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拿不到选票了就应该抛弃，完全变成了骗取选票的流氓政客。 另一方面，当前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已经彻底破产。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第三条道路”，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即消减社会福利，和右翼政党已经毫无区别。社会民主党的右转遭到劳动人民强烈反对，影响日益下降。《支离破碎的福利国家与子虚乌有的社会主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0910/107988.html）一文详细描述了辛文中视为“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瑞典的现状： ——“瑞典的资本集中程度可能要比大多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正如 2004年7月12日 《金融时报》一篇关于瑞典瓦伦堡家族（Wallenberg Family）及其商业帝国的文章中提及的，‘这个家族企业在欧洲可算是少数首屈一指能影响本国商业的家族……’，瓦伦堡家族一度控制了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中所有上市公司总市值40%的股份。”
——“在过去的20年里，瑞典劳工法律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压制性：提高非法罢工的罚款、延长了罢工前的通知期、设置政府机构（国家调解办公室）进行强制仲裁、而且该机构还拥有推迟罢工和工业行动的法定权力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或是由社会民主党议员提出或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工会内部开始了对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政治迫害；二战结束时工会所具有的工人民主的成分此时被完全消除了。左翼被彻底地边缘化和消声。工会日益变得官僚化和集权化，并为具有高薪的全职工会官员所控制，（而他们全都是持有党员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通基层会员没有任何管道可以影响决策和政策。” ——“长期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仅次于奥地利社民党在欧洲各党团中党员占选民比例最高的政党。在80年代中期曾经宣称有120万党员，而这个国家总共只有830万居民（1985年的统计）。成员大部分都是作为地方工会的会员以集体党员身份加入的。然而，一旦在1990年取消集体党员后，社民党领导层将工会视为‘数个压力团体中的一个’，党员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到1991年时党员数量已经降到26万；自那时开始，社民党几乎每年丧失近万名会员。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15年后社民党将不会剩下任何党员！” ——“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瑞典群众大规模失业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有相当多的人口受到失业的影响。根据福利委员会的描述，1990年共有多达180万人登记为求职者，这一数字占到当时瑞典全国18至60岁人群的40%之多。在20世纪90年代，签订永久就业合同的工人数量从360万降到仅过300万，而与此同时临时工的数量从40万人增加到52万人（约占就业人口的15%）。尽管已经出现了数年的经济增长，但1999年失业率仍然高达5.6%，而1990年时这一数字仍然只有1.7%。在16-64岁的可就业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率从1990年的84%降到了1999年的77%。” ——“儿童福利金遭到了削减，这是第一次在实际购买价值上对此福利动刀。失业保障金从1993年前原有收入的90%在1996年削减到了只有原有收入的75%。但是由于失业期间，人们仍然需要支付失业保险金，所以越来越少的工人能拿到原有收入的75%。此外，病假工资也被削减，普通人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住房补贴。社会保障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对普通民众的打击引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另一个领域是瑞的养老金改革……由于在1998执行的个人额外补助养老金体制改革，导致养老金储户无法保证获取高额养老金。’（2003年，中央银行副行长拉尔斯-伯格（Lars Nyberg）所作的关于瑞典在欧洲的讲话）。当欧洲其他政府试图复制这个所谓的养老金改革-将个人养老金储蓄私有化和降低养老金标准–的时候，他们遭到了群众的大规模反抗和抵制。”
——“从20世纪90年代起，卫生医疗行业也开始向私人开放。理论上只要在瑞典缴纳税收就应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但这只不过是纸面文章而已。事实上，除了税收当你看病时，还需要支付诊疗费、住院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数额几年来一直在增加。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瑞典有85万人负担不起看牙医的费用。” …… 简单的说，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和毛主席时代免费医疗（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免费养老（城市退休制度和农村集体养老制度）、免费教育、全民就业、贫富差距不大、执政党得到老百姓广泛拥护的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一种以人民普遍找不着工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贫富两级分化、执政党被老百姓唾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难道还需要我们去学习吗？ 显然，辛子陵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于资本主义（包括“最坏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星半点的“成就”（还不知是真是假，毕竟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媒体也都被垄断财团控制，我们得到的有关信息都是经过了美国和“中美国”主流媒体的双重过滤。）都拿出来大吹特吹，宣称资本主义如何公平和正义，而对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全面地、严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机统统视而不见，更不追究这些和资本主义制度有何关系。可以说吹捧资本主义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辛子陵主张“人民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在这些旗帜下可以保护中国非法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美国大兵的刺刀来保护非法暴富阶层的资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则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这个暴富集团。对照前文辛子陵靠编造毛主席时代“饿死3755万人” 、“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等等谣言来妖魔化社会主义，其站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立场是极为坚定、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态度是极为坚决的。 三、处心积虑的“切割”与“换装”
⒈从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谈起 辛文中说“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 16000公里 ，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 四、买官卖官时期。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应该说，辛文中对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的叙述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美中不足的是应该再加一个权贵集团的萌芽时期。即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 中国出现了以贪污、送礼、走后门为中心第一次腐败高潮。邓小平同志把当时的情况和建国初期作了比较：“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1000元以上是‘小老虎’，1万元以上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往往就是个很大的‘老虎’！” 这次腐败高潮使一部分干部热衷于利用权力攫取经济利益，为后来的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是权贵集团的萌芽。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了：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权贵集团。中国权贵集团正是随着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的“改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每一轮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一轮大发展，是“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掠夺。例如，辛文中“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的赵紫阳，正是官倒官商的始作俑者，甚至赵紫阳本人的亲属也从事了官倒官商活动，开创了中国中央领导人亲属利用职权经商敛财的恶劣先例，是“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典型代表。赵紫阳的孝子贤孙辛子陵本人作为一个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大受其利的“老共产党员”、“退休老干部”，亦是“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甚至辛子陵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权贵集团）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本来权贵集团和资本主义“改革派”就是同一伙人，怎么能分得开？（当然，确定一个人是否是“改革派”权贵集团的成员还是有办法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邓、三、科和马、列、毛割裂开来，只念邓、三、科不念马、列、毛，甚至打着邓、三、科的旗号反对马、列、毛。如赵紫阳、辛子陵就是“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典型代表。） ⒉荒谬绝伦的“改革派”与权贵集团矛盾说 ⑴关于“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
辛文中说“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显然，这是极为荒谬的。前文已经说了，中国权贵集团正是随着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的“改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每一轮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一轮大发展，是“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掠夺。怎么会有“改革派”与权贵集团矛盾的问题呢？ 事实上，“改革派”权贵集团不仅不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而极为拥护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完全是非法的罪恶行径。现有党章、宪法仍然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据现有的党章、宪法，“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同样是非法的罪恶行径。尽管30年来党章、宪法早已被“改革派”权贵集团践踏的不成样子，但是他们仍然极度恐惧有关规定，担心有朝一日广大人民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改革派”权贵集团总是尽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谋求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同时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必要时为保护30年来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镇压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国军队乃至支持外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众所周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直极力支持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显然不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和它们竞争，而是希望一直和它们勾结掠夺广大人民的“改革派”权贵集团执政，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当然，中国是不是不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呢？也不是，辛子陵这样一个疯狂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铁杆反动分子居然还是“体制内”人士，还是老党员、老干部，这足以说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确存在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加强党的建设，依据党章的有关规定把辛子陵之流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全盘西化的极右派分子、“改革派”权贵集团的成员清理出去。然后在整顿好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群众性大民主。人民不仅应该有选举权，更必须拥有决策权和监督权。在决策方面，重要事务必须交给人民广泛讨论并公决，其他事务必须要经过利益相关的群众同意。决策需要修改时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在监督方面，政府所有决策落实后必须及时向人民公布，看是否符合当初的决策，如果政府擅自修改，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在反腐败方面，应该实行“被告举证”，如果当事人不能举证表明自己清白，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应该规定当事人有义务保护举证人，如果举证人出现问题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特别应该明确，必须支持广大人民反抗少数人剥削压迫的群众运动，不能打着“保护每一个人”的旗号压制群众运动。只有真正做到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几个选举出来的“精英”，才不会人亡政息。否则，“改革派”权贵集团很可能继续推动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进行血腥掠夺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总之，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健康力量制服“改革派”权贵集团，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群众性大民主，并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支持广大人民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最终消灭“改革派”权贵集团，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或者“改革派”权贵集团制服党内健康力量，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金权政治，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改革派”权贵集团一时得逞，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中国人民终将通过革命推翻“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统治，只不过时间更长些、代价更大些。无论出现哪一种情况“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都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
⑵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 辛文中说“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权贵集团的矛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宪政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事实上，辛子陵这种观点是不值一驳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分配，30年来正是辛子陵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权贵集团通过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才致使中国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不仅如此，辛子陵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权贵集团还与美国资本势力如高盛、摩根史坦利、凯雷、孟山都、洛克菲勒财团等勾结在一起，为加入WTO签订卖国条约，散布亲美思想，大力引进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国企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和30年来“改革派”权贵集团推行的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的种种“改革”恰恰是一脉相承的。“改革派”权贵集团不仅不会反对国企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相反的更会极力鼓吹国企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力图通过国企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开展对人民的新一轮掠夺，后文还将详细介绍。 比较准确的说法是：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矛盾。“改革派”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通过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致使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践踏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以“不走回头路”为掩护，继续大搞私有化，企图侵吞剩余的国有资产;第三是鼓吹“耕者有其田”，力图通过土地私有化实行土地兼并，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新地主;第四是鼓吹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极力反对贯彻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群众性大民主，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改革派”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内最腐朽、最黑暗、最邪恶的那部分势力，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 ⒊反对权贵集团的真实目的 ⑴与权贵集团“切割”
前文已经说了：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权贵集团。中国权贵集团正是随着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的“改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30年来正是 “改革派”权贵集团使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通过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才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广大人民早已对“改革派”权贵集团深恶痛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一场推翻“改革派”权贵集团的革命正在酝酿。这种形势，“改革派”权贵集团也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例如“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御用文人吴敬琏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家）的头上。”因此，他们也不得不打出反对权贵集团的旗号，妄图转移人民的斗争焦点，逃避人民的惩罚。
然而，由于本来权贵集团和资本主义“改革派”就是同一伙人，无论怎么切割还是免不了露出马脚。因此，在辛文中种种破绽随处可见：
——“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众所周知，“改革派”权贵集团最大的财富来源就是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辛子陵轻描淡写的一句“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通过国企改制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就不用追究了，通过国企改制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也就合法了。 ——“他（权贵集团）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本来权贵集团和资本主义“改革派”就是同一伙人，怎么能分得开？ ——“赵紫阳生前提出对权贵资本主义必须有一种政策来进行遏制，三大新政就是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和平地化解权贵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最好的办法。赵紫阳用‘遏制’这个词，而不用‘打倒’、‘消灭’一类的词，表现了他主张用解决党内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权贵集团应该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条件是你们不能反对、抗拒新政，一反对就由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了，谁跳出来反对，先解决谁的问题。我建议实行这样的政策，是希望达到赵紫阳设想的结局：‘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够清楚了吧？不动“先富”的这一块，也就是说“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借助政治权力践踏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也就合法了，不再追究了。所谓“将来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无非是赦免“原罪”罢了。“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也就是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当然，人民“容忍”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以小房子与宫殿的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了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末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 …… 看看辛文中这些话，辛子陵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权贵集团反对权贵集团的旗号是多么的虚伪也就一目了然了。 ⑵实现“改革派”权贵集团的“换装”
前文已经说了，如今，广大人民对“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借助政治权力践踏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的种种滔天罪行认识的越来越清楚了。“改革派”权贵集团对此恐惧万分，不得不打出反对权贵集团的旗号，妄图转移人民的斗争焦点，但是，仅仅“切割”是远远不够的。由于本来权贵集团和资本主义“改革派”就是同一伙人，无论怎么切割还是免不了露出马脚。因此，“改革派”权贵集团必须要找到转移人民的斗争焦点的方法。 “改革派”权贵集团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换装”：把“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众所周知，尽管“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严重践踏了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但是他们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像辛子陵这样一个疯狂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铁杆反动分子不还是“老共产党员”、“退休老干部”吗？因此，把“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罪行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或多或少有一点迷惑性。 另一方面，“改革派”权贵集团早已对共产党的外衣感到不舒服了，毕竟，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个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质，是他们拒绝共产党名称的根本原因。“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完全是非法的罪恶行径。现有党章、宪法仍然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据现有的党章、宪法，“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同样是非法的罪恶行径。尽管30年来党章、宪法早已被“改革派”权贵集团践踏的不成样子，但是他们仍然极度恐惧有关规定，担心有朝一日广大人民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脱掉共产党的外衣，“改革派”权贵集团虽然执政当权，但是不是无产阶级而可以是暴富的有产阶级的现象就合法了；虽然执政当权，但是回避革命，心安理得地做欺压人民剥削人民的老爷的现象也就合理了。所以，对于一个人，是否极右分子、是否共产党的叛徒、是否人民的敌人，用不着听他是否口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利益，仅从他如何对待共产党这个名称的态度上，就可以清楚地加以判别了。 总之， “改革派”权贵集团力图把30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这样既可以撇清自己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的滔天罪行，同时又可以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同时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⑶把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打成“权贵集团”
“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辛子陵反对“权贵集团”还有一个罪恶目的：把所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
前文已经说了，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辛文中也公开表示“不动你们先富的这一块，不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你们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财富。”也就是说不会触动“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一根毫毛。显然，辛文中“权贵集团”决不是指通过30年来借助政治权力践踏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改革派”权贵集团。那么，辛文中“权贵集团”指的是什么人呢? 这从辛文中所谓遏制权贵资本主义“救党三策”可以看出来，关于“救党三策”，下文还要详细评析。这里先简单说一下，“救党三策”是一个以土地私有化、国企私有化为中心的新一轮私有化、市场化纲领，和“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大搞私有化、市场化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措施是一脉相承的，是“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中国劳动人民新一轮掠夺计划。按照辛文的逻辑，谁反对这个“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中国劳动人民新一轮掠夺的“救党三策”，谁就是“权贵集团”。也就是说，改革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私有化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私有化才能解决；市场化造成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才能解决。 按照这个逻辑，通钢、林钢反抗私有化的工人是权贵集团，未来反对土地私有化造成土地兼并的农民是权贵集团，一直为工人权利摇旗呐喊的左大培、巩献田是权贵集团，一直为农民权利奔走呼号的温铁军、李昌平是权贵集团，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张宏良、黎阳更是铁杆的权贵集团……一句话，谁反对 “改革派”权贵集团，谁就是“权贵集团”。
综上所述，辛子陵反对“权贵集团”，一方面是处心积虑的“切割”与“换装”，把“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的罪恶行径及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另一方面把所有反对 “改革派”权贵集团，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加以迫害。
四、“救党三策”为名的亡党三策 ⒈关于土地私有化 辛文中说“第一、兑现‘耕者有其田’，稳住农村，稳住农民。
……把地分给农民，给农民完整的产权，不是要农民在一亩地上致富，主要是制止地方诸侯抢地卖地的狂潮。实行耕者有其田，简便易行的办法是以农民承包地为基础，把产权给农民。农户分得土地后，可以像承包时那样继续单干，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卖自己的份地，可以自愿联合起来组织土地私有﹑入股分红的家庭农场，都是合法的，都是光荣的。党和政府在宣传上不要带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 当然，解决地块细碎和机械化矛盾的最好办法是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要走好这条道路，关键是政府放开政策，让农民自发地搞，自己去搞，像私营企业那样，自己推举领头人，自己选举董事会，政府只给政策，不派干部。这种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与合作化、公社化根本不同之处是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任何时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许‘动员教育’农民放弃土地私有权。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受《宪法》和《物权法》的保护。凭这个私有权，农民每年可以获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要允许组织农民协会掌握分配土地的实权。干部的任务是掌握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只当裁判，不下场踢球。” 辛文的谬论是不值一驳的： 首先，关于“兑现‘耕者有其田’”问题。中国共产党决不仅仅是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建立一个新王朝，而是一开始就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耕者有其田不过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永远杜绝地主阶级复活的第一步，绝不是终极目标。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讳言过这一点。例如，毛主席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中就明确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因此，在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完成之后要兑现的就是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的承诺，根本不是什么“兑现‘耕者有其田’”。
其次，“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不可能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种“把私有制原则坚持到底”的“土地私有﹑入股分红为基本制度的家庭农场”类似于美国的“合作经济”。而美国的“合作经济”问题重重，“首先，缺乏合理的计划。许多农业合作组织企业刚开始想法较好但缺乏细致的市场研究，或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发展，致使在运作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第二，管理理念不切实际。热情和梦想是企业的动力，但有将企业引向不切实际的目标---对经营中市场的风险和代价估计不精确的倾向。第三、管理低效。在合作组织成立初始，缺乏专业人才和懂行人士去经营。第四、随着合作组织的发展，服务和经营的商品质量越来越差，不能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显然，这些问题是致命的。而美国 “合作经济”的主要优点“市场型农业合作组织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优点，相反的私有化、市场化正是这种“合作经济”的病根所在。（《美国农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对我国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http://www.sdny.gov.cn/art/2004/9/6/art_621_31276.html）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土地私有化必然会造成土地兼并，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
从理论上说，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灾人祸，个体经济之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最终只能导致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一切问题只有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决。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地想错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36—437页） 从实践上看，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了土地私有化必然会造成土地兼并：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哪一个朝代不是“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最后被农民起义推翻？ ——在解放初期土地改革完成，很快出现了土地兼并、租佃、高利贷等“新情况”：“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村出现的部分新情况：1．土地买卖。土改后部分农民因天灾受损，或家中有人重病，或无力耕作等出卖自己的土地。1952年山西省对49村农民调查，在被出卖的 718公顷 土地中，1949年的占3．95％，1950年占30．99％，1951年占51．15％，1952年占13．09％。1953年对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典型调查，出卖土地的农户占农村总农户的1．29％，出卖土地面积占农村上地总面积的0．22％。2．少数农民卷入租佃关系。1953年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农村典型调查：出租土地的农户占农村总农户的12．52％，租人土地的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18．69％。租出土地的以富农为最多。3．高利贷重新出现。1952年山西忻县调查，在2486户中，放高利贷的有20户，占农户总数的0．8％，放款月利率在5％以上，最高达10％，债主全部是中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http://blog.163.com/gyjgyjgyj999@126/blog/static/345589432008216103233246）试问，在当时那种清廉程度也不可能避免土地兼并，今天怎么可能避免？
——“目前，无地农民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5%。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这些国家里，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这一差异主要归功于20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纠纷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论对手是腐败的政府官员还是不法的开发商，农民总是联合起来，保卫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户的农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土地了。面对滥用职权的官员，面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和市场操纵，他们将显得何等无能为力。到那时，我们甚至都不会有机会知悉他们的苦难，就像西方的主流媒体很少对埃及、印度、巴西的穷苦农民失去土地的情况进行专门报道一样。”（《文佳筠：关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实民主的辩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5/82220.html）
…… 试问，辛子陵难道真的对土地私有化种种恶果一无所知吗？显然不是，辛文中不也说了吗：“必须防止的更坏的结果是，在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的官商勾结，兼并鲸吞大片土地，一方面造成巧取豪夺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面造成数量庞大的赤贫阶层，这将导致农村社会极大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土地革命。”那么为什么辛子陵明明知道可能出现“更坏的结果”，还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呢？因为如今人民对“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大搞私有化、市场化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倒行逆施反抗日益激烈，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民工荒”。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企业里打工却 “一不稳定，二没保障，三工资低到难以生存”，他们便以“民工荒”来反抗。如果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便彻底断绝了他们回乡种田的后路，可以为“改革派”权贵集团源源不断的提供廉价劳动力。同时，“改革派”权贵集团还可以几乎不花代价得到农民的土地。要知道：“今天的中国农村，集体欠债高达数千亿元。向个体农民或地方政府贷款的债主大都是当官的或他们的亲戚朋友。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会用来抵债，留给农家的还有什么呢？”（《文佳筠：关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实民主的辩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905/82220.html）
当然，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需要不需要改革呢？的确是需要的。“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在农村改革中大搞分田单干，把集体经济改为个体经济，同时大搞全盘市场化，造成了一系列恶果：首先，个体经济不利于农业发展。个体农民难以承担水利等公共工程，也无力购买机械设备。其次，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共同发展的一条道路。个体农民难以和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公司加农户”只能让农民吃亏。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农民受到剥夺，拉大城乡差别，农民纷纷涌入大城市，最终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像美国因为耕地多，情况要好些，但是农业工人仍然是美国收入最低、劳动强度最大的群体之一。此外，个体经济不利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民共同富裕。个体经济不仅难以兴办合作医疗等福利设施，而且个体经济之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尽管也有一些农村工业——或者叫乡镇企业——但是由于是私人所有的，因此也不可能解决城乡差别和农民贫困化问题。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过度市场化的条件下，农业是天然的弱势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多，劳动强度较大，产出相对较少，必然导致农民贫困化。农村也是天然的弱势地区，不容易吸收到医疗、教育等各方面的人才。此外，资本主义过度市场化强调“一切向钱看”，加剧了农村的腐败。
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一方面要借鉴华西村、南街村、周各庄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的经验，通过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走集体化道路。首先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让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归集体所有。然后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实现乡镇私有企业的集体化，并在集体经济组织推行农民民主管理。接下来在此基础上逐步重建工农一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公社体制，走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在集体工业发展基础上逐步把农村合并改造成现代化的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消灭城乡差别。（城市个体经济可以采取类似措施，逐步实现合作化、集体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逐步消除农业、农村的弱势。这一点可以借鉴毛主席时代的经验。例如毛主席时代的中国1975年比1965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11%，经济作物收购价格提高了8%，而1976年比1965年手扶拖拉机价格降低了25%，农用水泵价格降低了37%。再如毛主席时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实行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卫生工作指导方针，从而使农民的健康水平迅速提高。在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医务工作者及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出现了飞跃发展。以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为例，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到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获得了满足农民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⒉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民生倾斜” 辛文中说“第二、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资、住房、医疗、教育及各项社会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要占到财政总开支的60%。 2007年中国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而在美国，2006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1%。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公共领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国高一倍。 既然标榜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资本主义美国。它占财政支出的61%，我们也应当占到。前年我们是60%就是36000亿，而不是6000亿元。有了上规模的全民福利，失业农民工、失业工人、低收入者和贫困农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见影地缓解。” 应该说，“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民生倾斜”是辛文中最具迷惑性的观点，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一主张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从理论上说，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分配。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的前提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的高福利政策如毛主席时代免费医疗（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免费养老（城市退休制度和农村集体养老制度）、免费教育、全民就业同样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而在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不可能不通过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劳动人民，贫富两极分化就是不可避免的。30年来正是辛子陵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权贵集团通过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才致使中国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劳动报酬初次分配不合理，资本家攫取过高比例的剩余价值才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的根源。私有制不改变，无论实行怎样的财政政策都不可能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辛文一方面大搞私有化,另一方面又鼓吹通过再分配解决贫富两极分化，这本身就是刻意回避资本主义剥削性质，刻意掩盖社会存在着严重的工农大众被剥削压迫的事实。
其次，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国家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较高，但是效果很差。前文已经说了，即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从世界市场掠夺的财富支持。人民也普遍面临贫富两级分化、找不着工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等问题。以辛文中的美国为例，美国尽管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占美国政府财政总开支的60% 但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相反不断扩大。甚至美国人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又创新高，达到0.469，更新了1967年采取现行方法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报告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中位收入上涨了2.2％，即3592美元，达到16.6万美元，占全体收入的50.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中位收入仅上升了0.2％，即17美元，达到11288美元，占全体收入的3.4％，创下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比例。……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许多美国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根据普查结果，在美国全国，大约有15.7％的人口（即466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5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美国贫富差距创下40年新高》http://news.sohu.com/20060831/n245081903.shtml）
最后，从现实中说，中国当前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大幅度增加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的开支会引发严重的恶果。 辛文中除了鼓吹大幅度增加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的开支，同时还鼓吹减税：“现在常提康乾盛世，我们看看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怎样治国安民，使一个满族政权赢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产党的政权怎样才能够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认可。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全国的租赋有 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清朝四年多的财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后五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 亿两。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两朝向人民让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6万亿，12年就是72万亿的概念。不让百姓富起来，老百姓不会承认你是盛世的。胡温新政有过免除农业税的创举。为了重建政权的合法性，胡温新政的手面要宽些再宽些，小恩小惠，救济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够的，要有大手笔，要敢于让全国人民富起来。” 今年中国财政预算的赤字已经达到破纪录的10500亿元，如果再按辛文的主张，一方面大幅度增加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的开支，一方面大幅度对资本家减税，必然导致财政赤字失控，从而使当前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转为恶性通货膨胀，引发财政金融系统的全面紊乱。这种情况在政治上会有什么影响，我想不用我多说。
当然，民生问题和分配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应该通过恢复和发展公有制，合理引导和逐步改造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要区别对待。对于30年来“靠侵吞公有资产致富”的私营企业主的财产实行没收。像重庆打黑、山西清理煤老板过程中都应该处理相关侵吞公有资产行为。如果主动退回，可以从轻处理，否则，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力拓公司这样造成严重损失的外资企业，同样应该没收其财产，企业财产不足以抵偿损失的，应该让相关国家赔偿其损失。对合法经营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应该进行合理引导。首先在这些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在工资、福利、工人权益方面和国营企业接轨，从而构筑一个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真正实现“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最终通过公私合营、有偿赎买等方式逐步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逐步恢复发展毛主席时代免费医疗（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免费养老（城市退休制度和农村集体养老制度）、免费教育、全民就业等制度。
⒊关于国企私有化 辛文中说“第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 必须从理论上统一认识，公民没有股权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是打着公有制旗号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 我非常赞赏 陈志武 先生的主张，把国有企业股权分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民有化。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不是政府所有的企业，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这些企业和国有资产。差别在于，以前没有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体落实，所有者是虚的、缺位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实。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实十七大的政策主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建议从2008年国企总资产的42.55万亿元中划出20万亿为公民权益基金，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第一批发给国有企事业单位在职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正处级(含)以下的党政干部，每人5万元股票。未分地的农民工享受城镇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发给党政机关在职和离退休正处级(含)以下干部，教育文化机关在职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员以下人员，每人5万元股票。 第三批发给在役和复转的军队正团级(含)以下官兵，每人5万元股票。 第四批发给未参加过工作的城镇居民，每人3万元股票。 地方副市级(原地委专区一级副职，含)、军队副师级以上干部暂不参加全民所有制股权改革，以缩小中高级干部与广大群众的收入差距。 经过国企股权制度改革，城镇居民每个家庭有了二三十万元的固定资产，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红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会真正找到当家做主的感觉。” 显然，所谓“全民所有制企业要落实实名股份制”完全是一个彻底私有化的计划，与马克思的理论和十七大精神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所谓“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第二十四章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末尾，原文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显然，这种“个人所有制”决不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只能是消费资料的私有制。正如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的，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而辛文公开宣称“‘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大骗局”，这几乎是指着鼻子谴责十七大报告了。
从实践上看， 辛文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苏联东欧很多国家早已实践过，以俄罗斯最为典型： “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7月~1994年6月)是无偿私有化阶段，就是将前苏联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一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然而在分的过程中，发生持续恶性通货膨胀，广大民众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而企业的经营者和有钱人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以极快的速度向他们手中集中。企业私有化第二阶段(1994年7月~1996年12月)，由于私有化后迫切需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俄罗斯政府不得不把像石油、天然气、国有银行等大企业股权也全面转让。转让过程中国有产权出现严重贱卖的现象。据统计，俄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 从每人分一万元起步的俄罗斯私有化改革，唯一创造的奇迹就是连续多年创出了世界第一的制造富翁的速度。”（《刘纪鹏：从俄罗斯每人分一万卢布说起》http://finance.ifeng.com/money/wealth/story/20090225/401950.shtml）
如果按照辛文的主张，中国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俄罗斯的先例：（张树华：《俄罗斯私有化带来严重社会后果》http://www.66wen.com/03fx/zhengzhi/xingzheng/20060814/32546.html） ——“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俄罗斯社会中大多数意见认为，俄罗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预算资金收入也微乎其微。统计资料表明，在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６年的４年中，俄罗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０．０２％—０．０４％，占预算收入的０．１３％—０．１６％。” ——“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特别是西方舶来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场。机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１９９４年下降幅度达４５％，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了一半以上。９０年代中期，俄罗斯８０％的食品依靠进口。在反垄断方面，‘反垄断’的旗号被用来当作利益均沾、你争我夺的掩护。由于某些反垄断措施‘操之过急’，结果破坏了原有的经济联系，特别是对农工综合体、森林工业和冶金工业等部门的负面影响巨大。” ——“私有化恶化了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不足2000人。1993年4月份俄罗斯居民有15%的被调查者认为‘证券私有化’能使自己变为所有者，1993年底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却降至9.6%。与此同时，俄罗斯64%的居民认为私有化只不过是‘政治手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大多数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无法参与企业管理，取得红利的人数微乎其微。1994年只有4%—5%的股民开始收取‘分红’。实际上由于企业大部分停工或开工不足，‘股东’已名不副实。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正是旧官僚、影子经济成份等是真正的赢家。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 ——“私有化严重损害了俄罗斯国家安全。俄罗斯有关部门认为，私有化纲领中没有顾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过急的实施办法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局势紧张，严重影响了国家和社会安全。一是损害了经济安全。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的特别调查报告指出，私有化非但没能使转轨政府的预算增加多少，反而使国家失去了对一些大型企业、甚至工业部门的控制。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俄罗斯２／３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二是威胁国防安全。俄罗斯私有化后期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企业一般不纳入私有化范围，重要军工企业私有化的名单由政府和议会审查决定。但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报告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商人直接或通过俄方公司购买军工企业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资企业等形式窃取尖端技术，达到进入或控制这些企业的目的。类似的现象在航空航天、导弹制造等军工企业尤为普遍。三是危害社会稳定。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中贫富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社会高收入阶层平均收入是低收入阶层平均收入的１４至１５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扩大为２７１。俄罗斯社会的贫富分化势必激起社会大多数人的不满情绪，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据有关社会调查结果显示，９０年代中期，俄罗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接近社会冲突的临界点。” ——“私有化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犯罪。近几年来，俄罗斯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经济领域犯罪猖獗。俄罗斯科学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过程中，约有５５％的资本和８０％的有表决权的股票落入俄境内外犯罪集团手中。私有化过程中最为普遍的犯罪活动是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以及欺诈行为等。更为严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门——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丑闻’不断。仅１９９６年就有１５２位该部门官员，６０００名负责拍卖、招标的人员被检察机关起诉。” …… 这样一看, 辛子陵抛出的这个和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几乎完全如出一辙的“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方案的用心也就很清楚了：先把残余的国有企业彻底瓦解，然后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把私有化后的国有资产收购到“改革派”权贵集团和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手里，是和“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大搞私有化、市场化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措施一脉相承的，是“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中国劳动人民新一轮掠夺计划。 当然，国有企业需要不需要改革呢？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在国企改革中大搞“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提高少数“精英”特权，践踏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的“改革”和私有化，导致国营企业日益困难。共和国前30年国营企业没有破产的概念，共和国后30年国有企业破产了80%。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78%，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25.5%，今天，国有工业占不到10%。1978年，在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里，工人阶级不仅有铁饭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而且有尊严、有地位，参加企业管理，是名符其实的领导阶级。今天，国有企业变成了厂长经理的一言堂，工人不仅完全丧失了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而且生活毫无保障。这一切表明，尽管中央本意是提高国营企业经济效益，但是实际上国营企业改革中资本主义改革方向占了上风，导致共和国后30年的国营企业改革彻底失败，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几乎不存在了。 在国有企业，应该开展以公有化和民主管理为中心的改革。一方面要恢复共和国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经验，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例如，修改宪法把国有企业改为国营企业，把国营企业改革方向定为公有制为基础，实行工人民主管理的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国营企业中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行“三条要求，五个原则”、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经验，增加“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的权利，废除厂长经理享有的高薪等。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实现“国进私退”，不断增强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 总之，如果实行了辛子陵的“救党三策”，那么中国将出现这样一幅图景：在农村，农民的土地在短期内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兼并一空，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或涌入城市“一不稳定，二没保障，三工资低到难以生存”的企业打工，或流离失所。在城市，残余的国有企业被极为低廉的价格把私有化后的国有资产收购到“改革派”权贵集团和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手里，原有的工人一部分下岗，一部分接受“一不稳定，二没保障，三工资低到难以生存”的工作条件。同时财政赤字失控，从而使当前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转为恶性通货膨胀，引发财政金融系统的全面紊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时代留下的威望将丧失殆尽，再无力抵御“改革派”权贵集团和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颜色革命”阴谋。一句话，辛子陵的“救党三策”是不折不扣的亡党三策。
五、图穷匕见的“颜色革命”蓝图 ⒈在历史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辛文中说“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应该说这彻底暴露的辛子陵的险恶用心。 ⑴所谓“重新评毛” 所谓“重新评毛”，不过是委婉的说法。辛文中说的很清楚：“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 也就是说，要宣布毛主席是“饿死3755万人”的“凶手”、“强盗”、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彻底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彻底否定毛主席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4/36170.html）介绍了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及其恶果，可以作为参考： ——“‘公开性’首先引发的最主要的思潮是所谓的‘反思历史’。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在苏联历史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结果，重新审视乃至全面清算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的风潮盖地铺天般地掀作开来。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如死灰复燃，汹涌成势。他们大肆渲染斯大林在肃反中被杀害的人数，成几十倍地夸大当时被错杀的人数有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人之多；他们把斯大林搞的国家工业化贬损得一无是处；他们把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失误肆意歪曲、扩大，甚至否定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共和斯大林领导的结果。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由针对斯大林个人进而指向了20年代至50年代苏联的社会制度，把曾经造成苏联历史辉煌的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 ——“1989年以后，对斯大林的批判，逐渐转变为对十月革命对列宁主义和列宁本人的批判与否定。1989年，苏联有关部门颁布命令，取消学校中马列主义这门必修课，中学的马列主义课程，改为《社会与人》。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实际上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乃至列宁本人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官方鼓励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这场批判，进而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猛。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公然打出向资本主义方向‘改革’的旗号。一些大型刊物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刊登所谓的反思小说等，发行量剧增——《人民友谊》杂志1989年刊登了雷巴科夫丑化斯大林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这部被称为‘文学炸弹’的作品一经刊登，发行量即突破了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9年借刊登索尔仁尼琴反映劳改营和流放地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发行量从42万份猛增至250万份。” ——“苏联共产党的思想被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被搞乱了：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有人想退得更远，要求回到沙俄时代的君主制。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景时说：‘在 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思想的陷落使苏共面临灭顶之灾。……等到1991年，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当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把这些谎言和谬论误认为真理之后，面对敌对势力宣布解散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急时刻，还会有谁站出来捍卫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呢？” ……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并不是十月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斯大林的思想也从没有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而毛主席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彻底否定毛主席比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后果显然要严重的多。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曾经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例如，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胡锦涛同志更是曾深情地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如果某位领导人宣布毛主席是“饿死3755万人”的“凶手”、“强盗”、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彻底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广大人民会如何看待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会如何看待他的政治品质？ 当然，是不是毛主席绝对不能重新评价呢？也不是，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问题上。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搞“三线建设”一度被说成劳民伤财，可是90年代末又搞西部大开发，对“三线建设”就很有重新评价的必要。再如，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是：“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论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所以这种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论点的出发点与理论依据是：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因而党内也就不会再产生修正主义者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也就不存在了。《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了一篇署名为"马茄"写的题为《资本主义复辟这个提法值得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 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七日 第五版），曾经专门论证了这个论点。胡乔木同志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四日 在江苏省委举办的学习《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中也曾指出：在我国社会里确实存在资本主义势力，但是，"我们也不要把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它也不可能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占优势，没有这种前途。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廿几年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巩固了，尽管有些环节上还有漏洞，但整个地说起来我们有优越性，资本主义在中国复活是没有这种可能了。"（《胡乔木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４页）在当时，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但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两种观点孰是孰非，应该很清楚了。今天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和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 ⑵所谓“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 “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如果实行，势必导致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共产党的威望急剧下降，“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必然会兴风作浪，冲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东欧剧变中的“平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反对派利用1956年事件大做文章，要求乎反。对此，匈党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表态说，1956年事件是一场‘人民起义’，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西方立即称波日高伊的表态是‘东欧出现的自我解放的最新努力’。……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 1989年2月10日 一11日召开中央全会，对1956年事件作出折衷的评价，肯定事件开始是‘人民起义’，后来‘被反革命利用’，并决定重新安葬纳吉；同时决定实行多党制，创造‘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西方国家认为，重新安葬纳吉是‘共产主义最终让位给一个民主政权的新时代的开始’。……”（《匈牙利：剧变由共产党内部斗争引发》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b/yd_b_023b.htm）
——“ 1989年8月21日 ，是苏侵捷21周年纪念日。早在1988年苏联、东欧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20周年之际，捷反对派就组织了20年来第一次万人反政府游行，要求为1968年事件平反。捷反对派活动又趋活跃。 1月16日 ，数以千计的人在布拉格市中心广场举行示威，悼念20年前为抗议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而自焚的大学生帕拉赫。临近苏出兵捷21周年纪念日，捷国内出现一种紧张气氛。波兰、匈牙利在8月中旬先后发表声明，对1968年事件表示‘遗憾’或‘不赞同’。捷共认为这‘客观上帮助了捷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反对派组织围绕1968年事件大做文章，发表宣言，组织示威。…… 11月17日 ，布拉格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18日，抗议示威游行进一步扩大规模。为缓解游行示威造成的压力，捷共发表声明，表示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此后，捷国内局势急转直下。……” （《捷克斯洛伐克：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成为剧变突破口》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d/yd_b/yd_b_023b.htm） …… 更加致命的是，“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必然会涉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如果“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那么中央粉碎动乱、取缔邪教的行动岂不成了犯罪行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岂不成了应该上审判台的罪犯？看看东欧剧变后领导人的结局，我们大概就明白辛子陵想干些什么了：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昂纳克就受到政府组织的检查官小组以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罪名"名义进行的调查。同年12月，昂纳克被捕。 1991年3月13日 被秘密送往苏联。苏联解体后，俄国接受德国的要求，宣布驱逐昂纳克出境，7月被遣返德国。病情日益严重的昂纳克经过13次开庭之后，于1993年1月获释。在警察的保护下，他离开祖国，远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孤度余生。
——雅鲁泽尔斯基，曾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兰共和国总统。获大将军衔。在他的主张下，团结工会重新合法化。1990年底，他被迫把总统之位让于团结工会的瓦文萨。但随后雅鲁泽尔斯基便得到了团结工会以从事"损害波兰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事情"为名的起诉。 2001年5月15日 ，78岁的雅鲁泽尔斯基再次出现在华沙的法庭上，就发生在1970年时的一起示威工人遭枪杀案件接受听证调查。1970年，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奉命调遣部队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厂维持秩序。随后的冲突中，44名工人遭到枪杀，200多人受伤。今天，法庭准备了1100多名证人和2400多份书面证词。雅鲁泽尔斯基在法庭上声称无罪，神情严峻，拒绝接受任何采访，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 如果被裁定有罪，雅鲁泽尔斯基将至少坐牢25年，监狱也许是他永远的归宿。
——日夫科夫 1989年11月10日 被迫辞去保共中央总书记以及其他党政职务。"非法向人民代表分发钱物、住宅和国家警卫局的小汽车"的指控使他在1992年9月被判处7年监禁。 1996年8月28日 ，保最高法院刑事委员会宣判日夫科夫无罪。但由于保最高检察院认定日夫科夫还涉嫌其他案件而对他继续实行软禁。直到 1997年1月20日 ，对日夫科夫长达近6年的软禁才被解除。重获自由不久，日夫科夫就在一家名为"罗扎内兹"的医院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 1992年4月3日 中午，阿利雅辞去总统职务。 4月9日 ，民主党领袖贝利沙当选为第二届总统。 9月12日 ，贝利沙政府以"滥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的罪名，将居住在女儿扎娜家的阿利雅软禁起来。阿利雅出国治疗心脏病、为亡妻扫墓的诸等要求均被拒绝。 1993年8月19日 ，阿利雅走出他女儿扎娜家，被带上一辆蓝色的警车。他被捕了。阿利雅在狱中也像其他囚犯一样，依靠面包和水维持生命，晚上只能睡在草垫上，而且还要自己打扫厕所。阿利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禁潸然泪下："我甚至得不到纸和笔，不能读书看报，我们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1994年7月2日 ，地拉那区法院以"相互勾结、滥用职权、搞特权、践踏人权与公民平等"的罪名，判处69岁的阿利雅9年有期徒刑。 ——1989年11月，在群众大规模街头示威抗议浪潮中，捷共中央总书记雅克什宣布辞去总书记职务。 1990年8月19日 捷总统哈韦尔发表广播讲话，号召捷进行第二次革命，清洗捷共执政时期的干部。从部长到司长、处长都要以自传形式，声明自己是否在1969-1970年在捷共清查委员会工作过，是否与国家安全机构合作过，是否在1970年后在捷共中央、苏共中央实习过。新政府解除了所有捷共领导人公职，他们失业在家，并必须随时听从政府的传讯和审判。雅克什的这种命运在1989年12月来临。 1990年6月5日 ，即联邦议会大选开始前夕被法院传讯。 ……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是一位和历史问题牵连不大的中央领导人宣布为这些问题平反呢？我告诉大家，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民主德国领导人克伦茨的遭遇：克伦茨1937年出生，长期从事青年工作，被同样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昂纳克赏识，选为接班人培养。1989年民主德国形势出现动荡，克伦茨趁机向昂纳克“逼宫”，于 10月18日 德党召开十一届九中全会上迫使昂纳克辞职，接任总书记。克伦茨上台后，对反对派做出一系列让步：承认反对派“新论坛”等的合法地位，同各种政治力量举行圆桌会议；开放东西柏林和两德边界，取消旅游限制；改组政府，由5个党联合执政，非党内阁成员由原来的3名增到11名；开除了一手提拔自己的昂纳克等一些前领导人的党藉(有的还被软禁或逮捕)；制定推进改革的“行动纲领”，以划清同昂纳克政策的界限，等等。但是，克伦茨并没有逃过剧变后的清算，在1997年被判处六年半徒刑，罪名是与当时的政府共谋，向企图逃往西德的人开枪。另外不要忘了，今天中国的社会矛盾可比1989年的东欧尖锐的多。而“改革派”权贵集团力图把30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辛文中不是公开表态了吗“ ‘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这可不光是毛主席时代，而是整个新中国60年。一旦他们的阴谋得逞，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如果这两件事真的错了，也应该平反。可是，从历史上看，姑息动乱的苏联土崩瓦解，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三流的国家。当年姑息动乱的苏联土崩瓦解，从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三流的国家。中国当时的具体措施方法或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整体看粉碎动乱是必要的，不存在什么“平反”问题；“法轮功”这种邪教组织被取缔更是没有什么“平反”问题。当然，把希望纠正改革中失误而受蒙蔽的群众和受帝国主义控制阴谋搞垮中国的首脑区别开还是必要的。从现实中看，当前 “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的首脑方励之、李洪志仍然在海外逍遥自在，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肆反华，国内甚至党内的高级干部中还有一批追随者，还在不停的兴风作浪。我认为，对“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不但不应该搞什么平反，而且还有继续追查的必要。当然，下一步的清查过程中，对在“改革派”权贵集团近30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中受到伤害，从而被“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蒙蔽的普通群众应该宽大处理，并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清查重点应该针对首要分子及在党内的保护伞。“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的首脑多在海外，可能不太容易清查，但是对于公开叫嚣“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的极右派“老共产党员”、“退休老干部”如辛子陵一类一定要依法严惩。打掉了“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在党内、在高层的保护伞，他们也就掀不起大浪了。
⒉毫不掩饰的改旗易帜主张 ⑴关于“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 辛文中说：“中国共产党还清历史旧债，卸掉了历史包袱，必须改变党的名称，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前文已经说了，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19世纪初，恩格斯逝世后，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又叫修正主义。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当前民主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已经彻底破产。这些辛子陵不可能完全一无所知，那么为什么辛文还大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呢？
布热津斯基说过，"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常常是同共产主义学说的吸引力进行斗争和为共产主义模式提供另一种民主选择的最有效办法。"民主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中起了极恶劣的影响。社会党国际1989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显然，这是一份推动和平演变的宣言书。社会党国际的“新东方政策”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因素。苏东剧变中几乎所有的政党都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随后不久下台。又以苏联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为典型，《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04/36170.html）对此作了相关介绍：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书中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正是其‘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论基础。”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呢？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特指要‘排除’无产阶级的专政。 1990年7月2日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时说，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说，要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限性’。……说穿了，这些表述的本质就是要以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就是要最终取消党的执政地位。这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要改革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的手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社会制度，就是把社会主义改变成资本主义。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集权的、专横的制度，他推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除权力垄断，克服异化。他的具体办法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同时实行私有化，全面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目的。”
…… 看看，辛子陵和戈尔巴乔夫的主张是多么相似啊！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苏联从一个超级大国改成了一个三流的国家。辛子陵竟然还贩卖这一套破烂货，足以证明他已经丧失了最后一丝良心和羞耻心，不愧为“工人的最狠毒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⑵关于多党制问题 辛文中大力鼓吹多党制：“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为什么“改革派”权贵集团极力鼓吹以多党制为中心的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呢？因为以多党制为中心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更能适应“改革派”权贵集团的要求。下面简单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众所周知，极右派“政治体制改革”的蓝本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以多党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金权政治，或者说是权钱交易。大体上呈“我资助你选举，你上台照顾我，下台我再给你一些股票或公司的职务补偿”三部曲，即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未必能当选，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人不可能当选。也就如美国众议员艾伦·格雷森所说的“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以后甚至不会再听到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这样的称谓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通用电气的参议员或来自微软的参议员。” 其次，所谓“多党”其实只有资本主义“精英”一党，普通老百姓是排除在外的。谁掌握“软暴力”即话语权谁必定当选，而“话语权”从来都在“精英”手里，只有“精英”才有政治权利——别的不说，看看“精英”把持的宣传机器，满目所见只有“精英”、“学者型官员”、“名人”、“专家”、“教授”、“学者”、“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民营企业家”、“明星”、“亮丽风景线”……哪有普通老百姓的影子？就凭这，所谓“多党”无非资本主义“精英”左手选右手而已。这如同赌场作弊：一定看着公平，一定让自己赢。 再次，为避免发生选举“共产主义疯子”上台之类的意外，还在选举中实行黑社会的监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也是黑社会比较猖獗的国家。例如，最民主的美国，也是黑社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据统计，美国2004年的黑帮数量有2.5万个左右，成员更是超过了75万人，相比之下，2002年的数字为 73.15万。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被爆出涉黑丑闻。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虽成千古迷案，但一直有猜测他违逆胜选前与黑社会的承诺有关。西欧也是如此。色情业、赌博业、吸毒都是黑社会主要的谋生手段，而在西欧竟有合法化之趋势。亚洲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日本，居然黑社会在法律上都是合法的。黑社会都随身携带名片，公开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臭名昭著的山口组，竟然拥有39000多名成员，占日本帮会成员总数的近一半。第三世界的民主国家，也是黑社会猖獗的国家。像“东方民主橱窗”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自治区内的马京达瑙省 11月23日 发生凶残屠杀事件，有57人被残酷虐杀，受害者当中，包括一名女记者在内至少有5名女性遭到性侵害，甚至有女性被害者是在丈夫面前受辱。这一事件曝光后人们才知道，原来多年来这个“东方民主橱窗”的选举一直是靠黑社会维持的。苏联“民主化”前几乎没有黑社会活动，“民主化”后的俄罗斯成为黑社会活动最猖獗的国家之一。台湾也是如此，民主化后黑社会不但没有收敛，反而迅速壮大，更为严重的是，可以控制甚至自立一方。
更有甚者，以多党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下甚至可能出现“逆淘汰”式的“比烂大赛”，选出最符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的流氓政客。像意大利就选出了“净手运动”的主要涉案人之一、依靠官商勾结致富的全国首富、靠黑手党“欺诈选票”上台并公开宣称黑手党是“英雄”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以“我们有漂亮的秘书，娇好的女孩”向美国谄媚的卖国贼、宣称“墨索里尼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的法西斯余孽贝卢斯科尼担任总理。最终，意大利人民只有用冒险痛打贝卢斯科尼来表达不满。 总之，在以多党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下，选举实行“媒体拉票，资本家买票，黑社会催票，政客得票”的一揽子工程，完全可以有效避免发生选举“共产主义疯子”上台之类的意外，从而保证执政者坚定不移的站在垄断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就中国来说，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保证执政者坚定不移的站在中国特色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立场上。
附带说一句，辛文中“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纯属胡扯，苏东国家实行多党制的结果还不清楚吗？何况按辛文中的说法：“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一个“人心丧尽”的党，怎么会“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辛子陵“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是再明白没有了。 ⒊要求分裂党的公开叫嚣 辛文中公开叫嚣分裂党：“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 应该说，“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是个幌子，其实要求把所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党内健康力量统统赶出党。这和去年极右派网站凯迪网“杀左族毛”的疯狂叫嚣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是稍微隐晦了些罢了。 而且，究竟谁是“毛派”？前文已经说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曾经高度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例如，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江泽民同志也深刻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胡锦涛同志更是曾深情地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些领导人算不算“毛派”？如果算“毛派”，按辛文的理论是没有资格执政的；如果不算“毛派”，那么这些领导人就是说谎，同样是没有资格执政的。 辛子陵清洗毛派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继续执政，很大程度是依靠毛主席的威望。谁如果敢公开清洗毛派，那就表明他们公然背叛了入党誓词，公然背叛了毛主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诲，公然背叛了中国人民。抛弃人民的人必然被人民所唾弃。正如 王奇臻 老师的质问：“第一，江山是毛派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打下来的，右翼冒充拥护毛泽东和保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才得到了权力，如果现在公开背叛毛泽东和人民群众，共产党改旗易帜，那么右翼还有执政的资格吗？第二，现在社会连他也不得不承认的巨大危机正是共产党右翼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右翼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执政？” 总之，辛文中关于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苏东剧变的情况惊人的一致，连同所谓“救党三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中国的路线图。辛文中“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等等公开叫嚣表明极右派已经和党中央公开决裂。辛文是极右派向党中央宣战的战表，是极右派发动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 六、请把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极右派作为加强党建的开端 ⒈辛子陵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辛文的出笼不是偶然的。30年来 “改革派”权贵集团通过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又通过买官卖官等手段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实力，甚至可能控制了少量军队，辛子陵不就是军人吗？也正因为如此，“改革派”权贵集团才有恃无恐，借辛子陵之口公开兜售苏东剧变式的“改革”方案，半公开的威胁要像东欧剧变后对待原领导人一样对待今天的领导人，与中央公开摊牌。辛子陵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近几年“改革派”权贵集团在他们控制的主流媒体上频频借御用文人抛出类似主张，只是没有那么露骨罢了： ——“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相关的政治问题，不提出相应的措施，好的经济想法也会得到不好的结果，有些人肯定就会把这笔账算到经济学的头上。”“两种前途就严峻地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一种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场经济的道路。另一种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吴敬琏：我们仍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506/09506188198.shtml）
——“我不赞成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我们一定要相信，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要加快推进。”“我们每个人想一想，问一下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既然大家都要，为什么要回避呢？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高尚全：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快推进》http://www.doc88.com/p-4510301916.html）
——“经过这十七年的实践来看，市场经济也有两条发展的道路，一条就是完善的法制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外一条权贵主导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今天看起来我们应该争取要向往法制市场经济发展，要防止走向权贵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里面需要努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作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的重点，……会逐步的推进，但是目标还是要实现宪政的政治。” （《周瑞金：最大的遗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72167） ——“辛子陵这部书稿从历史大视角回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为批了多年的所谓‘修正主义’翻案，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为中国共产党向民主社会主义转变扫清了障碍。他指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对我们渡过难关、解决面临的棘手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37&ID=172167） ——“至于并无新旧之分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在我看来，它并不是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和内容，因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追求自由和人权，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普世规律。我们不能设想能够有一种不民主或反民主的社会主义。甚至可以把这作为一个分水岭：只要不实行民主主义，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就是假的。” （《李锐：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201/22/7579_352870.shtml）
——“柏林墙的倒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同时发生的东欧剧变、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终结。意识形态至上的时代结束了，二元对立的时代结束了，劳民伤财的军事争霸结束了，陌生人之间的互相仇恨结束了。经济发展替代了政治对抗，全球化共识得到普遍的承认。”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努力，推翻所有不该有的墙……” （《南都社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推翻所有不该有的墙》http://bbs.hdzxw.com/thread-2 4269-1-1 .html） ——“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我们国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http://groups.google.de/group/daluminzhu/browse_thread/thread/816388b 17a 7c 0eca作者不明，据传是原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树立小岗村这一“改革”典型。） …… 可以看出,这些人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依靠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迹。这些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的近30年“改革”中发迹的，而且正是靠鼓吹践踏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发迹的，是典型的“改革”制造的权贵。 其次，极端崇洋媚外，大力鼓吹全盘西化。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全面地、严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机统统视而不见，拼命鼓吹以多党制为中心的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极力建立一个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谓“法治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美国大兵的刺刀来保护非法暴富阶层的资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不停的依靠种种谣言拼命妖魔化毛主席、妖魔化毛泽东思想、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妖魔化阶级斗争、妖魔化文化大革命时期，极为恐惧广大人民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失去的一切。 这就是中国极右派的基本特点，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基本特点。辛子陵、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谢韬、李锐等人为代表的极右派——“改革派”权贵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是中国共产党内最腐朽、最黑暗、最邪恶的那部分势力，是30年来中国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辛子陵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观点是极右派——“改革派”权贵集团反动主张的集中体现，是极右派多年来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的大汇集。 ⒉请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辛子陵为代表的极右派
成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首要条件是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 2007年10月21日 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里明确指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而辛文则说“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 总纲还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而辛文则说“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 …… 显然，辛子陵的言论明显违背了党的纲领和章程。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表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决定》要求：“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而辛文则说“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决定》要求：“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 而辛文则说：“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妥善解决重新评毛、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等问题，……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
《决定》要求：“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全党同志必须时刻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全党服从中央。” 而辛文则说：“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 …… 显然，辛子陵的言论和《决定》是根本对立的。《决定》指出：“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而辛子陵公开鼓吹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要求“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不仅“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公开要求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像这样的一个人，还能让他留在党内，以“老共产党员”、“退休老干部”的名义招摇撞骗吗？
不只是辛子陵一个人，包括前文提到的吴敬琏、周瑞金、谢韬、李锐等和辛子陵主张如出一辙的，以《炎黄春秋》、《南方周末》为中心的一批极右派同样应该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出去。 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清理极右派才能使党获得新生 我仅仅是一个出生于1986年的年轻人，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生活还颇为窘迫，和辛子陵这样的“老共产党员”、“退休老干部”有天壤之别。按照常理，我对共产党的不满应该比辛子陵多上许多。但是我非常清楚，中国人民的一切苦难都是30年来“改革派”权贵集团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造成的，“改革派”权贵集团及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越是仇恨共产党，越是说明共产党还有希望；越是推崇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越是说明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死路一条。我是不怕革命而且欢迎革命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的重要遗产，只要有一点点的可能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决问题。 如今，党内的极右派——“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推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使改革开放在偏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造成的问题，如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已经充分暴露。广大人民日益不满，要算账了。摆在当下的形式是， 广大人民要么把账算到“改革派”权贵集团头上，要么把账算到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党、政府、军队内的健康力量头上。（毕竟左派不掌权，重要意见也从未被采纳，“改革派”权贵集团即使想把账推到左派头上也没有人相信。）“改革派”权贵集团企图“切割”与“换装”，把自己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的罪恶行径及造成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并半公开的推到国家领导人身上。他们极力人民的怒火引导向一切带“国”字的东西：国有企业、国营事业单位、国家公务员……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在极右派已经和党中央公开决裂的情况下，党中央再也不能替极右派背黑锅了，应该果断的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清理极右派。包括：把辛子陵、吴敬琏、周瑞金、谢韬、李锐等极右派开除出党；公布极右派——“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假借共产党的名义义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血腥掠夺的累累罪行；对极右派的喉舌《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进行整顿；让《中流》、《真理的追求》等左派媒体复刊。在清理极右派加强党建之后，应该在整顿好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恢复和发展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几个选举出来的“精英”摆布的群众性大民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恢复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工人农民民主管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只有这样做才能有效的抵制极右派推行以全盘私有化为中心的 “经济体制改革”，以多党制为中心的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谓“法治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企图，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新生。 相反，如果不清理极右派，任由极右派散布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鼓吹“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如果不清理极右派，就等于宣布《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均不过是废纸一张，“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纯属空话。让越来越多的人灰心失望。
——如果不清理极右派，就等于默认了“ ‘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这种荒谬主张，势必导致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共产党的威望急剧下降。 ——如果不清理极右派，就等于默认了“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 这种荒谬主张，导致党员各行其是，党组织变成一盘散沙。
——如果不清理极右派，就等于默认了“为‘六四’平反、为‘法轮功’平反” 这种荒谬主张，默认了中央粉碎动乱、取缔邪教的行动是犯罪行为。 …… 最后，我想说的是，极右派公开跳出来了，很好。邓小平同志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如今，辛子陵为代表的极右派思想之反动、用心之恶毒、言论之露骨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他们已经和党中央公开决裂，吹响了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党中央会如何应对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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