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毛岸红在南京被打死了！

贺子珍（资料图）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摘自《党史文苑》，作者：刘晓农，原题：《寻找毛泽东儿子毛岸红之始末》

1953年春光明媚的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居于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群众家。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邵式平决定亲自布置这件事。他要秘书通知省民政厅厅长朱开铨，立即到办公室来。一个多小时之后，朱开铨来到了邵式平的办公室，邵式平起身对这位瑞金籍的老红军招手：“来，这边坐，交给你一个大的任务……”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王家珍，这个来到省民政厅上班才两个月的年轻人，带着军人的干练作风出现在朱开铨面前。王家珍是赣南信丰县人，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斗了3年，今年1月初带着战场上留下的两处枪伤，转业到了省民政厅。当听了朱开铨用赣南话说了找他来的缘由时，立刻感受到这是组织上交给自己的一项艰巨任务。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对于贺子珍，王家珍是有所知晓的。那是他参军以后，听一些老战士讲到的。贺子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与毛泽东结为夫妻，两人在中央苏区共同生活、战斗了6年，生育了3个孩子。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不允许贺子珍把小孩带在身边，第一个女儿送给了龙岩的老乡，第二个孩子毛毛长征前夕留在瑞金一带，第三个孩子产后夭折。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一人居于上海，思念儿女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位从井冈山起就历经了战火考验，长征路上为了救护红军战士身上多处负伤的革命老大姐，王家珍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她充满传奇色彩而又命运多舛的遭际有着难以言表的同情。现在，组织上把这样一项任务交给自己，倘若能够完成，这不是对贺大姐最切实的帮助吗？想到这些，王家珍心情激动地向朱开铨表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哪怕走遍瑞金的村村寨寨，问遍每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一定要尽力地去找。即使毛毛不在人世了，也得把情况弄清楚，给贺大姐回报一个准确的信息。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毛毛，是毛泽东一生都难以忘却的亲骨肉。因为在中央苏区的艰难岁月里，这个孩子给了毛泽东许多的人世温情和慰藉，为他带来过许多排解忧愁和烦恼的欢乐，只要他抱上这个活泼的天使般的孩儿，那紧蹙的眉头就情不自禁地舒展开了。在贺子珍的记忆中，毛毛曾给她和毛泽东留下了多少甜蜜的眷恋啊！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毛泽东每天都来几次，陪伴贺子珍母子。每次都把小孩抱过来，又是摸，又是亲，小孩睡着了就静静地凝视着。贺子珍心想丈夫这一次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来陪自己？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向毛泽东发问。毛泽东平静地说：“他们说我是右倾保守，在宁都开会把我的总政委撤了，不让我管红军作战了。”贺子珍听后着急地问：“那你的态度是怎样？”毛泽东淡淡地苦笑一下，回道：“我要讲的都讲了，这是党中央的决定，不过也说了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再回去。”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可爱了，到1岁半的时候，已能牙牙学语了，非常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从外面回来，小家伙见了就扑进他怀里，亲热地叫个不停，让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愉悦。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当朱道来站在了贺子珍面前时，贺子珍仔细地端祥了许久，不禁从眼里溢出大滴大滴的泪水，那是震撼心灵的无比欣喜的眼泪。她用颤抖得走了样的嗓音自语道：“是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稍待片刻，回过神来的贺子珍紧紧握着黄月英的手，深情地说着感谢的话，尔后又向王家珍表示了诚挚的谢意。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

这一晚，在贺子珍的坚持下，黄月英与她同睡一床，朱道来的“两个母亲”一直絮语到半夜过后，泪水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两个不凡女性的眼窝。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贺敏学在这一问题的态度上是谨慎行事的。为了防止这么大的事出现差错，提出应该带毛毛到医院去体检验血，而且亲自把毛毛带到部队的一家大医院。结果化验出来的血型与贺子珍的相同。贺子珍知道这一情况后，心里更加确认朱道来就是她的毛毛。贺敏学一家对朱道来和黄月英、王家珍予以了盛情款待。每到星期天，就要把他们与贺子珍接到家里，设宴招待，表示舅父的情谊。李立英还几次陪他们上街、游公园或看电影。

毛泽东发话

找到毛泽东儿子毛毛，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朱道来在贺子珍处的有关情况，都报告到了北京。半个多月后的一天，贺子珍接到华东局转告的中组部通知：要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同去北京，贺子珍则不要去。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朱道来三人赴北京那天，贺子珍亲自到火车站送行，一直送到上车，在车门口拉着朱道来的手说：“孩子，到了北京后给妈妈来信，见到你爸爸的时候，代我向他问好。”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没过几天，娇娇来到招待所，一见到朱道来就亲切地叫“哥哥”。朱道来拿出贺子珍写给她的信，娇娇笑着说：“我早知道了，妈妈另外写信告诉了我。”此后，娇娇在每个星期天都来，带着朱道来和黄月英去参观紫禁城、颐和园等古迹。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老大姐也来了。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

黄月英与王家珍在北京住了20多天，两人都觉得应该回去，特别是黄月英想念瑞金的家人。这个厚道善良的农家妇女，通过这两个来月的际遇，已经明白朱道来是谁的孩子，暗自在心里感到震惊：原来自己抚养的孩子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呀！既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现在又把他交给了原本是他父母的人，自己也就可以放心回去了。中组部的有关领导在同意她回乡时，问她有什么要求，黄月英只是淡淡一笑，轻声地说了“没有”两个字。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黄月英登上火车之前，一直陪同在侧的朱道来哭得满脸泪痕，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哽咽着说：“你就是我的亲娘，我会永远记住你和爸爸、兄妹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黄月英已经哭成一个泪人，只是有些木然地点头，声音沙哑地回道：“孩子，你好，我们就高兴，有时间就回朱坊，我们想你呐！”在一旁的王家珍被这无比诚挚的亲情深深感动，顿觉一阵心酸，直到列车员一再催促，才狠心地将黄妈妈扶上火车。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这个搅乱局面的“程咬金”，就是从南京赶过来的中年妇女。她在得知了北京方面的相关情况后，赶到中组部招待所，大哭大闹，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不许别人夺走，并扬言要自寻短见。

“南京妈妈”的哭闹，自然要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是由周恩来报告的。政务院总理怀着小心向毛泽东主席请示，请他做出裁决。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一语定音，事情无可挽回而嘎然中止。“确认”的事进行不下去，“南京妈妈”也领不走朱道来，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

朱道来之死

自从1953年7月在北京与朱道来分手之后，王家珍与他一直保持书信联系。两人在共同接触的两三个月当中，建立了兄弟般的感情。王家珍比朱道来小1岁多，故而叫他“道来哥”，对方则亲切地回叫“家珍弟”。使王家珍为之疑惑不解的是，朱道来在北京那么久了，已经那么多的中央领导都说过“道来就是毛毛”的话，但为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确认，而只让道来一直生活在帅大姐家？王家珍当然无从知晓毛泽东曾经发话的情节。

王家珍从其后的通信中得知，朱道来于当年的9月插班在清华大学附中读书。195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理科。后来他毕了业，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再其后，他们的通信越来越少了，以至于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王家珍心里放不下朱道来，多次向原来的地址去信，可是均无回复，“道来哥”音讯全无。他也向中组部去信询问，没有结果。在无处打听的情况下，王家珍想到了黄月英和朱盛苔，于1974年专程来到瑞金朱坊，向朱家打听朱道来的下落。黄月英凄惨而痛心地告诉他：1966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已经开始，朱道来在南京被打死了！是被什么人打死？她无从得知。已经74岁的老人心情沉痛地讲到：“早晓得这样，我就不让他留在北京，带回到咱们朱坊虽然下力（指种田），总留得到一条命吧。”王家珍心里一片怅然，很想对黄妈妈解释什么，可是觉得满腔的悲情无从说起……

最后的疑问

笔者一向从事党史资料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知道有贺怡为寻找毛毛而遇难，以及江西省民政厅一位干部为贺子珍寻找儿子的事。随着岁月的推移，笔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基本搞清楚了。并于今年2月，费了一番周折，打听到了王家珍的下落，与其女儿王卫红建立了联系。王家珍今年83岁，居于福州市。多年来卧病在床，处于不可交谈的状况。通过王卫红用笔询问，只落实了他确于1953年在瑞金找到朱道来。至于那个“南京妈妈”是何名字？她的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丈夫姓甚名谁？朱道来是怎样死于南京等问题，已是难以问及。今年3月初，我赴瑞金进行访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总支书记赖军陪同，来到朱坊访问朱盛苔的后人。在村里向人打听，得知朱盛苔已于1973年病故，黄月英妈妈也在1980年去世。朱家留下的老房子已是无人居住。

我们见到了朱盛苔家的邻居、今年75岁的朱荣发老人。见面后没谈上几句，朱荣发就问：“你们是来了解朱道来的吧。”笔者听后大喜过望：“你知道朱道来？”“我们小时候一起十多年哩。”接下来，按照笔者提出的询问，朱荣发对朱道来的若干情况是这样谈的：

“我比朱道来小3岁。我们是邻居，从懂事起就天天在一起。我在村小读二年级，他已经读五年级了。去学校上学、放学都是一块儿走，有时在路上玩。后来朱道来到叶坪读中学才相处得少些，但早晚还是相见。”

“我们原先并不知道朱道来是捡来的红军后代，直到1953年，来了个女干部把他接走，才晓得他不是朱盛苔的亲生儿子。”

“朱道来像不像毛主席？我记得是有些像，但不是那么很像，因为年轻时的毛主席我并没有见过。记得他被南京女干部接走的那年，他的个头还是挺高的，比盛苔叔的哪个儿子都要高，相貌也很不相同。村上的人都不知道盛苔叔竟然收养了红军大干部的孩子，如果道来真是毛主席的儿子，那更不得了。只可惜那个道来听说死了。”

在告别朱荣发以及朱盛苔的孙媳妇返回瑞金县城的路上，笔者心里依然怀着这样的怅然：围绕在朱道来身上的一些疑团，什么时候有人能够解开？到底能不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