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吴康民向南都记者讲述前不久受温总理特邀做客中南海的经历，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交谈气氛十分轻松，没有旁人在场。
 
    南都记者 杨章怀 实习生 崔义刚 发自北京
 

    据媒体报道，香港特区原全国人大代表、培侨教育机构董事长吴康民日前在北京参加完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后，来到中南海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畅谈一个半小时，温家宝夫妇宴请吴康民夫妇。在征得温总理同意后，吴康民在返港第二天，给香港媒体发了会见新闻稿和照片。4月28日，吴康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就是跟总理拉家常，温总理对他这位香港老者十分尊重。

    温总理亲笔信表示“甚思一晤”

    4月28日，85岁高龄的吴康民在电话里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5天前在中南海与温家宝见面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吴康民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温家宝总理是在8年前，2003年6月30日，温家宝在香港会见部分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曾当选第四届至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吴康民也在其中。

    吴康民说，温总理向大家提起，当年两会期间，有香港记者问他“国务院谁分管港澳工作”，总理介绍完后，反问记者“你们还不知道吗”？事后，温总理看到了吴康民在香港媒体发表的一篇短文，大意是“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都不知道，香港记者怎么会知道？”温家宝说，看了吴康民的文章很有启发，并向大家道歉，还特意介绍时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给大家认识，“这位就是分管港澳工作的国务院官员”。

    “第一次见面，温总理对我有了印象，还跟我握手。但十分短暂。”吴康民说。

    吴康民有在报纸上写时政评论的习惯。2009年8月14日，温家宝总理给吴康民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称：“香港报刊上有时看到您的一些短文和评论，那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见解，给人以启示。”温总理还在信中说，“如来北京，可提前告之，甚思一晤，借聆教益。”

    几个月后，吴康民受邀到北京参加60年国庆庆典，他提前写信给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负责人，请其转告总理。但温总理国庆期间太忙，国庆后又要出国访问，没能抽空与吴康民见面。

    去年10月，吴康民来到北京，当时正在召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全会结束后，温总理又要出国访问，再次未能见面。

    今年新年过后，温总理给吴康民写信称，两次见面落空，希望今年春暖花开时到北京见面。

    吴康民接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邀请函，就将要去北京的消息通过中联办转告总理。一个多星期后，中联办有了回信，总理定于4月24日上午10点与他见面，后又调整为4月23日。

    “上下楼时总理一手扶着扶梯，一手搀扶着我”

    吴康民到北京后，通过中联办在北京的负责人与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见面前一天，吴康民接到总理的口信，说要单独见吴康民，中午请他吃饭，到时可以让吴夫人也来。

    4月23日9时15分，中联办的小轿车来到吴康民下榻的宾馆将他接走。吴康民特意穿了身西装，穿着浅蓝色衬衣，系着领带、穿着皮鞋。

    进入中南海，汽车直接开到总理的办公室楼下。温总理已经在台阶下迎接。简短的寒暄过后，总理搀扶着吴康民进屋。眼前的总理穿着十分朴素：黑色夹克衫、深蓝色裤子，脚穿布鞋。“我上下楼时，总理一手扶着扶梯，一手搀扶着我。”吴康民回忆当时的情景仍十分感动。

    总理先是带吴康民参观，其中一个小会议室只能坐4-8人；稍大一点的会议室可以坐几十个人。总理办公室在二楼，据吴康民目测，只有12平方米左右，一个大办公桌十分显眼。办公室里摆着沙发，还有一些朋友、国际友人的照片。

    在吴康民的印象中，温总理办公环境比较朴素，“没有豪华的设备，桌子都是很旧，给人朴素稳重的感觉，没有缤纷艳丽的色彩。”

    总理书房摆放着观看广州居民下棋照片

    总理的书房在一楼，靠墙是一排褐色的书柜，书柜中整齐地摆满了书籍。从吴康民提供的与总理的合影可以看到，温总理书柜里有《二十四史》、《辞海》、《现代经济辞典》、《中外历史名人传记》、《中外历史名人之谜》、德国作者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等书籍。书柜里还摆放着总理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幅是身穿白衬衣的温家宝俯身看居民下棋的场景。这张照片拍摄于2005年温总理围绕研究制定“十一五”规划在广东考察期间，当年9月11日下午，温总理来到广州逢源街看望居民、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当总理俯身观看居民下棋时，这个瞬间被定格下来。

    交谈气氛十分轻松，没有旁人在场

    温总理与吴康民交谈的地点就在书房，两人坐在直角型的沙发两旁。“气氛十分轻松，一人一杯茶。交谈没有提前设置议题，没有记录，两人都没有准备书面材料，也没有旁人在场”。吴康民说，开始是聊家庭，温总理介绍说，他父母健在，年纪很大了。温总理还提到年轻时候生活艰难，念大学后，到地方去考察地形，做一些工程技术工作，后调到地质矿产部，1985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就一直在中南海工作。

    温总理也看了事先吴康民提交的个人简历，对一直在香港从事教育工作的吴康民比较了解。吴康民随后提到内地造假的情况严重，毒牛奶、假鸡蛋、假文凭、假论文等，认为是对年轻人道德教育不足所致。吴康民说，本准备与总理深入交流道德教育的看法，但“时间太紧了，没有展开”。

    吴康民说，温总理提及内地的改革所遇到的困难时说，主要是两股势力，一股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残余的；另一种则是“文革”遗毒，两股势力影响了人们不敢讲真话，喜欢讲大话，社会风气不好，应该努力纠正。

    谈及香港问题时，吴康民主动说，4月11日他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一篇《谁能“维稳”，便是“真命天子”》的文章，认为目前香港必须维持社会稳定，反对暴力和暴戾的行为和叫嚣，能维持今后香港稳定的能人，便是下届行政长官的理想人选。温总理点了点头说，“看过这篇文章”。

    “我在文章中也没有肯定任何一位热门候选人，温总理更没有和我进一步讨论有关候选人的问题。”吴康民随后邀请温总理再次到香港访问，总理说还需“国务院港澳办安排”。

    午餐吃得很简单，总理夫人陪同

    11时30分，总理起身领着吴康民去离书房不远的小餐厅。当他们来到餐厅时，吴康民夫人、温总理夫人张培莉都准时跟他们会合。没有刻意化妆的总理夫人显得很有气质：齐耳短发，系着橘红色的围巾，穿着粉色花纹的西服外套，黑色裤子。

    “餐厅很宽敞，大概有30-40平方米，白色纱窗、一张大圆桌，铺着红色的桌布，四把旧式的椅子，唯一与普通餐馆包间不同的是，窗户底下立着一面国旗。”吴康民说。

    温总理靠着窗户坐下，吴康民在总理的右边，总理夫人张培莉在总理的左边，吴夫人则与总理面对而坐。席间，总理夫人说话较少，大部分时间是微笑着听温总理和吴康民两人的交谈。

    午饭吃得很简单。每人一杯茶、半杯红酒、烧饼、蔬菜、点心、鸡肉和一碗汤。

    午饭开始时，四人先碰杯，喝了口红酒，边吃边聊。主要聊家里的事情，吴康民说虎年添了个孙子，总理也聊了些他孙子的事。

    半个多小时的午餐结束后，温总理赠给吴康民一本紫光阁藏画影印画册，并亲笔签名。吴康民则送给总理一张他近期获授香港教育学院荣誉院士的照片和一本政治评论集。

    午饭后，温总理带着吴康民参观紫光阁，还向他介绍了周恩来总理生前办公的地方。两人边谈边散步，大约5分钟后，总理夫妇将吴康民夫妇送上汽车，并挥手告别。

    以文会友

    结识总理

    吴康民说，以前经常看到总理对老者十分尊重的新闻，这次亲身经历了总理的亲民，切身感受到平民总理对人亲切的态度。总理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对长者的尊敬，令吴康民印象颇深。

    回到香港后，在征得总理同意的情况下，吴康民给香港媒体发了与总理见面的新闻稿和照片，被许多媒体关注。如今，吴康民仍被当地媒体和国外媒体追逐，“他们总想问我和总理聊了哪些秘密。我告诉他们这些后，记者朋友们总不满足，以为我隐瞒了什么。”吴康民说，此次会见并无既定议题，也并无向我征求对内地和香港社会政治情况的意见，偶有触及，都是闲聊，并无深入讨论，“温总理也没有想通过我散播什么信息，总的印象是一种有益的交谈，亲切的慰问，他对60多年在香港从事爱国活动的长者表示敬意。”

    吴康民说，这一次跟总理接触，缘于他经常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他在香港通过“以文交友”的方式，结识了很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总理说看到我的文章，令我喜出望外，以文章来结交老朋友，我很感动。”吴康民表示，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在媒体发表时评文章，“但不敢惊动总理，总理确实太忙了。”

 附文：党内两派和平共治？

作者：储建国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成为反对党外和党内专权的金口玉言。当今的中国，“党外有党”的道路走起来很难，但“党内有派”的道路有越走越畅的趋势。

　　有人认为近些年来，民族很爽，民生很难，民主很死，主流语言的表达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然而，这些年来，政治上也并非乏善可陈，如果细心地观察一下，政治宽容度还是在不断扩大。具有某种政治敏感力的人会感觉到，左右派已经从知识的派别演变为政治的派别，而且越来越公开地表达各自的主张。对此，中国领导人没有强硬地压制，而是在温和地疏导。领导人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一个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来统一思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党史上的残酷斗争心有余悸，害怕出现新的悲剧。现在尽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统一的思想，但它的包容性太强，装进了太多的甚至相互冲突的东西，因而只能带来符号上的统一，而不是实质上的统一，不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具有鲜明的立场。

　　在这种局面下，领导层也有一种担心，那就是局面会失控，尤其是党内思想的不统一，会带来治理的混乱。然而，不知道是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目前党内的左右派开始悄悄地分化组合，从舆论阵地到队伍排列，一切好像在有序地进行。

　　这样的过程，需要强有力的人物来推动，也需要强有力的人物来维持。作为推动者来说，有两个人物不得不提，一个是温家宝，一个是薄熙来。可能大家心照不宣地认为，前者代表了党内的右派，后者代表了党内的左派，不管他们自己心里怎么想，其言行在公众心理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定论。当然，如果恰当一点，他们所代表的左右派前面还应该加上“温和”两个字。这两个字意味着温家宝代表了右派中偏左的部分，而薄熙来代表了左派中偏右的部分。这种倾向符合常态政治中的竞争规律，也就是向中间民众靠拢。那些偏向端点的右派和左派尽管对温和薄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是在他们自己不能形成强有力派别的情况下，也只好分别勉强地支持他们。于是，在他们的周围，就形成了数量可观，阵势强大的两种政治力量。他们在党内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党外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对于这两个派别的出现，观察家们还没有足够的敏感和深度的分析。但国家领导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化，似乎开始从政治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在谋求一个妥善的应对策略。从左右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最高领导人的不同态度。由于他们所掌握信息的不充分，不平衡，这些态度也许不能算定见。有一种态度很有代表性，认为最高领导人对这种现象缺乏有力的干预，表现得似乎无所作为，那种“不折腾”的语言其实就是不作为的真实写照。其实，在目前阶段，不作为也许是更好的作为，是深谙政治发展之道的表现。既然左右派都有了作为，那么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不作为，就意味着肯定他们各自的作为，如果硬是要作为，就有可能压制了某一方，偏袒了另一方。

　　当然，如果从国家政治发展的角度考虑，适当的作为还是必须的，这不是那种压制性的作为，而是借助双方的力量，形成一种和平共处，甚至和平共治的机制。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是让两派都有了表达的机会，有了舆论的阵地，至少在公共言论中能够和平共处，走出了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

　　然而，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共治，还需要迈过一个比较高的台阶。目前看来，和平共处在党内党外正在实现，但和平共治则暂时只能在党内实现。这里的“共治”是共同治理国家的意思，进一步说，是指有组织的力量通过和平竞争，而不是残酷斗争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的一个飞跃，其意义不可限量。

　　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可能会在两条线路上来展开，一条是思想的线路，一条是组织的线路。就思想线路来说，这些年来左右派的知识竞争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思想资源，现在可能会出现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系统性理论表达和政策主张，以成为政治派别长期立足的思想基石。就组织线路来说，左右派需要分别围绕强势的领袖人物，形成核心-外围的团队力量，以便在未来的政治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经验表明，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再好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只能昙花一现。

　　目前能够带来较强预期的是两位代表性人物都表现出了强势。温家宝尽管看上去比较柔和，但柔和中透露着一种执着，尤其是关于推动政改，至死方休的言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然而不利的是，高层领导还没有人出来公开支持他的言论，而且他很快就要卸任，影响力会大打折扣。当然，如果要兑现至死方休的诺言，那么卸任后会做更积极的努力，也许活动空间更大一些。更重要的是，需要年轻一点的代表性人物，以便更有力地团结温和右派，以克服右派历来缺乏团结的毛病。否则，右派的前途比较堪忧。

　　薄熙来的强势写在脸上，溢于言表。在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他独树一帜，在有独立王国传统的西部打开了新的政治局面。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唱红打黑，大搞民生，赢得了下层人民的欢呼，受到了左派人士的青睐。他的表达简洁明亮，他的行动快速有效，具有魅力型领袖的诸多特征。他将一些大道理讲得通俗易懂，而且极具挑战性，譬如说“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才是生产力”几乎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这么一位人物，会成为左派力量动员人民的强大资源。他的出现，让一些反对搞竞争性选举的左派换了脑筋，改变了想法，因为如果实行竞争性选举，左派力量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由于形势的发展，右派面临某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出于一贯的政治理念，他们必须支持竞争性选举，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搞竞争性选举，他们就有可能变为在野力量。但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的中国，左右派的主流观念都没有办法合乎逻辑地反对竞争性选举。

　　况且，那种更普遍、更直接、更平等的竞争性选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承诺，在革命年代曾经尝试过。毛泽东说，苏维埃政权的最大特征就是普遍平等的选举。在陕北边区的民主建设中，一本政治手册上写道：“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无论是苏维埃民主，还是边区抗日民主，都是政权的大民主，而不是党内的小民主。如果要发扬这个民主传统，所要做的就不只在党内搞民主，更要围绕人大来搞民主，让中国的人大真正成为民主的典范。左右派争来争去，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办法拿出像样的反对理由。既然如此，何不就此达成共识呢？

　　在这个共识基础上，左右派人士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所能够做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格局下，分别团结在具有人格魅力的代表性人物周围，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政治派别，以实现左右共治的局面。中国的领导层也应该延续那种远大的政治气魄、高超的平衡技巧，为创新这种共治的机制，为实现和平有序的政治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如果顺利的话，红二代就能够与广大人民一起，成就不亚于父辈们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