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揭秘1963年下乡时有人受辱（图）

红色故事 2011-03-10 18:15:23 阅读62061 评论39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读史笔记：近日读定宜庄老师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书，看到了一个女知青因被炊事员陷有“鬼神附体”而受辱的故事，现摘编如下……

下乡的知识青年

　　北京市延庆农场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她响应党的号召，不顾家庭阻拦，毅然到农场参加劳动，表现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风寒，头晕发烧。农场会计吴成禄（地主子弟）、炊事员刘宝庭借口说她得了“邪病”，纠合本场工人王从正、孙全然，在15日凌晨2时闯进女宿舍，把李×从床上拽起，强行给她“辟邪”。吴成禄、孙全然把她的两臂拧在背后，王从正搂着她的腰，刘宝庭挥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认是“鬼神附体”，还用43厘米的钢针在她的头、颈、手指尖等处乱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针，有的针扎上去十几分钟才拔出。在这样横暴的折磨面前，李×严厉斥责吴成禄：“我是共青团员，根本不相信鬼神，决不向你们妥协。你是共青团干部（小组长），为什么搞迷信活动？”吴成禄竟又指使刘宝庭脱李×的衣服、乳罩、裤子，并乱摸乱抓她的乳房，腋窝和大腿。李×当时曾哀告他们不要这样污辱她，说：“我是个姑娘，你们这样污辱我，以后叫我怎么见人？”但他们依然不听，一直胡闹到凌晨4点多钟。他们走后，李×立即昏倒，以后十几天下不了床，经医生诊断，已患“反应性神经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识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刘宝庭竟威胁说：“以后也这样整治你们。”此事在全场职工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北京市委很重视这个情况，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吴成禄、刘宝庭两犯已被逮捕起来。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到，最突出的问题，是知识青年应有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领导，这里有领导者个人的问题，如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但是问题如此集中，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首先，这源于农场干部对知识青年的整体看法，这种看法也就是当时社会上对知青的看法。在政治条件以及其他条件都相对较好的青年或进入大学或应征入伍或留在城市就业之后，下乡和到农场的青年总会给人一种“被淘汰”的印象，这是无论怎样宣传都无法掩盖的事实。于是，在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一些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干部，会将这些青年看作是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来加以歧视；下乡青年本身所混杂进的工读学校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沾染了劣迹的流氓小偷等人，更使农场干部和职工加深对他们的偏见，他们都认为这些青年是城里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农场就公然称这些青年为“渣儿”。他们对于城市将这些包袱甩给他们非常反感，这股怨气当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下乡知青都被户口和粮食关系严格控制着，对于农场再不满意，真要离开，也有诸多顾虑，用上述例子中干部的话说，就是反正想跑也跑不了。这使当地干部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对于知识青年享有的是至高无上的、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他们可以对知青为所欲为。一旦认识到这点，后果就很可怕，动辄扣青年的工资、口粮，随意打骂知青，开批判会，甚至污辱女青年一类事件，便如上述那样层出不穷。本来，在这里，国家的政策、法律是应起到制约作用的，但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知识青年却没有任何手段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农场是知青集中的地方，农场干部对知青所享有的权力，往往超过人民公社、生产队干部，问题的出现往往便更明显、更集中；这一问题，到“文革”后知识青年大批到农场（当时多已改成兵团）去时，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唯一能对这些干部的做法起到制约作用的，是中央文件，事实上当时的知青和家长，也都将希望寄托在“中央说话”上。“文革”前，中央已经就农场干部迫害知青问题专门发出过两个文件，也可见问题发展的严重性了。（定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