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揭秘1963年下鄉時有人受辱（圖）

紅色故事 2011-03-10 18:15:23 閱讀62061 評論39 字號：大中小 訂閱

 

讀史筆記：近日讀定宜莊老師的《中國知青史·初瀾》一書，看到了一個女知青因被炊事員陷有“鬼神附體”而受辱的故事，現摘編如下……

下鄉的知識青年

　　北京市延慶農場女工李×，是1963年高中畢業生，共青團員。她響應黨的號召，不顧家庭阻攔，毅然到農場參加勞動，表現很好。1963年10月15日，因偶感風寒，頭暈發燒。農場會計吳成祿（地主子弟）、炊事員劉寶庭藉口說她得了“邪病”，糾合本場工人王從正、孫全然，在15日凌晨2時闖進女宿舍，把李×從床上拽起，強行給她“辟邪”。吳成祿、孫全然把她的兩臂擰在背後，王從正摟着她的腰，劉寶庭揮舞尖刀，大吼大叫，逼她承認是“鬼神附體”，還用4��3厘米的鋼針在她的頭、頸、手指尖等處亂扎，有的指尖被扎了四五針，有的針紮上去十幾分鐘才拔出。在這樣橫暴的折磨麵前，李×嚴厲斥責吳成祿：“我是共青團員，根本不相信鬼神，決不向你們妥協。你是共青團幹部（小組長），為什麼搞迷信活動？”吳成祿竟又指使劉寶庭脫李×的衣服、乳罩、褲子，並亂摸亂抓她的乳房，腋窩和大腿。李×當時曾哀告他們不要這樣污辱她，說：“我是個姑娘，你們這樣污辱我，以後叫我怎麼見人？”但他們依然不聽，一直胡鬧到凌晨4點多鐘。他們走後，李×立即昏倒，以後十幾天下不了床，經醫生診斷，已患“反應性神經症”。和李×同住一宿舍的其他五名女知識青年，目睹此事，曾出面制止，但劉寶庭竟威脅說：“以後也這樣整治你們。”此事在全場職工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北京市委很重視這個情況，指示有關部門認真處理。吳成祿、劉寶庭兩犯已被逮捕起來。

　　通過以上所舉的例子已經可以看到，最突出的問題，是知識青年應有的權益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女青年尤甚。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在於領導，這裡有領導者個人的問題，如文化水平低，素質差。但是問題如此集中，顯然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首先，這源於農場幹部對知識青年的整體看法，這種看法也就是當時社會上對知青的看法。在政治條件以及其他條件都相對較好的青年或進入大學或應徵入伍或留在城市就業之後，下鄉和到農場的青年總會給人一種“被淘汰”的印象，這是無論怎樣宣傳都無法掩蓋的事實。於是，在片面強調階級鬥爭的環境下，一些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的幹部，會將這些青年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少爺小姐來加以歧視；下鄉青年本身所混雜進的工讀學校學生甚至在社會上沾染了劣跡的流氓小偷等人，更使農場幹部和職工加深對他們的偏見，他們都認為這些青年是城裡不要的“渣滓”，北京一些農場就公然稱這些青年為“渣兒”。他們對於城市將這些包袱甩給他們非常反感，這股怨氣當然就宣泄到知青身上。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是下鄉知青都被戶口和糧食關係嚴格控制着，對於農場再不滿意，真要離開，也有諸多顧慮，用上述例子中幹部的話說，就是反正想跑也跑不了。這使當地幹部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對於知識青年享有的是至高無上的、基本上不受任何制約的權力，他們可以對知青為所欲為。一旦認識到這點，後果就很可怕，動輒扣青年的工資、口糧，隨意打罵知青，開批判會，甚至污辱女青年一類事件，便如上述那樣層出不窮。本來，在這裡，國家的政策、法律是應起到制約作用的，但在當時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知識青年卻沒有任何手段可以用來保護自己。農場是知青集中的地方，農場幹部對知青所享有的權力，往往超過人民公社、生產隊幹部，問題的出現往往便更明顯、更集中；這一問題，到“文革”後知識青年大批到農場（當時多已改成兵團）去時，就變得更加嚴重了。

　　唯一能對這些幹部的做法起到制約作用的，是中央文件，事實上當時的知青和家長，也都將希望寄托在“中央說話”上。“文革”前，中央已經就農場幹部迫害知青問題專門發出過兩個文件，也可見問題發展的嚴重性了。（定宜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