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耶魯大學法學院華裔教授蔡美兒(Amy Chua)憑藉她的《虎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在美國掀起了一場有關中西教育模式孰優孰劣的白熱化辯論，並一舉使自己成為世界上最富爭議的媽媽。

　　在這本出版當日即攀升到亞馬遜網站銷量排行第六名的新書中，蔡美兒宣揚了一種據說是“中國式”的教育方式——簡言之，即以課業成功為唯一導向的專斷高壓的管束和灌輸。例如，蔡美兒的育兒經中包括：“絕不允許”孩子看電視或玩電腦遊戲、自己選擇課外活動、成績拿不到A，以及不尊崇家長的決定選修自己喜歡的任何樂器……等等。所有這一切，顯然與歷來崇尚“尊重兒童個性”、“遊戲優先”……的西式教育理念全然背道而馳。

　　1月8日，《華爾街日報》書評版以《為何中國媽媽更勝一籌》(Why Chinese Mothers Are Superior)為題刊登了這本暢銷書的部分節選，立即引起極大關注。據稱，短短不到一周時間之內，《華爾街日報》網站上出現了4000多條相關評論;而在Facebook上，更有10萬多人次加入了關於“虎媽”的大討論。總的來看，雖然也有人認為蔡美兒的做法不無道理，但更多美國家長用“震驚”和“恐怖”這樣的字眼兒來形容自己對“虎媽”教育的反應，有人甚至表示，她對待自己女兒的方式幾近“虐待”，是“危險”的樣板……

　　將近一個月來，我一直繞有趣味地旁觀着海外媒體對“虎媽”和所謂“中國式”教育的紛紜眾說。但說句實話，作為一個“中國兒子”和“中國父親”，我對中西教育模式之爭本身並無十分濃厚的興致。我個人更有興趣探究的問題在於：蔡美兒究竟觸動了美國人的哪根神經，以至於他們為之如此興奮、躁動和不安?

　　我注意到，除了始作俑者《華爾街日報》，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雜誌等幾乎所有的美國主流報章都對“虎媽”現象做了大篇幅的報道和評論;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等也不甘人後;蔡美兒和她的書還上了美國國家公共廣播(NPR)和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的新聞和專題節目鏡頭;至於那些讀書類的報紙雜誌，更是對“虎媽”連篇累牘……最有趣的是，上周末剛剛落下帷幕的2011年達沃斯論壇上，個人身份與“世界經濟”一點也沾不上邊的蔡美兒竟也受邀前往發言。期間，哈佛大學前校長、克林頓和奧巴馬兩任美國總統首席經濟顧、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還一本正經地與她同台辯論……

　　表面上看，“虎媽”蔡美兒觸動的僅僅是一場有關教育問題的爭論，但若從更為深層和隱秘的層面觀察，“虎媽”現象折射出的是一種瀰漫在整個美國社會中的焦慮感。

　　崇尚個人主義，鼓勵冒險創新、反對政府管制……這些便是長期以來人們所熟知的美國精神和美國夢。對絕大多數頭腦並不複雜的美國民眾來說，這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更是一種道德上善的要求。而隨着美國在過去的20世紀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們所認同的這種內在“善”的價值又同外在的“成功”根深蒂固地聯繫起來。也就是說，正是美國人追求的正確的價值觀，造就了美國今日的世界第一。

　　新世紀頭10年對驕傲的“揚基小子”來說，真可謂流年不利：先是深不見底的反恐戰爭泥淖嚴重消耗並削弱了美國的國家實力;之後，肇始於華爾街的全球金融又沉重打擊了美國經濟……而同時期中國經濟及政治、軍事各方面實力的迅速崛起，更令他們深切地體會到了此消彼漲之間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在當下的美國國內，尤其是精英階層，一股懷疑和失敗的論調甚囂塵上。由此，在我看來，不論參與爭論的美國人意識到與否，“中國虎媽”之所謂紅遍美利堅，其精神層面的意義早已遠遠超越兒童教育領域。蔡美兒的教育方法所象徵的，其實就是近來論述汗牛充棟的所謂“中國模式”，仔細瞧瞧它那些處處於美國精神背離的可惡內容：家長主義、威權管制，哦，還有藐視個體的集體榮譽……

　　因此，最新一期《時代》周刊的封面文章一語中的：“中國虎媽”捅到了美國的“痛處”。文章指出，“虎媽”引發的激烈反應有其深層原因，美國人越來越擔心輸給中國和其他正在崛起的國家。“虎媽”正將自己的孩子培養成統治世界的“虎崽”，而“意志薄弱”、“縱容放任”的西方人的後代沒有做好在嚴酷無情的全球市場展開競爭的準備。 “通過犀利的筆觸，蔡美兒已使整個國家的父母開始自問：我們是她所說的輸家嗎?”

　　奧巴馬總統大概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了“虎媽”的影響。他在1月25日發表的任內第二次國情咨文，就旗幟鮮明地以提升美國的全球競爭力為主題。演講中他四次提及中國，並且耐人尋味地說，“(中國人)對子女的教育開始得更早、用的時間也更長，並且更強調於數學和科學……”

　　《時代》周刊有些自我安慰似地指出，這種國家身份危機並非新出現的事物。文章列舉了20世紀中曾同樣引起美國人巨大不安的競爭對手——蘇聯和日本及其相繼衰落的例子，末了，以典型的美式樂觀主義思維勸導讀者說，美國人應該檢討自己的自滿態度以及美國將永居第一的想法。“我們可以將她更宏大的主題作為一種激勵我們前行的動力——這種激勵是我們國人過去時常擁有的。”

　　但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時代》周刊的剖析雖然切中要害，但仍不能很好解釋籠罩在美國民眾內心的焦慮。因為競爭中的暫時劣勢對富於挑戰精神的美國人來說從來就算不了什麼，美國人素來最崇尚競爭，艱苦奮鬥、迎頭趕上就是了。真正值得焦慮的依然是根本的價值觀問題。

　　但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時代》周刊的剖析雖然切中要害，但仍不能很好解釋籠罩在美國民眾內心的焦慮。因為競爭中暫時處於下風對富於挑戰精神的美國人來說算不了什麼，他們素來就最崇尚競爭，艱苦奮鬥、迎頭趕上就是了。真正值得焦慮的依然是根本的價值觀問題。

　　如我之前已經提到的，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同屬西方，美國人與歐洲人的思維方式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分歧。歐洲人也同美國人一樣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但20世紀的挫敗和衰落經歷明白無誤地告訴他們，這些他們自視為“善”的東西並不一定能夠與“成功”劃上等號。因此，他們已經可以做到心安理得目送昔日榮耀的逝去，只要自己認同的生活方式能夠繼續保全下去。相反，美國短暫而輝煌的歷史不足以使它的人民切身感知人類歷史的這種無奈和複雜性。

　　我一點也不認為美國人會輕易地放棄自己的價值觀，為了看得見的未來競爭的成功而對“虎媽”及其“中國模式”心悅誠服。但在此刻，一定有一個問題像大山一般沉重地壓在年輕的“揚基小子”的頭頂上：假如代表了“善”的傳統“美國精神”在同代表着“惡”的當代“中國模式”的決戰中註定要敗下陣來，那美國該作出如何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