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此重视“平型关大捷”，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战斗规模不大的胜利，让中共在国内国际的形象一举改观，从颠覆政府的“叛乱集团”变为反击侵略的“抗日先锋”，收获了几十年政治红利。但不实之词只有在封闭环境下才能维持——这正是中共严防任何质疑、死守既定口径的原因


　　一场大肆宣扬的“大捷”，经不经得起学者认真考察

　　《读书之乐》第12期，2021年11月21日首播

　　◆高伐林


　　半年前读了一本电子书《平型关大捷研究》，有301页，作者是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严格地说，是一本书稿的电子版，在等候出版的过程之中——当然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中国目前并没有正常的学术研讨、历史探索的政治社会环境，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式，与中共几十年的党史军史宣传对不上口径，被彻底封杀是一点悬念也没有的。

　　这次节目，我想讲讲对这本书稿的读后感。姜克实教授应邀在明镜火拍做过多次视频节目，系统地讲过他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据我所知，他还有许多节目将在明镜火拍继续播出。那么我再讲，是不是多此一举，甚至喧宾夺主？

　　姜克实教授多次应邀在明镜火拍节目讲述抗日战争真相。

　　作者有作者的角度，读者有读者的角度。关键是，我感觉有些读者由于长期以来被误导，对抗日战争史有很多误解，存在三个思想误区：一个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个是“以己度人”想当然，最严重的是第三个，分不清政治宣传和历史求证的区别。此外有不少人，包括我，还存在若干基本知识方面的空白，例如对日本的兵制、档案制度，都不太了解。有的姜教授讲过，但中国不少读者不容易越过国情文化障碍和时间空间距离，我看到国内像知乎网上网民的讨论，有些显然是知道一些姜教授的研究成果，然而扭不过弯来。姜教授作为专家，不可能对大量一般性的问题介绍得很详细，我既然不是专家，倒有用武之地。
　　读到姜克实教授这本书稿的人很少。但是我在网上查到姜教授有一本书《日本档案中出现的平型关大捷》，我没读过，不知道是否就是同一本，我相信至少有若干内容重合，原始出处都是日本的档案嘛。

　　姜克实著《日本档案中出现的平型关大捷》

　　我读到的姜教授这部书稿中，详细叙述了平型关大捷的作战准备和经过，日方对手多少人，隶属关系、承担任务，武器装备如何，相当全面地澄清了不实之词。例如，他指出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中的战利品日本军刀、轻机枪都并非当时日军使用的；再例如，有些参战者回忆“老爷庙激战”日军派来飞机云云，经核查当天日军飞机出动记录，并无此事。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陈列八路军缴获的战利品。但这种刀，日军从未使用过。

　　这才是日军配备的刺刀。

　　不过姜克实说，他发现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歼敌人数。我这次也就集中来谈谈这个问题吧。
　　讲之前，我必须先澄清一下“平型关大捷”与“平型关战役”这两个概念，这两者指的并不是一回事。

　　平型关人们耳熟能详，但多只知“平型关大捷”，不知规模更大的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战役，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从1937年9月初制定方案调兵布阵，到10月2日全线撤退，历时一个月；
　　平型关大捷，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全部战斗都在1937年9月25日白天几个小时；
　　平型关战役，中方共有中央军、晋绥军、陕军和中共八路军共十万兵力阻击日军进攻；
　　平型关大捷，是其中八路军115师打的伏击战；
　　平型关战役，战场范围约数百平方公里；
　　平型关大捷，地点在平型关侧翼小寨村、乔沟山崖；
　　平型关战役，中方指挥官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第六集团军司令杨爱源；
　　平型关大捷，指挥官是115师师长林彪、政委聂荣臻。

　　记载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图书甚多，只讲八路军抗敌，基本上不提国军的战况。

　　我读过平型关大捷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年），出席者都是来自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教授，提交的论文几乎没有信息和思想含金量，基本上不理会平型关战役，最多是作为背景。没有一个人、一篇文章论及平型关战役中国军将士的作战经过、经验教训，虽然其浴血抗战事迹，尤其是许多烈士，同样是可歌可泣。
　　中共官史称平型关大捷“抗战爆发以来第一个大胜仗”，纪念馆、纪念碑修得非常隆重，书出了不少，从1937年宣传到1971年9月13日。
　　“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共骤然哑口无言，因为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官林彪竟然叛党叛国，出逃殒命，宣传起来实在尴尬，弄不好扣你个帽子：为林彪翻案唱赞歌！后来缓慢恢复，随着林彪这个名字重新脱敏解禁，才重新加大音量宣传。毕竟这次大捷是中共自命为抗日“中流砥柱”，能够亮出来的首要功绩。

　　115师师长林彪。摄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初期。

　　“大捷”歼敌多少？八十多年来中国提出过多种数字——
　　林彪在大捷第三天即1937年9月27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电报汇报“歼敌一千余人”；
　　115师的上级八路军的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9月27日给毛泽东电报中说“歼敌至少四五百人”。但电报中又说：“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令人诧异：林彪说过日军顽固，所以一个俘虏都没有。不知朱、彭从哪儿冒出了“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这个数字；
　　八路军总参谋处1937年9月向国内外发出的捷报中说“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直前，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敌官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这个说法太有才了：激战对手是“万余人”，没说对手死伤多少，只说“全部击溃”“被击毙者尸横山野”，弹性太大了。毛在给朱、彭二人回电中，解释“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朱、彭二人随后联名回复：“对外宣传，我们意见不必扩大。”

　　油画《平型关大捷》。

　　1938年，朱德关于八路军的工作报告中说“日军死伤二、三千人”；
　　1945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写《抗战八年以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说“歼灭了日军一个旅团四千人”；
　　中共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官方标准说法是“歼灭日寇三千”，平型关大捷纪念碑文上也是这样铭刻的；

　　平型关大捷纪念碑。碑文曾刻有歼灭日军“三千人”。

　　八十年代以后，数字有了变化——
　　在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任职的袁旭1983年提出“平型关战斗歼敌一千余人”，1991年写进《平型关战斗和百团大战若干史实的考订》；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里说：“击毙日军第5师第21旅（即坂垣师团第21旅团）1千余人”。这便成为后来的官方标准口径，成为新世纪以来的定论，目前中小学课本都采用这一数据；“百度百科”在“平型关大捷”词条中也这么说；
　　历史学家杨奎松2006年论文《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中估算为“数百人”；杨奎松另一文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说“最多消灭了日方四、五百人”；
　　而姜克实教授给出的数字是：“平型关大捷”击毙日军166名。
　　再详细、再精确一点，他这么说：
　　1937年9月25日那一天，在整个华北战场，其中包括在山西平型关整个战场，日军的所有阵亡者（包括被国军击毙与被八路军击毙），总计261名；其中被林彪115师击毙166名，包括两名中佐，60余名非战斗员的辎重特务兵。
　　姜克实是什么人？他的考证靠谱吗？

　　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

　　姜克实是日本冈山大学教授。专修日本近代史，日本近现代思想史。1953年7月在天津市出生。1969年，正值文革，他初中毕业当了知青去了黑龙江。之后当兵、当工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复旦大学读书，1983年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深造，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我要多说两句石桥湛山，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姜克实。

　　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

　　石桥湛山在上个世纪初进入新闻界，当过东洋经济新报社总编辑和社长，写过大量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文章和经济评论，例如，在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21条、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等几乎每个重要关头，他都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日本以“大日本帝国”为国号，他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概念：“小日本主义”，抵制日本对外扩张路线。
　　日本战败后他转入政界，72岁时担任日本第55任内阁总理大臣，可惜因病主动辞职，执政总共只有63天，从1956年12月到1957年2月，但他在日本政坛一直拥有重要的影响力，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逝世，终年89岁，周恩来致电哀悼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著有《日本金融史》等书，《石桥湛山全集》共15卷。姜克实教授研究石桥湛山有多种论著，当然都是日文，1993年获第14届石桥湛山奖，2010年获第41届谷口奖。

　　石桥湛山访问中国期间，受到毛泽东接见。

　　姜克实在冈山大学教日本近代史包括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等课程，但他的研究兴趣、发言范围，涵盖面更广。十年来他下苦功细细核查日本各种历史档案文献，对平型关、台儿庄、阳明堡、刘老庄、狼牙山等等战役，这些都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各部队各级的战损日报表、战役总结；军籍和户籍档案、遗属抚恤金发放记录、东京靖国神社和各县护国神社名录；近年来他的史料来源又增加了日本政府的《官报》。
　　护国神社与东京靖国神社有很大不同。死者的姓名要在东京靖国神社里立一个牌位，是有一定门槛、一定条件的，而各地方的护国神社，收录的是所有战争中死亡者，死于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都有记录。

　　东京靖国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为国战死的军人军属246万6千余人。

　　姜克实教授曾告诉我，他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整理1931-1939年日军阵亡者名单，已接近完成数据库：姓名，出生地，所属部队，何时、何地死亡……所有日军阵亡者，都可列出名单。他说过，每个信息，都要用三个以上的可靠信源交叉验证，精确到人，查出有名有姓的死者记录。《平型关大捷研究》书稿中对日方阵亡者的考证，就是遵循这样的原则和方法。

　　姜克实考证辨析，这张“平型关大捷”作战照片，其实是台儿庄战役所摄。

　　为什么在五花八门的数字中，我要相信姜克实教授的数字呢？一开始吸引我、让我顿开茅塞的，是两点：
　　第一点，他非常反对用“歼灭”“死伤”“日伪军”“敌人”这一类内涵和外延都含糊的说法；“歼灭”，什么才叫“歼灭”？“日伪军”，日军多少，伪军多少？伪军是个什么概念？尤其是“死伤”，姜克实认为伤者人数是很难纠缠清楚的——因为各方对负伤的标准，差异极大，轻到弹片擦伤，重到必须紧急送到战地医院开肠破肚挖眼截肢。而死者才无可置疑，死就是死，没死就是没死。
　　第二点，姜克实强调要划清对外公布的“战果”和内部呈报的“战损”这两者的界限。“战损”就是作战损失。他说，对外宣扬战果有很强的政治宣传意味，中日双方都渲染自己一方的战果，有时水份大到无法掌控的地步，像刚才我举例说的“击溃万余敌人”。交战正酣之际，用“战果”来长自己士气、挫敌人威风，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战争过去之后，作为历史研究者、记录者，就必须恢复史实本来面目。中方要记录自己的“战果”，应该以敌方内部统计的“战损”真实数字为基本依据——日军的“战损”，才是我军的实实在在的“战果”。
　　我相信姜克实教授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主要依据了日本的档案。

　　日本档案制度相当完备。

　　日本在侵华之前就建立了现代国家的档案制度，非常系统，非常全面，非常规范；而且档案就是对内的，与对外的宣传，完全是两回事。姜克实教授在《平型关大捷研究》书稿中，有这么一段：
　　旧日军档案贵重处一，在于多为事件当时的记录，如1937年作战当时留下的战斗详报、命令、统计、电报、报告书等，其价值远远要超过带有主观性、时间差的口述、回忆。
　　贵重处二，在于又是由于战败才得到解密曝光的军内机密资料，并不是对外宣传，而是为了将来作战参考留下的战斗记录，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进行下一步作战。所以基本上没有政治宣传的水分。由于记录者多接受过军队的专业教育，所以记录方法格式严谨，基本情报（时间，地点，部队编制，命令，行动过程等，死伤数据等）丰富、客观，对再现、复原战斗过程，用兵部署，死伤、损失情况等具有较高的价值。
　　这个说法，我得到一个佐证：杨奎松教授在《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

　　杨奎松教授称许日本各种档案记录相对可靠。

　　日本战史资料相对可靠，除了它的军事和作战史料保存相对比较系统和完整外，也和日本军制及户籍制度有关。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和预备兵役制，每个师团从士兵到中下级军官都来自于同一师管区，平时亦驻守该地区。而日本实行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绝不会出现如中国抗战期间军队随便抓丁拉夫，逃了死了连姓名都弄不清楚的情况。自然，日方史料也并非完全可靠，一般基层不瞒报，故战斗详报较可靠，但上层有时有瞒报，因此也需要注意鉴别。
　　杨教授说：“一般基层不瞒报”、“上层有时有瞒报”，而姜教授恰恰是一竿子插到底，插到“不瞒报”的基层。

　　平型关大捷战场，航拍俯瞰。

　　姜克实还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日本这个国家的战损记录可信。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年代，虽然是军国主义分子当政，虽然我们称之为“日本法西斯”，但已经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征召入伍是政府行为，政府必须要对国民负责，按照法令对战死者遗属要承担抚恤救济的义务，一切都有记录，一切明文规定，不可能瞒报。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说：“日军人员死亡及伤残需要从原地区补充，因此伤亡，尤其是死亡的统计必须严格、准确，才能向家属和民众有所交待，从而有利于征补新的兵员。”如果某场战役，明明死了一千，却只报五百——那么另外那五百人的家属就要问政府：人哪儿去了？没死，人在哪儿？死了，该发给我们的抚恤金呢？

　　日本军人长期受到“大东亚共荣圈”宣传和武士道精神洗脑。

　　日本侵华之前，已经实现了军队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不仅指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也包括管理制度的程序化、规范化。日本陆军的编制，从低到高是分队、小队、中队、大队、联队，旅团、师团。
　　分队：13人，相当于中国军队的班，每分队有一挺轻机枪；
　　小队：54人，稍大于中国军队的排，有三个分队和一个掷弹筒分队，三个掷弹筒；
　　中队：181人，远大于中国军队的连。包括三个小队。一个中队拥有9个掷弹筒，9挺轻机枪；这个火力，就比中国军队要强大多了。
　　大队：1100人，大于中国军队的营，却小于团；包括四个步兵中队，一个运输中队，一个机枪中队，一个炮兵小队，等等；
　　日军单一兵种最大的作战单位是联队，3800人，远大于中国军队的步兵团；再往上，是旅团、师团，这里就不细说了。

　　平型关大捷主战场。

　　日军如实填报人员和武器的战损记录，有其非常现实、非常功利的原因：如实填报才能让上级掌握真实情况，以便部署下一步作战，补充兵员设备。如果瞒报，例如一个日军小队，明明阵亡了一半，却谎称一人没死，那么他的上级中队长、大队长按照满员来部署攻防，岂不自己吃大亏？
　　这里，杜绝虚假浮夸、防止瞒报少报的，并不是靠“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忽悠和忠于天皇的“觉悟”，也不仅仅靠每个军人的责任心、荣誉感、严细作风，而是靠一环环扣紧的制度，靠人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动机。
　　对外夸大战果这种事，不仅中共、国军都这么干，日军同样也这么干。姜克实指出：日本有所谓“大本营发表”，专门鼓吹大日本皇军辉煌战果，在日本早就成为“谎言”的同义词。日本学者要记录中日战争日军的战果，同样不能凭日本军方无日无之对外发布的那些“战报”，而要查阅中方的档案中的战损数据。

　　这是一张著名的事后补拍的照片。

　　将上面说的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对姜克实统计的平型关大捷毙敌166人就好理解了。
　　林彪115师伏击战实际打响的是两场战斗，战场相距一公里；受到重创的，是日军两支队伍。一支，是从前方开往后方、从平型关口驶向灵丘方向的“北支那方面军第六兵站自动车队”两个自动车中队；另一支，是从后方赶往前方、行军前往平型关口的日军21联队的一个小型混合行李部队。
　　第一支日军，这两个自动车中队，矢岛中队在前，中西中队在后，在本部长新庄淳中佐和两名中队长指挥下，与八路军115师约3千官兵激战近4个小时。其中矢岛中队进入伏击圈，中西中队大部分没有进入伏击圈。
　　参加战斗的人数，有矢岛中队全员176名与辎重兵特务兵15名，新庄自动车本部人员7名；另外还有闻讯前来支援的第21联队第12中队所属的步兵一小队，再加上中西中队的部分人马，姜克实估计，日军参战人数最大能达到350名。
　　新庄中佐在一打响时就冲到了前面指挥战斗，被我军击毙。但这支部队并没被全歼，而是最终放弃了车辆，后面那个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剩余官兵，撤回了关沟村。
　　姜克实教授在书中列出了日军自动车部队全部死亡者名单，其中一名为“战伤死”，即战斗中负伤，后不治。姜教授称，这是“经过多重检验的准确数字”。
　　第二支日军，是从相反方向前来的近百人行李队，包括15名武装护卫队员。这是从第21联队所属的第一大队、第二大队、联队本部这三个单位的行李队中，各抽调部分人员混合编成的。姜克实教授解释：在日军步兵常备师团的编制中有行李队人员，兵种为“辎重特务兵”，二等兵军阶，从事调教马匹、搬运物资等体力活，每人发给一把刺刀护身，不装备步枪，或者数人分用一支轻便式马枪，一般不参加战斗，也谈不上精锐部队。
　　姜教授查明：碰巧遇到而随这支混合行李队一起行军的，还有司令部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一行7名，归队散兵5名。这第二支日军被全歼，只有七人逃脱。

　　平型关大捷战场成为红色旅游景点，但分布图上没有国军平型关战役的重要地点。

　　我在阅读时产生过疑问：击毙日军，是不是另外还击毙了若干所谓“皇协军”，如朝鲜、台湾、蒙古、以及从伪满征召的伪军呢？
　　姜克实的书中也用档案史料说话：日本是何时下令征用朝鲜、台湾兵员的，规定他们担负什么任务。他明确地说：在平型关战役中没有任何伪军。
　　即使击毙日军的数字远没有过去宣传的“一千余人”那么惊人，但中国面临这样强大、这样凶悍的对手，歼敌166人也是“大捷”！所有英勇抗击侵略者的人，不论是国军还是八路军，他们英勇悲壮的事迹，我们后人都应该缅怀、追念。而且，弄清真实的历史、还原确切的数字，也正是我们后人的责任，是我们缅怀、追念内容的组成部分。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