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医疗事业的道路选择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医疗事业的根本方向。“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是旧社会的悲惨景象，以致解放前的人均寿命才35岁。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最早提出“医疗事业必须是人民事业”，并且还讲到：“国民卫生，离开了几亿农民，岂非成了空话?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56年，他特别批评了少奇同志，说卫生部搞成了“城市老爷卫生部”。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指导新中国医疗事业的主导世界观。

　　2，唯物辩证法是新中国医疗事业的思想武器。旧社会，中国医疗事业极其落后，中医跟不上，西医发展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医学界普遍有尊“西方权威”的形而上学思想，外国医生说治不了，中国医生就不敢突破，外国医生讲到了极限，中国医院也认定到了极限。毛主席提出：“客观现实世界的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认识实践也没有完结，医疗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永远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权威是可以打倒的，极限是可以超越的。”新中国医疗事业的快速发展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

　　3，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正确途径。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新中国医学事业并没有固步自封地排斥西医。毛主席曾要求：“中西医要团结，要相互学习，要运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中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医学界热烈展开的新医疗法和新临床实践，对提高对各类疾病的疗效作用明显，深受劳动人民欢迎。

　　新中国医疗事业的故事点点

　　1，“合作医疗”是新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旧社会，不要说别的重病，就连血吸虫病都无能为力，夺去了大量贫苦百姓的生命。在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之前，即使是感冒这样的小病也无法在村里得到医治。病人中的10%需要住院，2%属重大疾病，九成以上是小病小痛。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以后，那九成的小病小痛直接可以在村里解决。对于要住院的那部分病人，合作医疗大体分了两个阶段：1957年至1964年是第一阶段，医药费实行大队包干，患者只出挂号费;1964年以后，采取三级分担，分别是大队、生产队和社员。1970年，曲江县群星大队共有人口3000人左右，一年的医疗总费用不超过8000元，包括农村用药和住院费用。山西省武乡县烧高角大队共400余人，一年总医疗费为1100元。当时的医院，不是赢利性单位，医院和医生都不会动歪脑筋在药价、药名、药剂量、检查费和手法术费上面做文章，大家对可能的花费都比较容易做计划，进了医院，也不易发生纠纷。物价稳定，是保证当年合作医疗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2，“赤脚医生”是人类历史的全新创举。赤脚医生，刚开始并不是一个职业名词，是上海郊区人民对半医半农卫生员的亲热称呼。在毛主席发表《送瘟神》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防病治病的革命热情，地方各医院大批量培训和带教了半脱产卫生员，当时叫“三脱离”培训，具有正规化和系统化特点，大村有三名以上卫生员，小村至少保证有一名卫生员，他们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农村的卫生网从此建立了起来。有了众多的卫生员，全国可投入血防工作的人达上千万，让血防与生产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不耽误生产，又不耽误除害斗争。

　　赤脚医生的最大好处在哪里?在接地气、接人民，医疗重心全面下移，覆盖面快速提高。旧社会，传染病没有防控体系。新中国成立初，医疗力量也不足以解决全面防控问题。自从农村全面布局赤脚医生以后，传染病防控工作得到全面落实，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绝大部分过去无法医治的传染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是绝迹。

　　赤脚医生还有一个功能是就地培训卫生员帮手，在血吸虫病防治高潮期，赤脚医生是严重不够用的。怎么办呢?由赤脚医生再临时培训社员卫生员，学会之后，赤脚医生带着卫生员一起工作，在每个村，都能看到一帮人瓶瓶罐罐地摆满一屋。最后，实现了全国送瘟神。

　　3，“红医班”是提高工厂医疗水平的中国式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不只是农村缺医生，工厂在快速扩张中也缺少医生。怎么办呢?当时部分工厂就成立了红医班，比如说，上海第三钢铁厂，他们组织100多名工人赴上海华山医院学习，学习内容除工厂救伤、救急、骨折和打石膏手术处理以外，还学习治疗高血压、矽肺病、肝病等常见病，学习方法是“以课堂为辅，以实践为主”。学成之后的红医班学员回到工厂，绝大部分都能够直接看病，部分学员很快就能做简单手术。

　　4，“中西医结合”得到真正的落实。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除西药极其紧张，不能满足实际需求之外，部分西药的药效还不太好。于是，中国开展了全国性中草药开发热潮。中草药，农村取材方便，药源丰富，止血、止痛、治关节病、治痢疾、治外伤、治骨伤等方面都表现突出，象后来屠呦呦等专家组开发的青蒿素还能治疗疟疾这样的世界性疾病。中草药对胃病、肝病和肾病等方面也有很好的疗效。空军某部医院韩玉芬医生用中药治好了西医认定必须锯腿的脉管炎;南京部队某医院副院长王忠用中医耳针疗法治好了很多损伤性疾病及遗尿症;广州某部队第二门诊部慢性病防治小组用水针疗法治疗慢性腰腿痛;兰州部队开创了经络综合疗法。到1969年的时候，为了方便群众，中国开始办中药加工厂，把中草药大批量制成丸、膏、散、丹及注射剂，改变一看病就拿一大袋药的局面。

　　5，新中国医疗事业有一种不受权威制约的创奇迹精神。一般来讲，越落后的地方，就越迷信权威。然而，新中国的医生不是这样，他们都有一股不服输、不信邪的精神，尊重权威，但又不迷信权威，坚持唯物主义，尽量减少禁区。1968年11月1日，北京礼花厂17岁女工王世芬，因事故被烈火烧伤，后被送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王世芬的三度以上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皮肤全层、皮下组织、肌肉乃至骨头都被烧伤。按照权威看法，在当时条件下，这样的病人是没办法救的。但是，医院没有放弃，一场大抢救全面展开，第一阶段成功让她度过了休克期，随后，出现了“早期绿脓杆菌败血症”临床现象，部分医生出现悲观情绪，治疗小组没有悲观，继续按会商方案治疗，上海华山医院及时送来了新研制的特效药，北医附一医院职工积极为王世芬献血，天津医院、上海东方红医院、解放军医院和北京中医院都派医疗专家前来支援，上海第四制药厂临时加班加点赶制特效药。在北京、上海和天津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被认定不可能抢救的医学奇迹在王世芬身上出现了。

　　6，新中国的医疗重心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过去，中国普遍的问题不是癌症发病率高，是常见病发病率高，由于基础薄弱和经济条件限制，中国不可能把精力放在尖端医学上，抓主要矛盾成为当时医疗事业的着力点，保证大医院各类疾病都有相应的科室医生，努力把医疗体系构建起来是当时的头等大事。中国的全国性医疗体系就是那个时候构建的。

　　7，“防治并举，预防为主”是新中国医疗事业的典型特点。毛主席当时有一个指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按照这个指示，全国上下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群众运动，定期清扫街道和院落。见“治”不“防”，是抓了标，丢了本，只会打被动仗。防病，不一定需要很高级的药品，对行之有效的土方和验方也要推广，把土方和验方做成小册子，简便易学，节省开支，取材容易，平时做到了，常见病就不常找我们了。防与治的方针，体现得最好的方面就是消灭血吸虫病。

　　8，医疗事业必须尊重唯物主义生命观。人总是要死的，这是终极规律。新中国初期，在各地实际条件下，对于有办法治疗的病人，基本上都能按同一标病治疗，不排除少数干部稍为特殊一点。但是，从整体上讲，绝大多数人的医疗待遇是平等的，极少看到享受过度医疗在医院等死的情况。因收入差距小，也基本不存在花钱买生命时长的情况。在合作医疗时代，大家都遵循毛主席提出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教导。政策公平，就极少看到病人因为治不好病骂医生、打医生甚至砍医生的情况，不排除有个案。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在病人眼中是很神圣的，能治好病，是医生的功劳，治不好，是自然规律。

　　有关医疗事业，我还是要套用一下毛主席的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原则的问题。人类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正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结果。毛时代的医疗就是做到了人人看病不要钱，按需防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医疗工作者的服务对象，医护人员是人民心中的白衣天使。医院的名称都是XX人民医院，进入医院往往见到的第一个标语就是毛主席的话：“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由这样一种为资产阶级法权所结成的中上官僚层所统治，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可见并不是探本溯源之论了。

　　毛泽东从来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国家机关内的官僚主义问题。1972年11月14日，福建省莆田县有个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诉说他的大儿子下乡后的遭遇：“每年的口粮只有湿谷二百来斤（晒干、脱壳后约为一百斤米），大半时间要回家吃黑市粮……”在乡村无处住宿，“有关部门不加过问，完全置之不理”，“可是一些政治舞台上有势力的人物”，当初装模作样地带头送子女下乡，风头一过，就“借口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把他们调离农村，安排当工人、上大学、参军，他愤愤不平地写道：“面对着我们社会上‘走后门’成风和任人唯亲的现实，政治上无依靠的一般群众的子女，便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份儿。”

　　五个月后毛泽东回信给他：“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此类事全国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人民卫生思想，把卫生工作和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始终，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毛泽东不是医生，更不是医学家，但是，作为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领袖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善于把党的群众路线和医疗卫生事业有机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民卫生思想，这对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人民卫生事业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卫生事业，并将其提到政治的高度来对待，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1951年9月，他在《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1](p.176)】
　　1960年，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针对一些省区市党委不太重视人民卫生工作的情况，明确要求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2](p.81)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人民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仅举一例可略窥一斑。据报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最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居然出现了“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种，蒿草遍地，荒塚累累”的悲惨景象。[3](p.276)对此，毛泽东忧心如焚，亲自主抓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5年至1957年，毛泽东多次亲临疫区视察，连续3年召开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他郑重指出：“血吸虫病流行范围广，一千万人受害，一亿人民受威胁，要认识它的严重性。”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指示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4](pp.54-55)“加强党对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的领导，是完成防治任务的基本保证”。[4](p.70)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大批医务人员奔赴疫区，对患者进行免费治疗，采取有效的消毒措施杀灭病源，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血吸虫病歼灭战，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于1958年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毛泽东时代，人民卫生事业稳步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医疗健康水平快速改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卫生事业，始终把人民卫生事业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人民卫生事业取得的一切成就也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
　　
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因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是卫生工作的原则立场。对此，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大力提倡、身体力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5](p.298)毛泽东明确提出卫生工作要面向人民大众。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医生等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6](p.1083)
　　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条件简陋，药品供应不足，医疗卫生事业极端落后，人民群众的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为了人民的健康，新生的共和国必须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卫生战争。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开展了艰巨的疫病防治工作。在他的重视下，1950年至1953年，卫生部连续召开三届全国卫生会议，集中力量研究解决人民卫生事业问题。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党和政府克服经济困难，几年内就基本建立起覆盖城镇居民的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险制度。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国城乡医疗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发出“六二六指示”，批评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7](p.387)由此，他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从此，以人民为主体、农村为重点、积极防治为内容、人民健康为根本的新型人民卫生事业开始推进，大批医疗卫生人员到农村去，到人民中间去防病治病，改变了旧中国医疗卫生以城市为中心、为少数人服务的状况。大批赤脚医生响应“六二六指示”的号召扎根农村，他们不仅提供医疗服务，而且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和自我保健。据统计，最高峰时全国约有500万赤脚医生(含农村卫生员)，他们成为我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主力军，为改善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医疗卫生史上的一个创举。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称：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①】
　　1950年6月，毛泽东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要求：“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8](p.351)次年1月，他再次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8](p.401)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祖国下一代和未来的重视与关怀。
　　1958年以后，我国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普及率偏低，成效一直不高。1968年，毛泽东对湖北长阳等地农民自发搞起的合作医疗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亲自批转了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合作医疗的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组织专稿大讨论，推介农村合作医疗。1969年起，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在全国推广，
　　【“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由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比重提高到60%，并且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9]】
　　干部保健特殊化挤占了大量卫生资源，损害了人民群众就医看病的公平性，毛泽东对此有所警觉。1964年，他指出：
　　【“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0](p.367)】
　　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要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并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制度，把他们调回医院参加诊疗工作，取消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特殊化。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1](p.363)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卫生思想。
　　
三、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

　　毛泽东认为，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具体体现，医务工作者要恪守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把赚钱作为行医的目的。
　　1941年7月，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又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从此以后，“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就成为医疗界职业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
　　毛泽东认为，要做到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一定要“政治好”，医生仅技术好是不行的，如果政治上不过关，就可能敲诈勒索病人，或者对病人不负责任。政治上过关是检验一位医生能否真正做到救死扶伤的试金石，为此，他强调卫生部门既要加强业务领导，更要加强政治领导。毛泽东还强调不能把行医当作赚钱的行当，要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他批评有些医疗单位：
　　【“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你看是赚还是赔?”】
　　他还郑重指出：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②】
　　毛泽东认为，医务工作者应以缓解人的生老病死等身心痛苦为己任，在执业实践中要富于恻隐之心、胸怀良知仁义、践行人道主义，这就是所谓的救死扶伤。长期以来，毛泽东的伟大号召已经成为我国医务工作者的行动指南，“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医疗卫生行业职业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还认为，真正做到治病救人、救死扶伤，还要发扬精益求精的精神，刻苦钻研医学技术，提高看病本领。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12](p.660)】
　　他号召大家学习白求恩“精益求精”的精神，他认为，医生从事着攸关性命、至关健康的特殊职业，可谓掌握着病人的生死存亡之大权。这种职业性质和职业特点，决定了医生不仅要医德高尚、对工作高度负责、对患者极端热忱，而且要医术高明、对医学求索不已、对技术精益求精，这是一名良医应有的看家本领。
　　
四、坚持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认为，减少人民疾病死亡的基本方针就是预防，应当积极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坚持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贯穿于毛泽东领导人民卫生事业的全过程。
　　现代西方医学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了面向广大群众的预防措施。现代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过这一倾向，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人员的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预防保健基本服务。
　　毛泽东人民卫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结合我国当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实际，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思想，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病，而主要途径则是防患于未然，把疾病扼杀于萌芽状态，要把有限的资源向预防医学倾斜，实行预防为主的基本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亲自抓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达到了很好预防疾病的目的。1952年，他在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指出：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这里是指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对我军使用细菌战——笔者注)。”[13](p.1655)】
　　1965年，毛泽东在“六二六指示”中谈及医疗卫生技术路线问题时指出：“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高、难、深的研究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13](p.1656)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树立了一种与“以治疗为本”截然不同的思路，那就是通过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实行全民预防、群防群控，把医疗卫生服务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有效的、符合我国国情的。
　　毛泽东认为，讲究卫生就是最好的预防，卫生是一种文化，不卫生是文化落后的产物，应该在改变不良卫生习惯中创建卫生新文化。他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14](p.308)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改善人民的饮食居住卫生条件;要注意儿童的“好生保育”、防疫免疫等卫生工作;打扫环境、清理脏乱村，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这些卫生措施都旨在造福人民。因此，讲究卫生是人民健康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需要。
　　1960年3月，在《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再次阐述了做好卫生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环境卫生，极为重要”，“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15](p.149)毛泽东一再强调讲究卫生，着眼点还是放在预防疾病上，这些都是毛泽东“预防为主”的人民卫生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认为，医疗治病为了实现人民个体健康，卫生防病为了追求人民群体健康，这还不够，还要强调体育锻炼，这也是预防疾病的一种形式。毛泽东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他特别注重从青少年入手抓体育锻炼。毛泽东认为，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志于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艰巨复杂的工作。
　　
五、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医学也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了一定冲击。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理解中西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都应该一分为二。中医、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错误的。所以，排斥外来西医或是丢弃本国中医都是不对的，都是走了极端。毛泽东认为，中国医学药学是个伟大宝库，自古以来积累了丰富经验，是我们的珍贵遗产，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大贡献，中医就是其中一项，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当然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加以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努力发掘，进一步提高。但是中医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是缺少现代科学的阐释，缺少自然科学知识武装，在这方面要向西医学习、借鉴，要以西方的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规律。③
　　因此，主张“全盘西化”是不应该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十分推崇我国近代中医界关于中西医“汇通”的思想，他创造性地把统一战线理论运用于医学领域，提出了中医和西医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的思想。1950年，毛泽东给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16](p.698)1956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都要学，“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方法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17](p.472)这就是说，既要保留我国民族医学特点，又要超越古代中医的“新医学、新药学”。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命题和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毛泽东在推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历史功绩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我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保护了中医，并且与时俱进，提倡打破宗派主义，搞好中西医团结，提出中西医学要联姻以求融合，中西医队伍要联盟以谋人和，走中西医结合的新路。
　　
六、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旨在预防和减少疾病，保护人民健康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倡导“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6](p.1029)新中国成立后，为尽快控制疫病流行，改善卫生状况，1950年春天，全国军民联合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52年春，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对我国发动细菌战。为此，毛泽东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口号。一场规模宏大、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掀起，显著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当时正在中国调查细菌战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对此评价道：
　　【“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18]】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爱国卫生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爱国卫生运动以改善农村卫生状况、保护劳动力为主要任务，以“除四害、讲卫生”为主要内容。毛泽东把“除四害”作为爱国卫生运动防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55年，他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9](p.606)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发展。举国上下，各行各业，人人都是“除四害”的战斗员。至1958年11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消灭老鼠18亿8000万只，消灭麻雀19亿6000万只，以及大量的蚊蝇、蛆蛹和孑孓，同时清除垃圾295亿吨，积肥611亿吨，疏通沟渠165万公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万个。④这场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使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14](p.87)】
　　196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说：
　　【“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13](p.1657)】
　　毛泽东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人民卫生思想，把卫生工作和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始终，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1949年至1951年，接种牛痘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45%;1955年，全国范围内基本控制了鼠疫，1959年，基本消灭性病。1961年，我国比世界提前十余年消灭天花，结核、麻疹、脊髓灰质炎、百日咳、乙脑、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到1957年6月，全国已建立各级卫生防疫站1330多个，建立各级妇幼保健所(站)3800多个。以此为基础，党和政府逐步在全国建立起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体系。从1949年到1957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57岁。仅8年时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了22岁，尽管这里面有全国解放，结束大规模战乱的因素，但与医疗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到了70年代末，这一数字达到68岁，远远超过同期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健康就是生产力，1950年到1982年，随着中国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仅人均寿命增加创造的经济价值，就相当于GDP的22%;由于减少死亡率、发病率和因病缺勤而增加的国民收入，大约有1000亿元。⑤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人民卫生思想对于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